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聪明的男人发明了“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曾经成功地锁住过女人，但社会发展至今，女人的地位已有了根本的转变，不仅嫁鸡随鸡已成为历史名词，就是以前男人们都羞于启齿的“性高潮”也成为女性享有生活权利的象征。并且，在逐年增加的离婚浪潮中，女人主动提出离婚的也越来越多。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红拂因“好色”而夜奔的记录，也有祝英台因“好色”而“十八相送”的绝唱；既有白娘子水漫金山为丈夫的美丽传说，也有七仙女动凡心的动人故事；既有皇帝女儿选驸马的明证，也有高抛绣球选情郎的风情；既有供男人们消遣的妓女，也有供女人们享乐的小白脸。
其二：形式多于男人
女人好色，可谓五彩缤纷，有的高雅，有的纯情，有的温馨。
高雅的有《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情而吟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因情而终日以泪洗面还“露水”之恩；因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以身殉情，看到此处，哪一个男人不扼腕叹息，不潸然泪下?
纯情的莫过于现代的女“追星族”们，她们把琼瑶的小说当做现实生活的蓝本，整日生活在灰姑娘和丑小鸭的童话中。把那些天王巨星当成心中的白马王子和偶像，日思夜想，寝食难安。偶像的一笑一颦，均牵动着自己敏感的神经；偶像的成功与失败，都是自己生活的全部。自己就是为偶像而生，为偶像而死，朝得偶像一吻，夕死可也。
温馨如《渴望》中的刘慧芳，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的爱如涓涓泉水，清秀绵长。她不会因爱人的成功而自卑，而疑神疑鬼，乃至于精神失常，因为“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也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颐指气使，而盛气凌人，乃至于见异思迁，因为“捏了一个你，捏了一个我，摔碎了，糅合在一起，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这样一个女人伴随终身，乃是男人的福气。
其三：程度深于男人
女人好色是绝对有别于男人的。男人因是“大老爷们”，要提得起，放得下，所以，好色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一些茶余饭后的风流韵事而已。而女人之“好色”，是要“心有寄托、身有依靠”的，绝不是为好色而好色。所以，好得热烈、好得痴情、好得凄婉动人，每一个女人好色的经历都是一篇风花雪月的故事。
同时，女人好色本是缘于春心萌动，但她还很讲策略，大有一套理论。女子之好色深得老庄“无为”的精髓，从不主动出击，使女子好像处于被好的地位；还得到兵家之圣——孙子的亲传，知彼男人好虚荣的弱点，知己“倾国倾城”可以克刚的长处，采取欲擒故纵的战略，制定了娇、嗔、痴、呆的招数，既可避免“好色”之嫌，又使被好之男人手到擒来。其中有两句女人的座右铭，一句是“女人征服一个男人就征服了整个世界”，另一句是“女人要出名，快快出绯闻”。女人在此名言的指导下，一往无前，永不改“色”。
她们不仅在事业上与男人一决雌雄，而且在某些方面一定要与男人决一高下，男人拥有的我也一定要拥有，如男人可以玩女人，我也可以玩男人；你养二奶，我就包小白脸；男人可以左拥右抱，我也要一个个男人跪在我的石榴裙下。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是变坏就有钱。
从红颜到祸水
妓女是一个受剥削、受侮辱的群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又离不开剥削和侮辱。不管是世界名妓，还是民族艳妓，她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被人玩弄。
最古老的妓女，她们只是一种拜神工具，是宗教的，而不是经济的。古代的许多国家，女子必须去寺庙和来访的客人无条件地性交，作为为神服务的一种手段。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王国在3 000年前就出现了妓女。在汉谟拉比王(公元前1750年)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还有不少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们通常来自优裕的家庭。另外，还有为“神”与“祈祷者”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据说在巴比伦神殿，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有一次去神殿里，坐在那里，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这种圣职妓女的制度在巴比伦、腓尼基、叙利亚等最为流行，由地中海岛移居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民族、希伯莱人、罗马、埃及、印度等地也都曾有此风俗。
后来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的目的取代了宗教的目的，妓女慢慢地变成了依靠出卖肉体来挣钱的人，成为了这个社会最动荡的因素。中国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家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家的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靠妓女卖身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他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如果照这样说的话，为了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妓女，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妓女从来都是受人鄙弃的。《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这些妓女首先是官家搞起来的，然后再蔓延到民间。因而倘若妓女索取同情，那得上溯到历史上，上溯到官家场子里。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卖身的女人就叫妓女，妓是由“女”和“支”构造起来的，意思是说，双方都要支出，妓女卖身是支出，男人付钱也是支出，所以妓女便由此而来。
古代的娼妓有三种来源：打仗之中被俘虏的女奴隶；犯罪的男子的女人，她的男人被杀掉后，她就用来供其他男人取乐；被生活所逼，只好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的。现在的妓女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因为没有打仗的缘故，所以军妓是没有的。堕入红尘的也不再是仅仅为了生计，而是为了钱财，为了享乐。不过，还有一种妓女并不是卖的形式，她们是可以让和她们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男人任意玩乐的，但是决然是不会出去卖的。还有一种便是现在所谓的“二奶”形式，被一些有钱人包养着，与古朝的宫妓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不妨再回溯一下历史，历史上的宫妓是大家公营的。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曾经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
现在的妓女已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她们伤风害国，祸害民众，简直荒诞不经。从铺天盖地的性病广告中，我们便可见一斑。历史上也有很多女人搞垮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惯例的说法是包二奶，吴三桂包了陈圆圆这个二奶搞垮了江山，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搞亡了国，商纣也是以“荧惑女宠”妲己搞亡了国，唐明皇包了杨贵妃搞伤了国，吕布包了貂婵搞死了自己……从中可以看出，对女人的迷恋是怎样的一种后果，现在包二奶的基本上都可以被搞掉脑袋的。古语云：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不过像现在这种死法可是实在不值得很。倒说起红颜是祸水，此话还有些凭据。
是谁玷污了“小姐”
十几年前，在我们国家《公务员手册》里还把“小姐”列为指定的礼貌用语。然而时过境迁，“小姐”一词不再显贵，反而让人憎恶。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小姐”的解释为：旧时对未婚女子的称呼；母家的已出嫁的女子，也称小姐。从两个释义看，叫“小姐”，多少带点尊称或爱称的味道，没有任何贬义和恶意，小姐成为一种年轻的标志。据说，在国外，对年龄偏大的女士叫一声小姐，绝对会让对方乐上三天三夜的。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姐”一词在称谓中的地位也不断地变化。从新中国初期至“文革”期间二十多年，被一声亲切的“同志”所代替，无论是出嫁还是未出嫁的年轻女子，统统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文革”期间，“小姐”更是叫不得，否则你便是“四旧”，便是革命不彻底，不能跟封建划清界限，说不定还会被“斗争”。因为“小姐”是个诞生于封建社会的称谓，那个年代统统称“同志”是没错的。
改革开放以后，“小姐”一词又开始吃香起来，一时间成为时髦用语，称呼的与被称呼的双方都觉得熨帖、得体，尤其被称呼的一方简直有身价倍增的感觉。在一些较隆重的场合，如果你叫对方一声“小姐”，还会被人们看做是有修养的高雅之士。随后，“小姐”的称谓，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小姐”一直都成为一个较礼貌的称谓。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准确地说也就三五年，“小姐”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人们厌烦的字眼。“小姐”如今在某些场合已成为一个灰色的代名词，阳光再也照不到她们身上，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们在阴暗角落里从事阴暗的交易。有人说，她们是我们打开窗户后不可避免地飞进来的一群苍蝇，然而这群苍蝇却历经无数次坚决的严厉的打击而不死，顽强地在这片红土地上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
一般来说，“小姐”不同于妓女，“小姐”卖艺而不卖身。但事实上，没人在乎她们的艺，只在乎她们的姿色。她们可能连一首歌都唱不好，但她们仍会在男人的哄笑中唱下去；她们可能连慢四都不会跳，但她们敢把男人抱得紧紧的任男人抚弄。其实男人更在乎她们的身，曲终人散时总有男人死缠着她们出去欢乐今宵，但这时她们已经把钞票放进口袋了，因此她们会扬手说声“拜拜”。
“小姐”只在夜晚活动，活动对象只限于男人，因而女人对她们恨之入骨，还有很多女人因为她们而吃药跳海上吊。她们都是讲普通话的，因而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用普通话和一个陌生的本地姑娘搭讪，她会认为你把她当做外地来的小姐了，她认为这是对她最大的侮辱，轻则招来白眼，重则招来臭骂。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