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企业里，挑战法律底线通常是为了降低成本。因此，逃税成为对法律竞底的主要方式。中国的企业逃税相当普遍，小到管理人员将私人消费开具发票，记入公司成本以偷逃所得税，大到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偷逃增值税，很多企业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法律竞底，只是有些竞底得太过分、太疯狂或不够幸运，击穿了法律底线，最终受到严肃查处。
案例：日本富士胶卷在中国的竞底
20世纪80年代，富士胶卷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
到1998年，中国感光行业在富士、柯达的强力竞底下，被打到崩溃的底线，全行业累计亏损近百亿。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外资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对感光行业进行全行业合资，富士由于不敢迎接这个挑战，因此拒绝了中国方面伸出的橄榄枝。而柯达则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建立了绝对的竞争优势。
为了挽回在中国市场的败局，富士开始了最强有力的竞底——“降价”。每个彩色胶卷市场零售价为13元，国内的批发价在11.8-12.4元之间。而按关税税率，彩色胶卷每卷应交纳关税及增值税10.37元，如果加上胶卷的生产成本和运销成本，11.8元的批发价，绝对击穿了成本底线。
富士的大规模竞底，终于激怒了对手。柯达亚太区总裁安瑞特别申明“柯达公司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在中国的生产厂商，我们的全线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并且是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分销体系，当客户拿到这些产品时，很清楚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很放心”。
同时，柯达将对手不规范运作的资料，整理上报国家经贸委。
经查明，富士利用其代理商作为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这种走私主要分三种途径：“一是拼装，将胶卷与别的货物混装在集装箱里运进来。二是闯关，一些货船通过海上直接偷运过来。三是化整为零，主要从广东、福建、广西等地，蚂蚁搬家似地偷运上岸，再分送给各地的大经销商。”
富士的这次疯狂竞底活动，因而击穿底线，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被严肃查处。
在中国民间，有很多挑战法律底线的俗语，如以身试法、法不责众、枪打出头鸟、顶风作案，这些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对法律这条底线，采取的不同办法。
案例：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各投毒厂家的结果
2008年9月爆发的毒奶粉事件，使刚刚结束奥运会的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中国的食品出口在多个国家遭到抵制。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大多数厂家，尤其是那些响当当的名牌大厂，都被揭露出在奶制品中掺加三聚氰胺。
但最终的处罚还是遵循了“枪打出头鸟”和“法不责众”的潜规则，最先曝光、掺毒最多、导致婴儿死亡的三鹿董事长被刑事拘留，而其他各家击穿法律底线的奶制品厂家，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如此一来，法律这条底线的权威性何在？这种处罚，是否在鼓励更多的厂家更加激烈地向法律竞底呢？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在中国并不陌生，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良心”，中国人爱说“凭良心做事”，指的就是做事情不可逾越道德底线。
道德是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善恶标准，它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儒家曾教导人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现代的中国，虽然推崇儒学，却摒弃了这条道德。
道德虽然随时间变化，但有一条相对稳定的底线。
挑战道德底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昧着良心干事，对一个有廉耻之心的正常人，通常会有做贼心虚的感觉。站在道德的悬崖边，也如同站在真实的悬崖边那样，让人心惊肉跳。
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大胆妄为的竞底者，通常能用名利等富有诱惑力的目标，说服自己和他人，背离道德的底线。
案例：牛根生的道德底线
如果没有毒奶粉事件，牛根生原本不配进入本书的案例，因为他经营的蒙牛乳业，并没有多少特别创新、典型的竞底技术。但由于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牛根生这个人的道德底线，因此，特设案例进行研究。
牛根生向来以中国企业家中的道德楷模著称，他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才散人聚”的经营哲学，他的另外几套著名论点是：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宁可为真话负罪，决不为假话开脱。”
……
显然，单从这些口号来分析，牛根生俨然是一位重德胜于重才，特别强调讲真话的企业家，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板，讲道德、讲真话，主要是为讲金钱服务的。
对于质量，牛根生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也有几套漂亮的口号：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
……
但事实又如何呢？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曝光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并有数例死亡。三鹿将责任推到奶农身上，引起民众的强烈质疑。
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风云人物，牛根生对此事一反以往的“大嘴巴”常态，他未做任何表态，很奇怪。
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公布，蒙牛、伊利、光明等22家企业的乳制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民众哗然！
原来蒙牛的奶粉里也有毒！
牛根生的危机公关显然早有准备，9月17日，他迅速抛出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如牛根生平日的话语那样，铿锵有力，词藻非常华丽漂亮。但在这篇长长的宏文中，牛根生完全没有明确说：他牛根生真的不知道蒙牛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他全力向外界暗示：我牛根生确实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那么在事发之前，牛根生到底知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吗？他为什么不敢直说自己不知道呢？这真是个謎。
接着，牛根生在他的宏文中，用一大堆漂亮的词藻轰轰烈烈地宣布，他和蒙牛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但他却没有提一个字，该如何去清查、追究蒙牛产品是如何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
奇怪，被冤枉的人，难道不想洗清自己身上的冤枉？！
此时，民众们虽然认为：广大奶农都知道了添加三聚氰胺的秘诀，而作为蒙牛的董事长却毫不知情，实在无法理解。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
直到9月19日，谜底才被揭开。这天，蒙牛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向香港人献媚：
“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确实，香港政府的检测表明，蒙牛出口到香港的奶制品，不含三聚氰胺。
蒙牛在香港人面前的这段丑表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蒙牛早已控制着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销售方向，蒙牛当然知道哪些奶制品中有毒，哪些没有；
二，蒙牛认为内地人的生命，不如香港人和外国人值得重视，因此可以给他们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产品。
牛根生之所以不敢在9月17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直接地拍胸脯说：
我牛根生实在是不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含毒，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因为，牛根生确实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是含毒的！
明知有毒，还大肆销给无辜的消费者，这就是牛根生所追求的道德！一时间，舆论大哗。
既然丧心病狂地卖毒奶，而且还把内地人和香港、老外区别对待，就不要还出来装孙子啊。
但牛根生不，他在关键时候，还是要出来装道德楷模。
事情到这里，却还没有完。9月23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近七成。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其下跌空间高达81%。
可能有人会幸灾乐祸：这回蒙牛跌惨了，牛根生损失大了。
但实际上，蒙牛管理层早在2008年7月，就明察到9月23日的这次暴跌。他们不仅明察到了，而且由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早已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摩根斯坦利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格为22.02元，套现12.6亿元，银牛及金牛公司对蒙牛的持股量，总计降至16.42%。
多么高明的预见性啊！牛根生抛售蒙牛股票的时点，掌握得多么恰到好处！
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联起来，人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合理推测：就在牛根生张开大嘴，放谈道德高调之时，实际上蒙牛公司的上上下下，早已步调一致，精心控制着三聚氰胺的浓度，众志成城地参与到毒奶粉事件中去了。
不过，牛根生很谨慎，在出口的奶制品中，没有掺毒。
而到了2008年7月，牛根生们看到由三鹿集团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可能捂不住盖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估计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把蒙牛卷入其中，并导致股价大跌，因此在8月1日抢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蒙牛股票，以便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香港股民。
一边高唱“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道德之歌，一边却用掺毒的奶制品销往市场，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持股价高企，然后再悄悄地暗渡陈仓，大幅抛售股票，疯狂聚敛财富，牛根生的举动真可谓“高明”。
而最后当盖子揭开，蒙牛被查处含有三聚氰胺时，牛根生再以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姿态，继续高喊“自己要全力承担责任”的道德口号。
真是一连串漂亮的策划，只是民众的智商并不只有70而已，他们这回彻底看清了：
牛根生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并不适宜从事食品行业，因为食品是用来吃的，他们只适合去挑大粪，因为大粪本身就是底线产品，即使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也不会在里面加三聚氰胺。
不过也很难说，没有道德的人，能玩出什么花招，不是有道德的人能想象的。
案例：不搞贿赂，算不算一种道德底线
在中国的法律中，行贿受贿是明确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是三令五申要严格禁止的，这显然是一条有威慑力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在如战场般的商场，不花钱就办不了事，也是商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即另一类底线。
商人们必须按行业内的潜规则花钱，甚至要琢磨如何多花钱、花好钱，但又要小心翼翼，不碰到另一条威严的法律底线。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兴趣盎然地生活在处心积虑、如履薄冰之中，演出一场场勾心斗角的活闹剧。
没有人统计得过，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中国商人按潜规则花钱，因为这是最顶级的商业机密。但一件事颇有典型性：2003年10月，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询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企业家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王石的猜测显然是保守的，在中国不论新兴行业或传统行业，行贿早已是潜规则，企业在这方面只存在成本底线和风险底线，道德是不存在底线的。
中国企业家在行贿的问题上，同样处于囚徒困境的竞底局面：
甲乙二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行贿 甲：不行贿
乙：行贿 乙按潜规则抢单，甲也按潜规则抢单 乙获得订单，甲丢失订单
乙：不行贿 乙丢失订单，甲获得订单 乙按公开规则抢单，甲也按公开规则抢单
显然，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行贿”：如果乙不行贿，甲获得订单；即使乙行贿，甲依然有获得订单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模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
1、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20万宗贪腐案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个十年，才下滑到30万宗。
2、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指数显示，中国的贪污指数已从1998年的52名滑落到2008年的72名。
3、世界银行的指标也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贪能力从1996年的0.15削弱到2007年的－0.66。这项指数的最低值是－2.5，显示中国的贪腐有恶化迹象。
显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行贿受贿方面的道德底线，已越降越低。
什么时候，法律的底线才能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合二为一呢?
这，也许需要国家和民众长久的共同努力。
案例：《色戒》：汤唯突破底线，一脱成名终被封
浙江女孩汤唯应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的邀请，出演《色戒》中的女主角，她的床上戏表现得非常激情、出位，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个人也有了更大的收益机会：
在接拍《色戒》之前，汤唯的广告身价非常低，接拍一次平面、一次影视广告，使用两年，叫价只有区区5万元。而在《色戒》之后，汤唯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尤其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更是以国际影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影迷面前，因此，汤唯的身价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的广告费，陡然翻升到150万人民币以上，暴涨30倍以上。
可以说，《色戒》中，超级露骨的10分钟床上戏，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尽管有很多女性曾经靠一脱成名，但汤唯的成功太有震撼性，也太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了，因此，内地的演艺人员跃跃欲试，纷纷大胆放言自己“可以比汤唯更……”，渴望有机会走一把同样的竞底成功老路。
但突破道德底线的榜样，毕竟是不能让人学习的。虽然中国引进的《色戒》剪掉了最精彩的床上戏，但盗版碟还是让内地人了解到：汤唯为什么这样火爆。
广电总局一看势头不对，毫不犹豫地下令对汤唯进行全面竞底：“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广告、直播等节目一律不得炒作与汤唯有关的任何事情。”
李安和汤唯通过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终因偏离道德底线太远，而受到打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相对失败的竞底。汤唯在公众面前消失，而一个月前刚以600万酬劳出任某化妆品代言人的广告，也被彻底取消，击穿道德底线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案例：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
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耻辱。
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对华鸦片贸易，但世俗化的国家的民众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的道德底线，国会通过向中国开战的提案。
而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地向中国贩毒。
鸦片战争显示出一个世俗化基督教文明国家，是如何击穿道德水准的底线。
3、能力底线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于2008年6月退休， 53岁，身体健康，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华人首富李嘉诚在2008年已经80岁高龄，从未考虑过退休事宜，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毋庸置疑，人的能力与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一样，也有其底线。
对是否要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观念：
比尔盖茨在能力未达到底线时退休，一是他已为微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另一方面，除了微软的工作，他希望自己有一段人生，做其它喜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