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欣彩胜迎春早，已觉鸡人报漏迟。风色结寒犹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 —欧阳修《春帖子词二十首·皇后阁五首》
甭管宋代的夜生活有多绚烂，除过那些好吃懒做的闲汉，宋人多能坚持日出而作的传统。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倡言：“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喧讧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谓如赌博、打球、放风筝、笼养禽鸟等事。”苏东坡旅居惠州时，曾作《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漆床寄病容。报导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闻，《纵笔》诗北传开封时，让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抓住了把柄。章惇以此为由向哲宗参了苏东坡一本，苏东坡因而被贬往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其实，五更相当于现今的四五点，本不算晚，可是皇上一般在五点钟之前便得起床、盥洗，准备即将开始的朝会。即便到了一年中黑夜最漫长的冬至日，也只晚起一个小时左右。所以苏东坡也有点太过
乐天知命了。
宋人已可准确地知悉现前的时间，无须假助光影的移变来体悟时间的维度。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在《宋代开封研究》一书中说：“城市居民的生活自古至今，均受时刻的支配。在中国前近代的国都，精通精密水计时器的执事人员操控时计，准确报时，并根据时刻来控制城市居民的行动。”宋代最习用的水计时仪是“漏刻”，其原形是先秦军旅中的“悬壶”。悬壶最先是用作于水井的标识，后来
开孔注水，滴漏计时，用于值守人员的换岗。宋代漏刻计时已臻精善，报时制与报时器亦屡有增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燕肃造设了中国首台使用漫流系统的平水壶“莲花漏”，消除漏壶水位变化对流量的影响，提高了报时的精度。皇祐元年（1049 年），周琮、舒易简等人在莲花漏的基础上，再加一级平水壶，研发出“皇祐漏刻”，使水流更加均匀平稳，亦使宋代官用漏刻的精度再上一个台阶。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时为司天监的沈括创制“浮漏”，它由皇祐漏刻简化而成，有多个漏壶，并在出水口设“玉权”，以调整水量的盈亏与水流的快慢。沈括《浮漏议》即其使用说明书。
在宋代，一个完整的时间记录应包括年、月、日、辰、刻。1 天共分12 个时辰与100 刻，由于四季的昼夜有长有短，且月落日出等天象并非与人类的起居绝然吻合，因此100 刻并非均分于12 辰之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是日夜消长的4 大节点，宋代规定夏至日长65 刻，夜长35 刻；冬至昼45 刻，夜55 刻；二分之昼55 刻，夜45 刻。“更”和“点”是夜间特有的计时单位，在汉代“五
夜”的基础上，唐宋将夜分为“更”和“点”，夜分五更，每更有五点。在宋代历法中，在刻以下还有“分”“小分”“秒”等计时单位。各级时间单位往往不存在整数递进关系，不通数理的人观读《宋史·律历志》将会如坠五里云雾。
然而，宋代的时间换算有定律可循，简略地说，“大化小”用乘法，反之就用除法。文理兼长的读者们可去钻研更精深的宋代演算术法，此不再赘言。在漏刻与精算术的襄助下，宋人计时已能精确到分秒。准确计时是准确报时的先决条件，我们最谙熟的古代报时制就是“打更”。宋代的报更人是如何将现时的时间报知城乡居民的呢？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的晨鼓暮钟报时制已很谨严。官府和寺庙各有各的渠道。宫城专设报时吏人“鸡人”，到时辰的正点时，掌察时间的官员一将显示时辰的凭证“牌契”取出，鸡人就会报点。牌契分三种：一是“止鼓契”，早晨发出；二是“放鼓契”，黄昏发出，是为区分晨昏的界标；三是表示各个时辰的“时牌”。一天12 个时辰中，每个时辰都有鸡唱。皇城廷殿左右各置用于报时的钟楼、鼓楼，为了区分昼夜，白天时辰的报时，须在8刻后的20 分内“鸡唱”。鸡人引唱之后，官吏们再敲鼓15 下（正午击鼓150 下）；夜里每更的报时，则在每更之初，官吏改敲鸣钟。除晨昏与正点报时之外，宫城还有“鸡人三唱”的规矩，意即鸡人报时要伸展歌喉，唱词三遍。《明集礼》收录了一首宋代的“鸡唱词”：“天欲曙，淡银河。耿珠露，平旦寅。辟凤阙，集朝绅。日出卯，伏群阴。光四表，食时辰。思政治，味忘珍。”五更时的鸡唱是每日报时的重头戏，与别的时点报时大有不同。宋代的四季日出时间均是“卯正一刻”，此时亦是禁门开匙与官僚出勤的时刻。到五更二点时，官员发出“止鼓契”，五点，官吏击钟100 声，鸡唱击鼓，是谓“攒点”。攒点距卯正一刻颇近，宋人遂将攒点称为“六更”。鸡人报时已细化到白天的每一时辰与夜晚的每一更次，因此，住得离皇宫不远的官民都能准确掌知时间。鸡人报时也不止限于大内，京城的祭祀场所，如宫观、宗庙和陵寝等处亦有专人报时。朝廷还规定这些地方的报时“更以鼓为节，点以钲为节”，其伴乐与宫城有少许不同。外城与外州的居民也“冇有怕”。宋代佛寺林立，它们都有“晨昏钟”的寺规，佛经《百丈清规》说：“晓钟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各大刹寺在宣讲佛法的殿堂两旁兴造钟楼和鼓楼，早间升堂击钟，晚间诵经击鼓，叫信众遵时念佛。日久岁深，本为宗教活动的“暮鼓晨钟”也成了报时方式。成都也许是唯一一座听不到暮鼓的两宋名城，因为孟蜀末年的暮鼓是行刑的信号，暮鼓遂为不吉利的鼓声，宋代成都府从此不打晚鼓。不知成都的众名刹是否也会在薄暮时收鼓？
皇城外的更夫通常由寺庙的行者和头陀来兼任，他们的知名度高过皇城里的鸡人，因为他们会走出寺门，去给附近的居民报点。他们一手执牌，一手敲牌，沿路念诵佛家用语，宣报现在的时辰与当天的气象。他们所执的牌子为“铁片”，所以陆游才会在诗中说：“五更不用元戎报，片铁铮铮自过门。”此外，宋代更夫可能还会用木制的筹片，《事物纪原》提过一种“蛤蟆更”，它是模仿蛤蟆的叫声，并敲击木板报时。
与宋人相比，同时期的欧洲人对时间的概念显然要模糊得多，他们往往从主持礼拜活动的教士那寻得答案。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 年），在欧亚大陆彼端的比利时蒙斯城，一场司法决斗即将开始。黎明时，只有一名决斗士到场。
到了九点钟（当地习惯法规定的等候时间的最后时限），他的对手仍未到场，于是，他要求判对手失败。但真的到点了吗？法官不能确定，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日色，还是不敢确定。后来唯有征询天主教士的意见。经过法官和教士的研判，法庭最终裁定，九时已经过去。旅美史学家黄仁宇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屡屡强调古中国不具“数字化管理”的能力，而产生诸多不便。从以上这个例子来看，把古今进行纵向对比的话，黄先生没说错，数字化管理确实是西方近现代才出现的产物；若进行横向比较，黄先生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