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和名家一起回眸汉室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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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刘邦称帝——西汉政权的巩固(1)

楚汉战争结束,天下大势已定。55岁的刘邦登基了,在史书上,他被称为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汉高祖。他完成了一个由农夫到皇帝的神话,他开始为巩固政权采取一步步行动,他的继承人同样也是。

萧规曹随,无为政治的推行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让大批士兵复员。汉高帝五年,朝廷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12年,回关东的免徭役6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人们回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官吏不准虐待。三、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身份。四,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无爵者一律晋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晋爵一等,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对于从军士兵,朝廷还另外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汉高帝八年三月,朝廷下令,吏卒在平城战役中参战及守城邑者终身免除徭役。汉高帝十一年六月,朝廷又下令,士卒跟随高祖入巴蜀、汉中和关中者终身免除徭役。

为了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朝廷实行了轻税薄赋的政策。秦汉时,政府的农业税和私人地租都叫“租”或“税”;“赋”,一般指户赋、口赋、算赋等户口税。大汉建国后,“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只抽农作物的1/15为农业税,税率是比较低的。

汉初户口税沿袭秦制,每户每年交户赋200钱。汉高帝四年起算赋在关中开始实施,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算”,主要用来供军费开支。全国统一后,郡县官吏特别是地方诸侯王,以向皇帝“献费”为名,随意大增赋额,为民间所痛恨。为了约束地方官员对农 民的盘剥,汉高帝十一年二月,高祖下令:“献费”定为63钱,不得额外再增。

高祖结合实际,吸取秦末的教训,在赋税和徭役方面采取了有节制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作为朝廷执政基础的小农生产,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他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不仅对巩固刚刚建立的汉家江山是必要的,而且对绵延200多年的整个西汉政权都起到了“立制垂范”的作用。

萧何和曹参对稳定汉初局势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汉高帝十一年,萧何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他制定汉律,使国家有了法律保障。做相国期间,他秉承《新语》“无为而治”的宗旨,与民休息。

当时的“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提倡清静淡泊,以道家思想教化人民;二是在政治上逐步削弱诸侯藩王的政治势力,对处在北方的匈奴采取防御与“和亲”政策;三是在经济上提倡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让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

曹参继任后,沿袭萧何在位时的政策,史称“萧规曹随”。

汉初,曹参被派往齐国为相。初至齐时,他向胶西盖公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盖公说:“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曹参纳其言。在担任齐相国的9年中,他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原本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日趋稳定,百姓逐渐过上了安稳太平的日子,齐人都称颂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死。曹参为丞相,仍以治齐之术治理整个国家,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他委任属官,选取郡国官吏中那些不善辞令的忠厚长者,对能言善辩、华而不实、欲务名声者概不 录用。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理政事。大臣和宾客们见此情景,都想劝他。但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喝酒。来者刚想开口,曹参就用酒堵他的嘴,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很不高兴。曹参的儿子曹窋在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就嘱咐他回家问曹参: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曹窋把惠帝的话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一遍。曹参听后骂道:你懂什么,国家大事哪轮到你来管!曹参叫仆人拿来板子,把儿子打了一顿。曹窋莫名其妙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后向惠帝诉说。惠帝很生气。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祖。”曹参又问:“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惠帝微笑着说:

“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便说起了他的见解:陛下说得都对。陛下不如高祖,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祖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不要失职就是了。如果我们频繁更改,就会造成人心混乱,扰乱百姓,这是治理国家所忌讳的。惠帝这才明白过来,此所谓无为而治。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这3年中,他没有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却博得一片讴歌,与萧何并称“萧曹两相国”。正如当时民谣所唱的:“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萧何处事恭谨慎重,而曹参却显得荒疏惰怠。为什么曹参也能博得好丞相的美名呢?就因为那时候正处在长期战争的****之后,百姓需要安定,曹参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 表人物,在恢复经济发展,“安定百姓”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他的军功。

“无为而治”堪称汉初的一场及时雨。在无为而治的指导下,大汉社会秩序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又为后世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新典范。

名家回眸

历经秦朝15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楚汉长达8年的战乱,汉初社会破败不堪,民众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当时,社会财富更是极端匮乏,据说天子出游,全国都找不齐四匹一样毛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出入。投机商人又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这时,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就成了十分急迫的任务。对此,高祖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迁都长安,颁布律令法仪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农历二月,55岁的刘邦一统天下,在洛阳东面的汜水要塞(今山东菏泽定陶县官堌堆)即皇帝位,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

汜水要塞只是一个小城堡,在此称帝可以,但是要作为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就不够规格了。前朝的首都设在关中的咸阳,关中也是刘邦进取中原的根据地,可惜,秦宫早已被项羽放火焚毁了。相比之下,东周留下来的古都洛阳,宫室依然完好,不失为建都的方便之地。于是,刘邦挥师西入洛阳,以洛阳为汉朝的首都。农历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今河南省偃师首阳山镇龙虎滩村北)大摆宴席,与群臣欢聚,庆贺一统天下的大胜利。酒过三巡,刘邦兴奋地说道:“今日畅饮,各位不妨畅所欲言。你们说说,与项羽相争,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呢?”

群臣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其中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能以利让人,攻城略地,凡有收获,就用来赏赐有功之人,因此属下奋勇效命,所以您能得天下;而项羽嫉贤妒能,有功不赏,还迫害功臣,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得意地笑道:“你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能与部属同甘共苦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而已。就我而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保障军粮供应,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当世的豪杰,我却能加以重用,这才是我夺取天下的关键原因。至于项羽,手下只有一个人才范增,还排斥不用,他岂能不败?”

群臣听了,茅塞顿开,点头称是。刘邦本人虽然才不出众,但确实很会用人。战争是人才的较量,人才的质量决定战争的胜负,而汉初三杰无疑是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人才。刘邦重用人才,堪称是中国帝王中的典范。汉高祖“南宫论三杰”,也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苦战了多年,刚刚安顿下来,刘邦本想久都洛阳,但是修缮宫室的工作还未展开,就有一名齐国的戍卒娄敬路过洛阳,前来献策,认为不宜定都洛阳,应该建都关中。理由有三:第一,洛阳地处平原,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楚汉战争也主要是在中原展开的,当地人民死伤惨重,项羽旧部以及战争中分封的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都在洛阳以东及其南北地区,万一发生战乱,洛阳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第二,关中地区四面有山河屏障,易守难攻,即便关东战乱也难以危及朝廷。第三,刘邦当年初入关中,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政,深得关中民心,在关中有较好的统治基础,而且刘邦统一天下依靠的也是关中的人力和物力。

刘邦认为,娄敬言之有理。可是,刘邦的属下主要是关东人,这些开国元勋们都希望荣归故里,不愿意远离家乡,反对去关中建都。只有张良赞成娄敬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转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最后,刘邦一锤定音,迁都关中,在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宫廷;同时加封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提拔为随侍伴驾的重要谋士之一。

迁都长安之后,刘邦开始大规模加封功臣,安排统治班底。刘邦在位期间,功臣封侯者137人,加上皇亲外戚合计143人。在楚汉战争时期和称帝之初封王的功臣共有8人:

1.赵王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原系陈胜的校尉,攻下赵地30余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常山王”,后被陈馀袭击,转投刘邦。公元前203年被刘邦封为“赵王”,次年去世,子张敖袭王爵。

2.韩王信,战国时韩襄王之孙,追随刘邦入关中、汉中,参与收复关中及韩地,公元前205年被刘邦封为“韩王”,后降楚,不久又归汉。公元前201年迁往太原为王,治所在马邑(今山西马邑)。

3.楚王韩信,淮阴(今江苏淮安)人,贫民出身,起初投效项梁、项羽,不受重用而转投刘邦,被萧何保荐为大将,攻取三秦、北伐赵燕及三齐,屡立战功。公元前203年农历二月被封为“齐王”,公元前202年农历六月改封“楚王”,统辖淮北地区,治所在下邳(今江苏邳州西南)。

4.淮南王英布,六(今安徽六安)人,秦时违法受黥刑,因此又称黥布。起初带领骊山刑徒逃亡为盗,陈胜起义后,英布率众响应反秦,后投奔项梁。英布作战极勇敢,常为先锋,战功卓着,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楚汉战争期间,被随何游说归汉。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统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5.梁王彭越,昌邑(今山东金乡西)人,巨野泽中渔民兼草寇。秦末聚众起兵,归附刘邦。楚汉战争期间,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破坏项羽粮道,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被刘邦封为“梁王”。彭越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6.燕王臧荼,原是燕王韩广手下的将领,公元前207年受韩广派遣南下巨鹿救赵;后随项羽西入关,受封为燕王,原燕王韩广被项羽徙往偏远的辽东。韩广不愿搬迁,臧荼攻杀之,并王燕地和辽东。楚汉战争期间,臧荼偏安北方,公元前203年农历十月,韩信荡平赵国,臧荼害怕,主动投降,刘邦仍封他为“燕王”,治所在蓟(今北京西南)。

7.燕王卢绾,丰(今江苏丰县)人。卢绾与刘邦同里,两人同日生,从小就是好朋友。后来刘邦起兵,卢绾相随。刘邦被封为汉王入汉中时,卢绾被任命为将军,随侍左右。楚汉战争期间,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因其与刘邦的特殊关系,常常出入刘邦的私宅。萧何、曹参等虽因才 能过人而得到刘邦的礼遇,但亲密关系和被宠信的程度都比不了卢绾。公元前203年农历七月,臧荼谋反,刘邦亲征。农历九月灭臧荼。

8.长沙王吴芮,波阳(今江西鄱阳)人,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父吴伸是楚国大夫,谪居番邑(即鄱阳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番邑首批置县,吴芮为第一任县令,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百姓尊称为“番君”。陈胜、吴广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英布率7000人投靠吴芮,吴芮以女妻之,命他领兵入淮与项梁会师,随项羽攻取三秦;另派水军随刘邦入武关。项羽分封诸侯时,封吴芮为“衡山王”。汉朝建立后,改封为“长沙王”。

封王之外,封侯的137人中以萧何名列第一,封为“郯(今河南永城西北)侯”,食邑8000户。其次是张良,封为“留(今江苏沛县东南)侯”,食邑1万户。第三位是曹参,封为“平阳(今山西临汾)侯”,食邑10630户。

这些汉初的功臣们,除了少数先秦权贵后裔之外,主要出身于民间中低阶层,平常很少受到礼仪的规范,经常饮酒争功,肆无忌惮,甚至拔剑击柱,朝廷毫无秩序。于是,谋士叔孙通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征集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定出汉廷的朝仪。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前来朝贺,起用新定的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诚恐肃敬,秩序井然,刘邦高坐龙廷,不禁感叹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封功臣、定朝仪之外,汉初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重修了历法,再次确定了度量衡的标准,制定了严密的军法,完善了比较全面的统治制度。

在国内政治上,刘邦采纳群言,实行了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加强中央的实力,削弱地方诸侯的实力,以便稳定政治局面。公元前201年,刘邦采纳田肯的建议,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以子刘肥为齐王,王70余城。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迁徙先秦六国王族后裔及豪杰大姓移居关中,以加强关中,实施强本弱末之术。另外,刘邦晚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种强本弱末的措施,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措施,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灭楚战争中,将领以韩信的军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战后可能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因此,在灭楚后不久,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改封为楚王。公元前201年农历十月,又贬韩信为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以谋反的罪名擒杀韩信和彭越,灭三族。兔死狐悲,英布随后起兵反叛,刘邦亲征。前195年农历十月,英布被斩于鄱阳。凯旋途中,刘邦路过家乡沛县,置酒款待父老乡亲,叙旧为乐。席间,刘邦慷慨伤怀,老泪纵横,起舞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畅饮了10多天,才起驾返回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