陆地战场上被俘
六清军长眠真田山
与日本军役夫混葬
风化严重
碑文难辨
清军战俘墓 被抠“降卒”字
“清国 李金福之墓”，“清国 刘汉中之墓”……位于日本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6名在甲午战争中被俘的清军陆军官兵，已经在这块土地上长眠一百余年了。
青灰色的雨笼罩下的陆军墓地中，墓碑林立，2014年7月3日，《法制晚报》“甲午遗证”报道组在墓地的东北角找到了6名清军官兵的墓碑，并献上了一束花，驻足良久，抚摸着百年前客死他乡的中国士兵的墓碑。
多年以来，人们一提起甲午战争，更容易想到的是以黄海海战为代表的激烈海战。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陆战的规模和交战次数远超海战，缺乏现代化管理的清朝陆军和陆战的失败，也是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
雨中探访
日本战国将军神庙后 藏着战俘墓
探访真田山墓地当天，大阪的天空正淅淅沥沥地飘着雨。记者乘日本轻轨列车到达大阪天王寺区的玉造车站。从车站下车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见一个小山上出现一座神社，里面供奉着日本战国时期的将军真田幸村。转过神社，后面草木掩映之下，赫然出现一片墓群，这便是真田山旧陆军墓地了。
墓地门前，两扇朱红色的大门紧闭着，只留了旁边的一扇小门供人进出。墓园门口的标牌上介绍着，这座陆军墓地建于1871年，墓地中伫立着超过5299块墓碑，分属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等战争中阵亡的军役夫、兵卒、士官、将校等。这里的“外籍”阵亡士兵墓碑，除了6块清军墓碑外，还有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俘的墓碑，他们与甲午战争中被俘清军一起葬在军役夫的区域。
7月的大阪是日本最热的月份之一，但在淅沥沥的细雨中，却有了些凉意。踏着被打湿的青草走进墓园，一股陈旧的泥土味道萦绕不散。墓碑鳞次排列，寂静久远，如穿越百年的默片。
放眼望去，整个墓地中除了一位遛狗的日本女士外，再没见到任何人。原来，这个墓园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专人管理了，但因为草木茂盛，环境优美，也有居民常常到附近遛狗散步。
“这里葬有中国士兵？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女士略带惊讶地告诉记者。
寻找清军
碑文模糊难辨 被挖去“降卒”字眼
要在5000多块墓碑中寻到这6座清军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记者注意到，在墓地门口张贴的示意图分别用数字和字母来标注墓地的分区以及所葬人物的身份。
记者按图索骥，用了约半个小时的时间，穿过花树环绕、呈整齐方阵状的大片日军墓，终于在墓园的东北角找齐了6座写有“日清战争 清国俘虏士兵”字样的墓碑。
这一区域的墓碑是高度不到1米的石碑，根据门口的示意图表示，这里埋葬的都是战争中的日本军役夫，为军方临时招募进部队负责搬运和拉车等工作的。他们是军队中地位最低等的人。日军将6名清军葬在这一区域，暗示着这六名清军在他们眼中地位低下。
这些透着深青色的石灰岩的墓碑被雨水冲刷得又黑又亮，但墓碑的用料不少已经风化，有不少墓碑上的字已经模糊难辨。
在记者寻找到的6个清军墓碑石碑正面，刻着墓主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刘起得、吕文凤、李金福、刘汉中、杨永宽和西方诊。和日本士兵墓碑不同的是，所有清军墓碑和德军墓碑上都有一个凹进去的长方形小白块。
根据墓地管理方的资料记载，这些外国士兵的墓碑上之所以会有这个小白块，是因为他们的墓碑上曾经写有“降卒”“被俘”“俘”等字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德关系日渐融洽，当地德国领事请求将德国士兵墓碑上的“捕俘”等侮辱性字样去掉。日方遵照办理后，也曾考虑将清军将士的墓碑按同样的方法处理。
“但是当时日方并没有及时处理。”曾经在日本各地寻访过甲午遗迹的旅日作家萨苏告诉记者，他在一次探访中从墓地的守墓人处获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听说有位中国将军要来收集、索还甲午战争时被日军掠去的物品，墓地的管理部门才急忙将清军将士墓的情况造册上报东京和中方。因为担心“降卒”等侮辱性字句引起中方愤怒，他们火速将其凿去。
仔细观察清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墓碑上的小白块，确实可以看出清军墓碑上的白块要新一些，二者不像是同一时期凿出来的。
“不过，中国将军最终没来。”萨苏有些遗憾又略带伤感地对记者说。
记者还发现，这里所有的墓碑都呈方形尖顶状。萨苏告诉记者，在日本的习俗中，只有曾英勇奋战过的军人，才会得到这样有荣誉的葬式。这也成了这些被故国遗忘百年的人们，最后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在那场失败的战争中，也有中国军人甚至博得了敌人的尊敬。
碑文背后
最早被俘吕文凤 曾是清国电信使
绕着墓碑仔细查看，记者发现墓碑的左右两侧，被刻上了墓主身份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等介绍，其中吕文凤的身份记录是“朝鲜皇城内清国电信使”。
“他应该是这场战争中最早被俘获的清军人员了。”中国海军史研究所所长陈悦告诉记者，清政府当时在朝鲜京城设有电报局和电报员，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吕文凤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日军捕获的。
在李金福的墓碑一侧刻有“河盛军步兵卒”的字样，刘汉中的墓碑一侧则是“清军马兵五品顶戴”。根据这样的番号，陈悦判断，这些人是被俘于1894年10月的辽东战场和1895年初的山东战场，“刘汉中可能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俘获的，也可能是从鸭绿江登陆的日军俘获的，李金福则可能是在山东战场被俘的。”
但是这些番号并不是特别明确，因此很难判断他们具体是来自于哪场战争。因为日方记载战俘的番号不是日本人判断的，而是战俘被俘后日方登记时自己报的。“这些人可能是一些新招募来的士兵，对自己的番号也不是特别清楚，只能报出自己的上级部队是哪个马兵部队以及自己的品衔。”
除了这三个人外，关于刘起得，西方诊、杨永宽三人的身份墓碑上均无介绍。
记者注意到，6人中最早的一人刘汉中葬于1894年11月。那时，中日两军依然在辽东平原上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那么他为何会被埋葬在距离战场数千公里外的大阪？
这就要从日军的策略说起了，陈悦告诉记者，当时的日军非常善于做国际舆论工作，所以战争中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涉。
“他们首先向西方国家保证，战争绝对不会触及西方国家的利益，同时他们也尽量按照西方国家的规则行事。比如在战俘这个问题上，他们就向舆论传达了一个我们不杀战俘的形象，所以他们捕获清军战俘后不是杀掉，甚至不是在中国设立战俘营，而是都用船运回了日本，最初拘押在军港的镇守府，而后则分散移交给一些日本的寺庙，由僧人负责看管。”陈悦说。
骑兵营长临终要求 “把我的官职刻上墓碑”
据萨苏介绍，他曾经从守墓人处得知，这里所葬的清军官兵是甲午战争中北洋的陆军官兵，而他们墓碑的另一边所刻的死亡日期也佐证了这一说法。根据墓碑上的刻字记载，6名清军中，吕文凤、刘起得、李金福、刘汉中均死于甲午战争期间的大阪陆军临时病院。其中李金福的墓碑上还注明了他“河盛军步兵卒”的身份，刘汉中墓碑上的身份则是“清军马兵五品顶戴”。他是埋葬在此的清军官兵中，已知军衔最高的一位。
萨苏告诉记者，“五品马兵，大体相当于骑兵营长。据守墓人提供的资料，清军军官刘汉中在战斗中负伤，为日军所俘，到大阪后，伤势加重。在死前，他似乎已知将不起，口中喃喃，似有所愿。日本医护不明所以，经找来其他懂日语的清军战俘，才明白他所说的是一条遗愿‘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然而，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华人老编辑，却通过对档案材料的详细追索，找到了问题真正的答案。
原来，这位名叫刘汉中的清军军官祖籍辽宁，家中世代务农，他是几代人中第一个拥有“官身”的。所以，他至死要把这份“荣耀”带入墓中。墓碑上的刻字显示，刘汉中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
4人墓碑朝北 希望能离故土更近
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吕文凤等4名死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清军墓碑上刻的都是“清国”字样，而杨永宽、西方诊的墓碑上刻的却是“故清国”，他们的死亡日期则是大正四年（1915），死亡地点为“帝国在役军人会西区联合会分会”。
“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后，双方交换战俘，日方在当年的八九月间，陆续放还了被俘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谭清远等官兵、中方洋员、百姓共计974人。”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介绍说，吕文凤等4名清军应该是在双方交换战俘前因伤病死在大阪陆军临时医院的，他们随后被就地葬在了真田山陆军墓地。而杨永宽、西方诊则应该是后来死在日本的。
这一区域的墓碑两排一组，两两相背，一排向北，一排向南。记者注意到，葬在这里的6名清军官兵，有4人的墓碑都是朝向北边。
“曾经有一个故事，逃亡北海道数十年的山东劳工刘连仁讲过一段话，我们小时候，一直听说日本的北面和中国是连着的，所以逃出来就往北面跑……也许，这些清军战俘在最后的时刻，依然希望能够离故土近一点吧。”萨苏说。
记者发现，墓园中每个墓碑前都有一个高约10厘米用于祭祀者插花的小圆筒，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墓碑前摆有花束。《法制晚报》记者将手捧的菊花一一插入小圆筒，默默祭奠清军的亡魂。
6座墓碑静静伫立，伸手摸去，一片冰凉。雨越下越大，在墓地中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听到一阵“咚……咚……”的声音。一开始以为是哪里传来的报时声音，却发现铃声响起的间隔非常不规律，有的时候超过半个小时响一次，有时候十分钟左右就响一次。正疑惑时，翻译小琦说：“那是后面真田山小学的上课铃声。”
原来墓地的背后是一所小学，但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却完全不同于记者曾经熟悉的轻快响亮的铃声。恍然大悟之时，绵延而悠长的“咚”声再次传来，仿佛在为长眠在这异国他乡一百多年的清军士兵哀鸣。
战败觞思
制度落后 陆军仍是旧式军队
然而，比起这低沉的“哀鸣”，整场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长达百年的刺痛。
在甲午战争中，无论从局部战役的次数、双方投入的兵力和对战争走势的影响上来说，陆战都远远超过海战。如果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惜败于日本联合舰队，那么在陆地战场上，清军则是一败涂地。
对于清军在陆地的失败，我们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清军将领的无能。其中清政府军队近代化程度不及日军，存在着严重缺陷更值得我们反思。
从军事制度上看，清军的制度近代化极为落后，缺陷众多，基本上仍是一支旧式军队。
根据当时的记载，从数字上来看，清朝陆军的整体规模比较庞大，有一百万出头。这一百万人当中，八旗占20多万，绿营占40多万，他们是有编制的国家军队，而且是子承父业的继承制，一代一代顶替下来，到了晚清时期，这60多万的国家军队已经是完全不会打仗了，但是清政府每年还要花2000万两银子养着这支不会打仗的军队。
那么真正会打仗的军队是哪些呢？
“是勇营，就是地方部队，而且是没有国家编制的，比如李鸿章的淮军。但是这部分军队的装备都是地方财政支出，再加上朝廷不会允许地方上拥有一支实力太强大的军队，所以李鸿章必须把这支部队的数量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也就5万人左右。”陈悦告诉记者，而这5万人中要对抗的却是日本举国20多万人的陆军部队。清朝陆军其他的部队都可以无视，都是不会打仗或者临时招募来的。
而且这支军队仍然停留在明代戚家军的一种模式，以营为单位，每个营500人左右。但是日本则是以军为单位，每个军是两个师团，人数为3万人左右。
“而李鸿章的这5万人其中有3万人都是被安排在大连湾、威海卫、旅顺等地驻守炮台，他们平时学习的都是使用炮台的技术，根本不懂野战技术，当平壤战场需要援兵，李鸿章将这部分人调过去，他们却根本不知道怎么进行野战。”陈悦告诉记者。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是陆战失败，海军的失败也是因为陆战战败。不夸张地讲，海上力量还有的抗衡，陆地战场上中日两国可谓差了一个时代，清朝陆军的古代化和日军的近代化使得实力相差甚远。
徐焰还提到，其实这样的体制缺陷也体现在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和军队都归天皇管辖，尽管这样的模式不被欧洲看好，但是日本相比于清朝却有着更具水平的指挥者和指挥体系，他们还有日本战时建立的大本营。而清朝一方面皇帝年轻缺乏战争指挥经验，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战时指挥机构，没有总参谋部，只有一个“古老的军机处”。
战争的指挥权虽主要由李鸿章掌握，但他作为政治要员，其军事指挥权必然要受到朝中政治斗争的影响。尤其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争夺，更是深入影响到了清军的战略制定、部队调度、人事任命等各个方面。指挥体制的混乱使清军对局势的发展难以迅速做出明确统一的反应，时常朝令夕改，前线将领无所适从。
从军事思想上看，整个清军，上至对战局负总责的李鸿章，下至广大士兵，均缺乏对近代战争的基本认识。
“李鸿章曾说过一句话，‘中国但有开花大炮与轮船两项，洋人即可敛手’，大意是只要我们有了大炮和轮船，西方国家就会对我们望而却步。这说明他的军事指导思想只是停留在器物方面。”陈悦说。
虽然李鸿章为陆军配备了非常好的武器，比如说毛瑟枪，都是使用连发的，甚至比日军的武器都先进得多，但是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北洋海军完全没法比的，因为海军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这只军队是一直跟着李鸿章打江山下来的，有的军头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李鸿章想改革，但是他改不动。
打仗比的是国力 后勤保障匮乏致败
另一个致命问题是清军缺乏独立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说到清军的后勤保障，陈悦用了“一塌糊涂”四个字来形容，称完全是古代式的后勤保障。
而清军的后勤保障糟糕到什么程度？陈悦举例说，天津小站部队和奉天沈阳的部队在同一个战壕作战，但是天津的部队可能在吃饭，而沈阳的部队可能在饿肚子。因为作战部队主要是来自地方的勇营而非清政府国家军队。后勤也是由各个地方提供，有的时候一个直隶省可能来了另一个地方的部队，但是他不可能花钱去为另一个部队提供后勤。所以最后还在旅顺出现了几个部队之间的士兵相互打架抢粮食的情况。
对此，徐焰教授也表示，从后勤保障上来讲，甲午战争中的清朝没有建立现代供应体系，也就是缺乏后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