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业选择职业时，组织上出面，给我安排了很多地方。选来选去，我对制服有感情，最后还是选择了穿制服，就到公安队伍里来了。
我说话最算数的时候是在部队当团长的时候，那叫牛啊，在200亩的大院子里，全团1500人见了我没有不打敬礼的，小兵们看见我就老远地停下来，站得笔直，向我打敬礼：“支队长，好！”
我不还礼，看见他们直挺着有些后仰的身子，微笑着点点头：“好，好。”
全团大部分干部都是我提拔的，个个见了我点头哈腰，年轻的干部见了我打敬礼，年龄大一些的见了我也停住脚：“支队长，好！”
我乜斜他们一眼，向他们挥挥手，微笑着点点头：“好，好。”
逢年过节，我家里特别热闹，干部和一些兵赶集似的往我家跑。干部扔下一些钱，对我老婆说：“嫂子，支队长对我好，过节了，来看看支队长，没有什么好买的，嫂子你看着给支队长买瓶酒喝吧！”战士们带来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对我老婆说：“阿姨，我前几天回家探亲了，没有什么好带的，我妈让我给支队长捎来两袋花生、一块粗布。”我家成了集贸市场，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花花绿绿的，堆得满满的。这些干部和小兵们的名字，有些到现在我也叫不上来。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8年，人们都说好景不长，我这好景也够长的。
2004年底，师政治部主任刘志峰找到我。
“老杨，正团，四十八了，办退休吧！”
“不，领导。我退什么休，我身体还硬着呢！不行，我把年龄改小两岁，再干两年。”
“算了吧，你身体再硬也不能再干了，年龄到杠，职务到顶了。全师正团职干部中，怎么数您也是老大哥了，咱师没有位置，交流出去我们又没有这个权力。”
“退休，我还没有想。你若能给我顶顶，就顶一下，实在不行，我就转业吧。”
“我实在顶不住，要是能顶住，我就不来找老领导了。正团职干部中，今年上边给咱师3个转业指标，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来找您。要么转业，要么退休，您选一条？”
“那就转业吧。”就这样，我转业了。
当支队长的时候，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在战士们出早操的时候，我已经将枪库、车库、伙房和独立小点等重点部位转了一遍，看见昨天见过的物件和人安安全全地在那里，心里踏实呀。在部队有两句话，很经济实用，也是我当军官这么多年经验的总结，安全没有保障一切都没有希望，安全是“1”其他是“0”，没有“1”什么都是“0”。和平时期，部队不打仗，很难出成绩，不出成绩可以但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不是被安排转业就是给处分。原国民党主席李佩瑶被杀的事你知道吗，从司令员到班长都受到了处理。
转业之后，部队内部的院子不能转了，但是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的习惯改不了，开始强按着自己躺在床上，后来按不住了，就在部队的院子外转，听着战士呼喊口号的声音，我也随着节奏走起来，踢腿摆臂还是在部队的样子，惹得不少人像看精神病人一样看我。最难受的是上午，在部队的习惯是，每天上午的前两小时，我都组织他们开会，在会上我至少要讲上一个小时。转业之后，我主持不了会议啦，也不能讲话了，我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安了一张会议桌，一到上午8点半，我就坐在那里，像模像样地敲敲桌子：“现在开会了，人车枪弹酒和内部关系……”坐一个小时后，我指着电视上的人说：“这个会议很重要也很及时，大家抓紧回去落实。”电视上的人毕竟不形象直观，有一次老婆没有上班，我就找了一个小马扎把她强按在那里，让她听会。这一次我讲得时间最长，也最生动形象，比当支队长的时候讲得还带劲。老婆不时地给我点掌声，还真有点开会的气氛。听着听着，老婆两眼一闭，泪就掉下来：“老杨，老杨，你是不是病了？”当天下午，我老婆把我的几个战友喊来，差点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在老婆面前搬出部队的那一套了，只是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穿上过去的军装照照镜子，偷偷地搬出桌子像开会一样坐一儿儿，一个小时之后，叹一声气：“唉！”
在转业选择职业时，组织上出面，给我安排了很多地方。选来选去，我对制服有感情，最后还是选择了穿制服，就到公安队伍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