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雪岩的侠肝义肠，在跷脚长根垂危之际又得以充分体现。他不计前嫌，反而是大发菩萨心肠，挽救了跷脚长根。这虽是举手之劳做的一件小事，然而却为他在黑道赢得了声誉，又为他在商业运输中平安畅通提供了难得的保障。胡雪岩在商界圆融处世的高明手段，再一次发挥了独到的功效。
要想在商场中谋求长期的稳固发展，首先就要排斥那种偶然的侥幸心理，背信弃义的侥幸顶多只能一时得逞，切不可因自己一时的侥幸得逞而得意忘形，因为这往往为自己将来的惨败打下一个“伏笔”。
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往往对圆世的态度不屑，他们恪守正道的教诲。然而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传统的读书人经常遇到羁绊，但他们往往至死不悔，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身殉节的文人甚多。尽管他们保持了操守的贞洁，却没能使自己的事业最终成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胡雪岩谈运气与本事
世间一切事物中，真真假假的东西是难免不了的，但是一切都是假的也不是绝对的，只有靠自己才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所以说，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无话不可谈，如果你哪里为难，不妨实说，大家商量。你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不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
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如有勉强，我们宁愿另想别法。江湖上行走，不能做伤害好朋友的行当。
王有龄回想此行的种种，无一事不是顺利得出乎意料之外，因而心里不免困惑，一个人到底是靠本事，还是靠运气？照胡雪岩的情形来说，完全是靠本事，想想自己的今天，似乎靠运气。
这话也不对！他在想，胡雪岩本事通天，如果没有自己，此刻自是依然潦倒、怀才不遇的人，看来他也要靠运气。
至于自己呢？如果不是从小习于吏事，以及这一趟从京师南下，好好看了些经世之作的名著，为黄宗汉所赏识，那么即使有天大的面子，也不过派上个能够捞几个钱的差使，黄宗汉绝不会把漕米海运的重任，托付给自己。照此一说，还是要有本事。
有本事还要有机会，机会就是运气。想到这里，王有龄的困惑消失了，一个人要发达，即要有本事，也要有运气。有本事没有运气，或者运气来了，没有本事，不过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想到这王有龄就感觉人多有点想法，特别觉得用人的方法要变一变，应该恩威并施，特别是对胡雪岩，在感情以外，还要关怀得无微不至。
胡雪岩对王有龄也不例外，二人情同手足，当王有龄有时情绪波动时，胡雪岩就规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煨灶猫”，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人。
说句实话，我别的长处没有，第一，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第二，事情轻重出入，我极清楚。
在世上活着，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古代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化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也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一个人不能光靠运气，运气碰上只是一时，但人总要自己不断地上进。
人生在世，不图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
时常有人说，有钱没有用，要有人，自己不懂不要紧，只要敬重比自己懂的人，用的人没本事不妨，只要把用人的名声传出去，自会有有本事的人投到门下来。
闲时常想：要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养班吃闲饭的人，三年不做事，不要紧，～件事做成就值得养他们三年。
身后的名气我不要，我只要生前有名，有一天我阜康的招牌，到处看得见，那就不白活一世了。
仅有志向，不能识人、用人，此之谓“心大才疏”，像那样的人，生来就苦恼！
不得志的时候，就不要满腹牢骚，要面对现实创造机遇。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就算有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同舟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人生在世，为人总要通情达理。三纲五常，总也要合道理，才有用处。我最讨厌那些伪道学，或者下明事理的说法，什么“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你倒想想看，忠臣死了，哪个替皇帝办事？儿子死了，这一家断宗绝代，孝心又在哪里？
我听说“三国”的桃园结义，刘、关、张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就说不过去！如果讲义气的好朋友，死了一个，别的都跟着他一起去死，这世界上，不就没有君子，只剩小人了？
什么事，一颗心假不了，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绝顶，人人都会上他的当，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自己毁了自己。一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不算数。
用人之道，不拘一格，能因时因地制宜，就是用人的诀窍。
做人总要讲宗旨，更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
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这是一句秘诀。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
你看了人再用，不要光看人家的面子，人用得不好，受害的是自己。
因此，只要有私心的档手，一到动了自立门户的念头，就必然损人以利己，侵蚀到东家的利益，即使是东家一手培养出来的，亦不会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因为他替东家赚过钱，自以为已经报答过了。运气和本事说去说来都是这些东西，关键在于人为的事。一个人想成就什么样的事，归根彻底还是在于自己的想法，运气与本事只能是一种安慰而已。
借米下锅，创阜康钱庄
钱庄在古时用于银钱兑换业，这一点和西欧的银行接近。在中国，早的时候是银两和铜钱的兑换，后来逐渐地发展主要是银圆和银两的兑换。从起源到发展，钱庄可算做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小小的经济细胞体。
在1840年以前，钱庄没有股份公司的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而以合伙者为多，出资人对企业负无限责任。因为钱庄的信誉决定于出资人的财产，出资人常以一笔钱存入钱庄，称为附本或护本。还有的出资人在其他信誉较好的钱庄存入一笔定期存款，以示本人财力，兼有保证之意。
聪明的中国商人还发明了钱庄的支票——庄票。庄票一般是几排红蓝印字与三五个印章外加几行龙飞凤舞却十分清晰的墨迹手书。它是钱庄所签发的银钱凭证，也是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商务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资金的筹措。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常人所说，做生意一定要先有本钱，然后才能去经商。生意做大，所要的本钱也就越大，这是谁都知道的。因此，胡雪岩实实在在，借米下锅，创阜康钱庄就是这个道理。
但胡雪岩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要把自己的钱庄开起来。在他看来，眼前只要弄些银子，先把场面撑起来，钱庄的本钱，将来肯定不成问题。
胡雪岩心中有如此把握，是因为此时他已有了自己的“成算”，这“成算”也就是所谓“借米下锅”。
所谓“借米下锅”，说穿了，也就是拿了别人的银子，来做自己的生意。此时的胡雪岩想到了两条“借米”的渠道：一条渠道是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两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两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两，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一来信和正在准备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从这里面内幕上看，一方面海运局是大客主，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必有大赚。另一方面更重要，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这笔借款自然一谈即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两银子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的，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这是很自然的事了。
胡雪岩“借米下锅”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官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聪明过人，早料定王有龄不会长期待在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上，一定会外放州县。到时候他可以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惯例做法县库公款往来不付利息，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这一招“借米下锅”，真如“变戏法”一般。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与坏，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而生意场上，许多时候也确实需要变一变戏法。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在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叹服的。当然，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地蒙人，所以，胡雪岩也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东西拿出来。”
胡雪岩在钱庄里当几年学徒的学费没有白交，他不仅用“空城计”唱出了一个阜康银号来，而且在存款和放款方面提出了大胆设想。
胡雪岩由于平时留心，对钱庄的历史一点也不陌生，他认为做钱庄，唯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且是以京城作为中心。近年来由于战乱频起，道路艰难，公款解京，有很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县库与省库的职司，化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
胡雪岩决定学竞争对手的长处为己所用。存款方面没有山西票号那样的有利条件，但在放款生息方面却大有文章可做。
当候补知县、“本班”的实缺一天也没做过的王有龄一跃而为湖州府知府时，阜康银号自然就由空转实了。这时，胡雪岩开始实施他的大胆放款计划了：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路途艰难等原因，那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官员，有不少是在地方上当了巡抚，这样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或者在当地升迁，或者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一般少不了需要一笔盘缠和安家费。这些钱一不愁赖账，二不愁利息不高。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那些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多是祖上留下大把家私，有不少现款、细软带在身上。但不少人日久天长，坐吃山空，这些人借款可用他们的地契来做抵押。
后来，胡雪岩要改做生丝生意，谈起自己出一千两银子做本钱，让阿珠的父亲立马在湖州开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此时却遇到了一桩麻烦：开丝行要领“牙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营业执照。
按当时的惯例，丝行牙帖要由京里发下来，来去最快也得三个月，新丝都在四、五月间上市，这个时候，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蚕农都等钱用，同时新丝存放时间长了会发黄，价钱上会打折扣，因此都急着脱手。此时已经是四月未了，如果等着牙帖，会耽误收丝。而且，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错过一季也就只好等到来年。当老张把这一情况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当时就有些发急，他要求老张回到湖州想办法，哪怕花上三、五百两银子的租金租一个牙帖，也在所不惜，先把门面摆开来，他月半左右就要到湖州收丝。
胡雪岩如此着急，自然有他个性上的原因，他办事总是只要想好了就马上着手去办，绝不拖拉。但此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周密的盘算：他要用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王有龄此时已经得到了外放湖州任湖州知府的肥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而此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已经立起来了，王有龄既到湖州，也必然要让他的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正是胡雪岩开办钱庄之初就设想好了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将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存到他的阜康钱庄。他要来一次移花接木、移东补西的脱手变现，解交“藩库”。反正只要到时有银子解交“藩库”就行，对公家不损一毫一两，对自己却是可以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一笔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得到增值，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大元宝不会生出小元宝，因此不能让头寸（资金）烂在那里”。从这个角度看，胡雪岩所说的“做生意一定要活络”，知道如何去“移东补西”而且“不穿帮”，对于生意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本事，而且还是一种大本事，他在实际的商道运作中采用的“借米下锅”、“移花接木”的眼光和手腕，在化解资金危机的时候，对于在商道摸爬滚打的商人来说，无疑也是极大的帮助。同时给商人东山再起塑造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