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未解之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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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名教罪人”钱名世之谜

清初文字狱十分残酷。动辄有杀身之祸,还株连家人朋友。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文字狱罪人钱名世因“罪大恶极”。却受特殊处理。被御笔亲题为“名教罪人”,在雍正皇帝手中侥幸逃过一命。那原因不是为了宽大,而是为了羞辱。所有在朝为官的文人奉命做大批判诗。加上圣谕后汇编成集.成为难得的“文化运动”教材。

8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共同嗜好是大兴文字狱,尤其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制造文字狱的高手。三人特点各不相同,雍正皇帝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往往出人意表,其中处理得最别致的是“名教罪人”和“大义觉迷录”两案。

名教罪人指的是清初著名文人钱名世,他是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殿试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授官翰林院编修,曾协助万斯同修撰《明史》,升任侍读学士,因为急于升官,吹捧雍正初年最有权势的大臣年羹尧而遭厄运。

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贵妃,位属皇亲,升任抚远大将军,雍正二年(1703),因平定青海、西藏部落叛乱有功,加封一等公爵。朝臣中颇有一些人溜须拍马,以附骥尾,钱名世就是其中的一个。钱名世十多年一直担任翰林院侍读的闲散官职,升迁不快,颇感失意。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原本就有交情,想趁年羹尧炙手可热时重叙旧谊。钱名世一共为年羹尧写了八首颂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年羹尧平藏归来后写的吹捧诗:“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勒第二碑。”诗后自注:“公(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康熙)平藏碑之后。”把年羹尧平藏功迹与康熙帝相提并论,完全没有意识到雍正帝已经无法容忍气焰薰天的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赐自尽。雍正帝原本不知钱名世奉承拍马的细节,没想到第二年一帮多事的大臣参了一本,说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归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其属悖逆,应革职,交与刑部从重处治。”

雍正帝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惩罚办法,他下旨:“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于是雍正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到钱名世老家门楣上,以羞辱钱名世,诛其心剥其面,使他终身痛苦。

光是用羞辱法,对一般文人的冲击也许不够深,雍正帝在谕旨的最后,命令在京所有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员,一共三百八十五人,每人写一首批判诗,由皇帝亲任评审官,对每首诗细加评判,以优劣定赏罚。大小官员们搜索枯肠,仍不得要领。这些诗异口同声,称颂圣上英明仁慈,批判钱名世奸佞、不识羞耻。写好批判诗并不容易,即使是桐城派一代文学宗师方苞和著名学者、大学士张廷玉的诗,也同样不堪卒读。以张廷玉诗为例:

虚声盗窃志卑污,又向私门事谄媚。

但识媚人工颂祷,不知行已荡廉隅。

士林耻与衣冠共,宸翰严于斧钺诛。

更许作诗昭讽刺,鉴观从此化顽愚。

更无聊的如吏部尚书蔡埏所作:

工谄媚能竭其力,事奸逆能致其身。

诗文中之下品名士,科甲内之上等罪人。

如同打油小调,已不成诗。因为批判诗作得好受褒赏的有詹事陈万策等人,另一些不合圣意的诗歌作者则倒了大霉,侍读吴孝登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土陈邦彦、陈邦直,翰林项维聪被革职遣送回籍,另有六名官员发回重写。

多数官员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应景之作,因此自选文集时没有收入这首御命奉制诗,方苞就是一例,他的《望溪文集》未收此诗。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不重视此案,作为正史结尾之作的《清史稿》,为钱名世作传时竟对此案一字不提,钱名世的老家修地方志,如《常州府志》、《武进县志》的钱名世传,同样删去了这段历史,可见雍正帝的诛心手法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雍正帝将自己关于钱名世案件的谕旨,连同钦定批判诗编成一册,交给钱名世本人,由罪犯出资刊刻,颁发给所有的学校作为大批判教材,可见发行量一定大得惊人。后人将此书命名为《名教罪人》,留存至今,成为回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