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赋琅华照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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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盛世才子的无奈愁绪(7)

《九怀》在文学史上的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情,情景相融,这在此前的赋体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如其中《蓄英》一章:

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微霜兮眇眇,病妖兮鸣蜩。玄鸟兮辞归,飞翔兮灵丘。望溪兮埝郁,熊罴兮啕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临渊兮汪洋,顾林兮何荒。修余兮社衣,骑霓兮南上。乘云兮回回,盛盎兮自强。将息兮兰皋,失志兮悠悠。蒶蕴兮霉黑,思君兮无聊。身去兮意存,怆恨兮怀愁!

秋林、秋枝、秋霜、秋蝉,秋鸟,无一不是秋的萧瑟气象。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其间,进有深渊,无路可寻;退有熊罴,无地可容。此情此景,把汉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痛苦心情写得感人心脾。

《九怀》主人公正是王褒京城生涯的真实写照。

神爵元年(前61),处境尴尬、心情痛苦的王褒命运似乎又有了转机,一贯视王褒等人如弄臣的汉宣帝突然想起他来,命人宣他急急入宫。

就在这一年,有方士向汉宣帝称,蜀中蜻蛉县即青蛉县(今云南西北大姚县东北),发现有黄金形状如马,有璧玉形状如鸡;金马璧鸡,光彩照人,当地人民,多有所见,应马上派人前去祭祀。汉宣帝听了这样的鬼话心中大喜,认为如此祥瑞之事,只有天子圣明,国家太平才会出现。他立即下诏,命王褒代表他前去隆重祭祀。

尽管有山川阻隔,路途遥遥,王褒还是不得不启程前往。这时的他年纪已经不小,身体也很衰弱,他仍然强打精神,在路上写下了《璧鸡颂》,以备祭祀典礼上使用。按照惯例或推理,王褒似乎还应该写一篇《金马颂》,方能与《璧鸡颂》合为双美。遗憾的是《金马颂》已不传于世。王褒完成了祭祀金马璧鸡的使命,一路的鞍马劳顿,风餐露宿,使他在回京城复命的路上一病不起。既无有效的救治,也无亲人的侍奉,一代才人,就这样寂寞地离开了人世。长留在荒山野岭之中的,是他未竟的志向和无尽的憾恨!

悼屈原,觅知音

梁竦(?-83),字叔敬,汉安定郡(今甘肃平凉)人,梁松之弟。

竦少年有才,但因受到哥哥梁松一案的牵连,与母亲和家里人同被迁往九真郡。南迁途中,路经湖南,他创作着名的《悼骚赋》,凭吊楚国大夫屈原。后来遇赦回到故里(今宁夏固原),闭门谢客,潜心学习,着书立说。问世的代表作名为《七序》。班固曾对《七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孔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后汉书·梁统传》)梁竦有三儿二女。二女皆被选送入官,深为汉章帝刘炟喜爱,双双封为“贵人”。小女儿史称“小贵人”,即后来的汉和帝刘肇之母。梁氏姊妹入宫之际,正当窦皇后专权,窦家害怕梁家因为皇子的关系掌握朝政大权,便设计害死梁竦和两位贵人,将皇子夺到自己的身边。永元九年(97)窦氏死,梁竦的女婿、当今皇帝为其母舅家彻底平反昭雪。和帝生母“小贵人”被追尊为恭怀皇后,梁竦被追封褒亲愍侯。梁氏一门诸子、亲戚多封侯,补授高官。梁姓外戚专朝政近二十年。传在《后汉书》卷三四。

《悼骚赋》为吊屈之作,悲叹屈原生不逢时、沉江自杀的悲剧,借古论今,表现了作者对君臣遇合的渴望和对时政的不满。

有汉一代,为“士不遇”而悲似乎成为文人共同的感触。他们渴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辉煌人生,可是现实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们借屈原和《离骚》这个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把抑郁不平之气诉诸笔端,形成一篇篇“吊屈”、“悼骚”之作。梁竦《悼骚赋》即其中之一。

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呜邑兮,卒暴诛于两观。殷伊尹之协德兮,暨太甲而俱宁。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虽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门闾。吴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颜于王庐?图往镜来兮,关北在篇。君名既泯沿兮,后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洁显芬香。句践罪种兮,越嗣不长。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赵殒鸣犊兮,秦人入疆。乐毅奔赵兮,燕亦是丧。武安赐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长平颠荒。范父乞身兮,楚项不昌。何尔生不先后兮,惟洪勋以遐迈。服荔裳如朱绂兮,骋鸾路于奔濑。历苍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义。临众渎之神林兮,东敕职于蓬碣。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

此赋开篇即叙伸尼、伊尹之事,以便为下文论述伍子胥和屈原提供一个参照。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虽然也遭受过谗言攻击,但是最终却是邪不压正,谗臣被诛杀;殷商时,太甲能听从伊尹的规劝,因此国家得以安享太平。但是,不是每一个忠臣都能遇到明主,所以,行文至此,作者笔锋一转,一个反问句:“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承上启下,开始叙述屈原、文种、介之推、乐毅、白起、范增等人的遭遇。他们都是忠臣,但却不遇明主,因此均落得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这其中,屈原最为典型。对于屈原至死不离敌国的举动,汉代学者争议颇多。如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说:“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对屈原之举表示不解,认为他的人生悲剧,原因也在于不知与世浮沉。杨雄《反离骚》不仅不理解屈原,而且予以指 责。相比之下,梁竦可谓屈原的“知音”。他认为,屈原既然不能力挽狂澜,拯救危难中的祖国,那么就只能选择殒命成仁。所以,死是他唯一的选择,他不得不死。也正因为此,梁竦对屈原充满敬仰之情,为他生不逢时而悲,为他的忠贞而叹。这其中也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

叹征事,寄王意

《遂初赋》作于汉哀帝时自三河徙为五原太守的赴任旅途中,是我国辞赋发展史上继屈原《涉江》《哀郢》之后的第一篇完整的纪行赋,对以后此类辞赋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录正文前有序,序文说:

“《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具体地说明了此赋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创作意图。

昔遂初之显禄兮,遭阊阖之开通。踱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侍列宿于钩陈兮,拥大常之枢极。总六龙于驷房兮,奉华盖于帝侧。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遭阳侯之丰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

这一段先写自己年轻得志,受到汉成帝的宠信,但由于三公专权,朝廷失控,自己也只好守河内,而后又转徙五原。

之后两段具体描述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思古感今,反复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平和感慨。他所经过的地区,正是春秋时期的“故晋之域”,因而全以晋国史实为引念,且行且思,借史抒情。以及借来抒情。

以老庄淡泊荣辱、处幽潜德、等齐万物和保真全性的思想自我宽解,总括全文:

乱曰: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抱奇内光,自得贡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寄之去留,亦何伤兮。大人之度,品物齐兮。舍位之过,忽若遗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在写作上,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赴任的行程路线为线索,以每个地区的史迹或风光为基点,叙事状物、述怀抒情,或托意于史实,或寄情于风光,或发表议论,或直抒胸臆,致使纪行、叙事、写景、抒情相互交织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由于史实、景象的不同,作者的感情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和起伏。有时显得豪迈,有时显得激切,有时显得深沉,有时显得悲凉,有时又显得旷达,真实地表现了他对自己半生以来政治生活上 荣辱、遭遇的反思和总结,其叙事写景也具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

这篇纪行赋,是对屈原《哀郢》《涉江》写作艺术的开拓和发展,对以后纪行赋的写作,诸如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潘岳的《西征赋》等等,都有启发的作用。

独执《太玄》,荡然肆志

《解嘲》体裁上为主客论难形式的一种,客提出责难嘲讽,主作出解答,故名“解嘲”。林希元云:“此祖东方曼倩《答客难》,枝叶文采过之,其一气浑成则不及矣,中间文意不过四转,说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详尽,孟坚《答宾戏》亦是祖此。”(《汉书评林》)本篇以《文选》李善注本所录为底本,校以《汉书·杨雄传》所录之本。

杨雄《解嘲》作于汉哀帝之时,时奸佞当权,他自己长期受到压制,官卑职小,遂埋头着作《太玄》以自我解脱。《解嘲》之作,直接目的是为说明作《太玄》之原因。

该文有两问两答,第一答即: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摩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虽官卑职小,亦甘心寂寞,至少可以保全性命。

第二答即:

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商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这一答主要说明自己实无路可走,无事可做,既不能建功立业,也不能滑稽诙谐,只能默守《太玄》。

表面上,文章是歌颂西汉的长治久安,实则揭示因循保守不思变革的现实,并根据物极必反的哲理,预示毁灭性灾难的来临。文章囊括古今,洞察时代的变化和机遇的不同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这种从变化中看问题的方法,乃该文思想之精髓。故文章虽列举史实繁富,语言铺陈,然因其具有这种雄辩的气势,而显得文质彬彬。

林希元以为《解嘲》源于东方朔之《答客难》(《汉书评林》)。这种文体的责难嘲笑部分,不避要害,甚至挖苦,但却以解答之巧妙雄辩和 富于哲理见长。东方朔之杂文以诙谐,而杨雄之文则以严肃深刻为其个性特点,这当然也是时代使然。孙月峰评之曰:“此仿佛客难体,而文却过之。气苍劲,词精腴,姿态复横溢,可谓青出于蓝。”(转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可谓得其意。

此类文章后来历代皆有拟作,直至韩愈《进学解》才有突破,以《进学解》一文不是以解见长,而是以难见长。其中心不在解答而达到自我解脱,而在于借学生之口非难当世官场和朝廷。然就其思想内容的实质而言,仍是杨雄《解嘲》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