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小雨
父母离婚了，张爱玲从此有两个家。一个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洋房别墅。那里绿草茵茵，烟雾缭绕，阳光被染成梦样的颜色。屋里堆着小报、诗书和章回小说；教子静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日暮西山的父亲和那潮湿寂寞的气息。只有寂寞的时候他会抱着张爱玲，坐在摇椅上。偶尔他们会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张爱玲望着父亲，忽然感觉张廷重老了，他的脸上满是沧桑，怀抱都是鸦片的味道，她感觉不到温暖。时间久了，心就会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深不见底的枯井里，井的四周都是滑溜溜的水草，抓在手里，黏黏的，湿湿的，让人想爬出去都充满无力的挫败感。
姑姑张茂渊受不了哥哥张廷重的行径，也跟黄逸梵一起搬离了张家，在赫德路租了公寓。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用着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的厨师，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她们的房间相当大，有一个大客厅，两个大房，两个大卫生间，一个大厨房，外加一个小卫生间及一个备菜间。这个房子是专供旅沪外国人和高等华人居住的，房租奇贵。
张茂渊不满意家具店的家具，故而房间陈设及地毯都是自己设计的，充满了欧式味道。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奢华的瓷砖浴盆，明朗可爱的宾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打着进步文明的标志，那里的花是红的，空气是清新的，懒洋洋的阳光斜照着水珠的轻盈。
张爱玲的世界被强行分割成两半，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美好与阴沉。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这样一种感受的形成对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一个人既然日益感到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不善与不快乐，她就越发坚持心中的那份美好，维护这单纯的快乐，不肯轻易妥协。张爱玲日后唯美主义态度，从那时已经在灵魂深处慢慢萌芽了。
那时，张爱玲还曾天真地接受了两个家的事实，天真地希望只要能维持下去也可以。毕竟亲人还在自己身边，起风了，下雨了，还有院落叫自己停歇躲避，不管这个保护伞是否强大温暖总比没有来的好，不是吗？可命运真的是个很可耻，很残忍的家伙，不管张爱玲的要求多么渺小，它都不曾满足。黄逸梵再次动身去了法国。
临走之前，她去黄氏小学看了张爱玲。在空落的校园里，张爱玲的表情麻木而迷茫，望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她忽然感觉好陌生，好模糊。她管这个女人叫妈妈，她是她延续的骨血。可是，不管做什么，她从来都没征求过自己的意见，没考虑过自己的感受。为什么？难道她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张爱玲的心被世界上最钝的刀凌迟着，一点，一点，血肉模糊。
黄逸梵没有看到张爱玲的伤楚，她脸上依旧带着高雅的微笑，她不了解这个孩子，她只知道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是值得庆幸的。
亲情亦可单薄如纸，不知道是人类的悲哀，还是对人性的讽刺？黄逸梵走了，张爱玲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心里的酸涩慢慢地蔓延上来，终于在寒风中大声宣泄。风，吹起了发，带起纷飞的林叶，亦吹干了泪，冰凝了心。张爱玲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腿麻了，脚酸了，亦不曾离开。昂首望着天，阳光已经退回云层里，一切灰蒙蒙的，带着可笑的苍凉。张爱玲慢慢勾起嘴角，终于回到了教室里。
或许，那个时候张爱玲不能了解父母当时的“难处”，黄逸梵和张廷重也没花力气去感应孩子的心伤，他们是最亲近的人，却如夜空中最遥远的寒星，没有交接，没有关注，又何谈了解。
了解是一个好深奥的词语？我们经常说父母不了解我们，因为年代不同，有代沟，被层层云雾所遮掩。但关爱就像明媚的阳光，可以轻易冲破云层，营造着融洽的气氛。在孩子冷的时候，轻轻加件外衣；在孩子受委屈，被打击的时候，静静的一个拥抱，都可以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他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很多时候，人之初，性本私，我们只能自私地看到自己的痛，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会有家庭的悲剧与历史的黑暗。
寒假的时候，张爱玲会制作圣诞卡片和新年卡片，挑来最好的拿去给姑姑，叫她寄给远方的母亲。这是她对血缘之间唯一能做的添补，而悲哀的是，这添补竟然是由一个小孩子做的。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一个单薄的女孩在台灯下挑选着卡片，眼中偶尔闪过的期盼与渴望会点亮她消瘦的脸庞，美得炫目，然而这只是流星一闪，很快淹没在星海里，她会更加落寞，更加忧伤。
我们都歌颂过亲情的伟大，在张爱玲的身上，我们还要歌颂什么呢？时代在动荡，时光在流逝，在这个繁复的尘世里，动的是亲情，逝的是温暖，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开始麻木，像冰冷的水，一直，一直延伸到心里去。张爱玲的世界被灰蒙蒙的雨雾包裹着，只有墙角的藤枝知道她的落寞与无助。
对此，胡兰成与她交往时曾经说“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欢学校的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念，她亦不怀念，在我认为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她不喜欢她的父母”。（胡兰成：《今生今世》）
如果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如何成长的，他或许应该能理解的吧？这样的父母又有谁会喜欢呢？亲情不单单是依靠血缘来支撑，更要细心与关怀来培育，那样才可以长成不畏风雨的大树，才可以散发出醉人的花香。否则在混乱的光阴里，很可能失去它的本质，变成白纸的苍落。我们不想看到珍贵的亲情最终以这样来收场，但是在很多事情面前，我们以为可以改变，最终发现这只是无能为力的笑话。
日子悄悄滑过去，张爱玲继续上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节假日，家里都派司机去接她回来。家，住在康乐村10号，与舅舅家很近，张爱玲和子静经常去那里玩。张廷重虽然和黄逸梵离了婚，但和他们的往来并未受到影响，他们同是靠吃遗产的遗少，都吸食鸦片，两家相处挺愉快。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要把鲁迅放在他们之间，就像在荒山野岭的青石板上放了清雅的梅花，肯定格格不入。纵使梅花有醉人的芬芳却也掩盖不了山野腐烂的潮气，日子久了，只会败了花香。而值得庆幸的是，张爱玲是青松，在风雨中成长，亦学会了适应环境的成长之道。不说，不问，像个飘荡的灵魂，安静做了唯一且相当有效的保护颜色。
那时，张爱玲在学校学钢琴，还请了白俄老师教，一星期一次。但是张廷重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张爱玲立在烟榻跟前要学费，许久，许久，都得不到回答。张爱玲又是极其自尊自傲的女孩子，每次站在那里，心撕扯的痛，感觉自己卑微得就像花园里被践踏的小草。钢琴课就这样不得不断了。
21世纪的孩子，天天背着差不多比自己体重还要重的书包，去奔赴一个又一个补习班。而张爱玲，在动荡的年代，在父亲毫无责任心的状态下，放弃了爱好，只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发呆或者读文学书籍上。而值得庆幸的是张廷重愿意看到这样的转变，祖传下来的书多得不得了，根本不需要花钱去买。那些书山墨海，沉积着古老而腐烂的气息，一丝一丝包裹住女孩孤单的身影。张爱玲喜欢，因为安静，亦可以得到心灵的安寄与灵魂的慰藉。如果那时，这唯一的爱好是花钱的话，想必后来我们亦是很难看到，今后这个震撼文坛的传奇女子了。
张廷重曾经给子静聘请过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先生教古文。朱先生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张爱玲放学回家后，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爱玲找出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她看不懂，就硬缠着朱先生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她和子静听了都大笑不止。她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从此，张爱玲更加迷恋上了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她都看，她还照着报纸副刊的格式，自己裁纸，写稿，自己画插图，弄得很像模像样。在“一个人的游戏里”，张爱玲的寂寞才能稍稍被释放，在这样安静的空间里，张爱玲用她的童心寻找着依稀的欢乐。而就在那时，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开始展露，并得到众多老师的赞赏。
张爱玲在1931年升入圣玛利亚女校。她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便是发表在校刊上；次年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全校皆惊。
——后来的很多年里，“张迷”们一直以为张爱玲1940年的参赛作品《天才梦》是她的处女作，而她自己也曾在女作家座谈会上这样说过。然而张学“打捞”专家陈子善先生却在1932年的《风藻》校刊上发现了小小说《不幸的她》，这是至今为止见到的张爱玲最早印成铅字的作品。
校刊成了张爱玲最早的舞台。此后几年，她又接连发表了《秋雨》、《论卡通画之前途》、《牧羊者素描》、《心愿》、《牛》、《霸王别姬》等，已经清楚显露不同凡响的文学天赋，尤其《霸王别姬》一文，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与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升到了圣玛利亚女中高一年级，在那里，她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计划像蓝天上的海燕，有着宽阔的大海，自由地翱翔，她想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想学画卡通画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外国去；她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她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她要在上海买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那里阳光明媚，完全没有腐烂的气息。
无疑的，张爱玲的理想明显带着黄逸梵欧化生活方式的痕迹，与母亲短暂的相聚成了她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影子。然而，张爱玲的理想还未及实行，家里又发生了结结实实，真的事。
张廷重又要结婚了。
在西方童话世界最出名的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美丽的白雪公主面对拥有魔镜的继母，有七个小矮人帮助，但是张爱玲身边什么也没有。母亲走了，姑姑走了，整个大宅院里只有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何干，她试图抓紧他俩的手形成反抗的力量，可风轻轻一吹，就轻易散开，飘落无痕了。
张爱玲再次来到了树下，那里的小麻雀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这里，只有鸟巢安静的，孤单的耸立在树枝上。
原来世事上的一切，发生时没有预知，结束时没有留恋。张爱玲眼眶湿润了，她伏在铁栏杆在绝望地想，如果那个女人在这里的话，对自己也是充满排斥的吧，恨不得一把推下去，一了百了。
黄昏的晚霞静静斜射下来，天空一片失火的红色，绚丽的，惊心动魄的，好像要将整个世界吞没。而人在这片火云下，显得如此可怜且微不足道，根本无处可逃。
他们说孩子的心都是敏感的，可以预感到未来，如果那时张爱玲已经感觉到家里起火了，她会很危险，但是毕竟亲身父亲在身边，她没想到最后会延发到如此凄惨决裂的地步，更没想到会轻易地烧到了她的脚，吞噬了她的心，把原本就阴郁的记忆抹上了惊心的沉闷，像严冬里最凌厉的刀子，一点一点，把她灵魂深处残留的渴望和热爱狠狠割切下来，削毁无痕，导致她最终死里逃生，赤裸裸地独自站在天底下。
我欲焚烧
其实细细想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烦恼无比。就好像茫茫大海中的浪花，一朵一朵，一涛一涛，层出不尽，硬生生地跌进凡尘世界，推不开，拒不掉，时间久了，交接多了，慢慢编织成我们所熟悉的爱恨情仇，红尘俗事。
而这个大家族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演绎最极致的经典。以前有个李鸿章，轻轻跺下脚，就会风云变色，血色漫天；后来出现一个张爱玲，轻轻几个字，叫多少人痴狂迷恋，追捧不已。亦因为如此，她的继母孙用蕃跟着出了名，成了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恶母形象之一。
孙家是名门望族，孙宝琦是清末有名的人物，做过清末山东巡抚，驻法德的公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一共一妻四妾，子女24人，孙用蕃是他第七个女儿。与孙家联姻的都是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比如大清朝的******，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以及袁世凯，冯国璋，盛宣怀等等。
和这些人比起来张廷重分量稍微轻了点，但1933年房地产行情看涨，张廷重遗产中有一条街的房产，他立刻变得非常富有。而当时孙用蕃已经三十六岁，是陆小曼的闺中好友。据说很是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可就是脾气不好，又染上了阿芙蓉癖。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张廷重做了填房。
订婚仪式于1934年夏天在礼查饭店进行，婚礼则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张爱玲是和姑姑张茂渊，表姐们一起参加的。那一年她十四岁，一个敏感且充满灵性的女孩子。在整个婚礼中，她始终一言不发，沉默地面对张廷重和孙用蕃忙碌轻捷的身影。她和继母的眼光会在不经意间碰撞到一起，谁都不会闪躲。张爱玲的沉寂如水，静静隔开了彼此的距离。而孙用蕃的凌厉似冰，冷冷的冰凝了那火云，也冰凝了张爱玲的心。
那一刻，张爱玲就非常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她是自己的继母，不是母亲，母亲都可以远走高飞，孙用蕃更没有义务和责任，给予她和弟弟子静温暖。人生都是公平的，谁都不能强迫索要别人的爱。何况她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世界，不相干的人，仅因另一个人被生生绑在一起，除了本能的排斥和厌恶外不会有其余的情绪。
张爱玲曾经说过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自己的母亲。想来那里更多的该是对母亲生活形式的向往吧！可以自由地飞翔，可以做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人性本如此，没有得到的事物就像闪耀的宝石，任何人都想得到。每天清晨都朝着那个方向奔跑，每个子夜都枕着梦想入睡，尽管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有了这份渴望便有了前行的动力。
张爱玲的心被残酷的现实硬生生分割成两半，一半朝着母亲遗留的足迹奔跑，一半安于宿命的生活。在那个阴沉的房子里，慢慢环起脚，慢慢缩成一团，像只小小的寄居蟹，妄想用沉默编织的外壳，来抵御外界冰冷的凉。
起风了，树叶纷纷洒落，细细碎碎，影影点点，满是细雨的忧愁。张家随着后母进门的脚步，措手不及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对佣人也进行了调整。张家原先用的几个佣人被辞退了，孙家的几个男女仆人被补充进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祖宗留下的法宝，方便掌权人的治理和约束。坐在太师椅上，身边围着听吩咐的丫鬟奴才，让人不能不想起《红楼梦》王熙凤，很是风光。孙用蕃想着都会偷笑，开心的同时她并没有忘掉张廷重。女子当家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主要看她身边是什么货色的男人，孙用蕃是何许女子，早就看清了张廷重几斤几两，在他刚要开口的时候，轻手轻脚的就攻了他的也是自己的软肋，就是“同榻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