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从来都不困难；我们总是做得太多……缝制六件银莲花衬衣，同时保持沉默：这是我们获得力量的唯一途径。
——西蒙娜·薇依
有时候，六位于三的前面。在三位西蒙娜之前，就有六只天鹅。其实一出生就很清楚，西蒙娜和安德烈注定要入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名人辈出的精英学校，云集了包括路易斯·巴斯德、埃米尔·涂尔干、让-保罗·萨特、亨利·柏格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雷蒙·阿隆等人。要进入这所最苛刻的知识殿堂学习，先得进入一个预科性质的“强化训练学校”，俗称“卡涅尔”(khgne)，即预科班。安德烈自然很早就被录取，也很快毕业了，只用了一年而非两年，且毕业考试成绩是法国最高的。西蒙娜在他之后毕业。安德烈的学习过程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而妹妹像以往一样，与众不同。在亨利四世高中这一名校就读三年，老师是传奇式的阿兰（这是笔名，本名是埃米尔·查迪尔），薇依的出类拔萃几乎无人不知。这只曾经的白天鹅隐入了黑暗之中，被称为“美的化身”的女孩躲了起来。这种改变还会继续。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她的朋友梯蓬悲伤而富有诗意地将她描写为“美的船只残骸”。
一缕黑发披下，遮住了苍白的脸庞，一副角质眼镜几乎有半个脸大。有个同学说，“她看起来很另类”。（确实如此）她那总是“修士一般，男性风格”的服饰展示了她个性的其他方面：“一袭斗篷，一双男式平底鞋，长裙子，深色宽松的夹克。”（西尔维说，“薇依家的人不穿浅色衣”。）她小得异乎寻常的手柔弱笨拙。不停地吸烟，她自己卷烟抽——一位朋友说，这是“她苦修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4——卷得一塌糊涂，漏出纸卷外和沾在嘴唇上的烟丝往往比烟卷里的还多。她的口袋里塞满了纸张和烟丝，用于写作和卷烟——如果写作和卷烟有区别的话（她有次告诉一位朋友，“这些烟卷变成了写满字的稿纸”）——口袋经常浸有墨渍，因为沃特曼牌墨水的瓶盖没拧紧。
不管是否合时宜，她外出都不戴帽子。但是年龄稍长后，也许为了抽烟时烟不散开，她总是戴顶贝雷帽，而且总是同一顶。西尔维说：“在马赛、纽约、伦敦，西蒙娜总是戴一顶海军蓝贝雷帽。奶奶也戴着同样的帽子。她们哪儿弄来的呢？……也许是批量买来的。”在这只异域小鸟的鸟巢里，掩藏着她瘦弱得惊人的身体，主要是节食所致。然而，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无法掩饰：犀利，洞察一切，毫不留情。她的老师阿兰说：“她与我们根本就不同，高高在上地评判着我们所有人。”评判的语调平淡缓慢，用咖啡勺掂量着每一个词，如卡波德所说，“说出来好像带外国腔”，也像她的朋友们所说，仿佛在向基督教救世军发表演说——列昂·托洛茨基若干年后认识她时，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人认为她是共产主义者，她有次确实说过，她十岁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虽然安德烈说见过她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初稿。
这位不成功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师，阿兰，很快发现了西蒙娜的与众不同，于是安排她和她的朋友西蒙娜·佩特蒙与其他同学分开，坐到前排的中间。阿兰是诺曼人，体格健壮，走路有点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与生俱来的反偶像崇拜者和一流的哲学怀疑论者。笛卡尔不用说是他的挚爱，柏拉图对他则没有太多吸引力。
他不畏惧现代科学，也不认为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有多了不起，这个脾气西蒙娜也有，而且她还拿怀疑论眼光来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路易·德·布罗意（这让她哥哥啼笑皆非）。哪怕是她哥哥，在他成了名，跻身于当代最伟大、最令人生畏的数学家之列后，她即便在数学上，甚至可以说尤其是在数学上，也从来没有畏怯过他。
希伯来《圣经》就是基督徒的《旧约》，阿兰很少用到，其中的上帝“总是在屠杀”，令人可怕。他倒是发现《新约》不少地方写得优美。他自己虽然不是信徒，却使很多学生皈依了基督。对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他尤觉亲近。他鄙视舒适享受，包括婚姻的舒适，拖到很晚才结婚。所有学生无不受到他的影响，西蒙娜也不例外。但是应该注意，影响不等于模式，没有神秘来源、没有宿命般的影响能“解释”一个人的伟大，就像薇依自己顺便评论到一位马克思编年史作者时说：“（这类传记作家）表现的不是伟人的生平，而应该是渺小人物的生平，只不过这个小人物奇迹般地成就了伟业。”
阿兰每三周布置学生一个“主题”，由他们自拟题目写篇小论文。在他看来，文章写得好就意味着思维好。更具体地说，字写得好表示一个人能很好地控制自我和情感。西蒙娜明白他的意思，强迫自己将习惯的潦草字体改为整齐的，甚至像小孩一样的字体，终生如此。正是在她手写的选题论文中，这位阿兰的“火星人”回报了师恩，在他身上留下了她的影响。这与她哥哥发现数学新定律时的驾轻就熟不是一回事，那是纯属一位真正世界级数学家的理解领域之内的事情，她的情况与六只天鹅的问题更为相近。
雅各布·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讲述兄妹之爱，一种统摄了西蒙娜全部心灵的爱。年龄稍长后，在评论索福克勒斯的故事《安提戈涅》时，她对这种爱作了极好的新阐释。确实，正如南希·休斯顿在她“致西蒙娜的信”中所说，“对她来说，兄弟般的爱一直是向往的塔尖……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六只天鹅’中的女孩……她颂扬的女性都是年轻处女，有阳刚气……从来不包括情人或妻子。”在每个小学生都读的这篇童话中，邪恶的继母将妹妹的六个哥哥变成了六只天鹅。将他们变回人形的代价是用白色银莲花缝制六件衬衣，缝制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沉默，而巫婆咆哮着。被飞来的天鹅救了之后，妹妹给白色天鹅穿上了自己缝制的衣服，天鹅也获救了，变回了人形。故事很微妙，是奇特的幻想。然而，对西蒙娜而言，在这些故事的书写中可以发现世界隐含的意义。她在交给阿兰的第一篇论文中写道，“行动从来都不困难；我们总是做得太多……缝制六件银莲花衬衣，同时保持沉默：这是我们获得力量的唯一途径……要将银莲花缝成衬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防止了多余的行为破坏六年沉默的纯洁。在这个世界上，纯洁是唯一的力量……克制行动：这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和道德。”论文写于1925年11月，她十六岁。还有哪条她可能证明的公理会超越这一条呢？
我们不时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薇依在后半生由激进的政治生活，即灵魂上一种无法预见的追求，戏剧性地转向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这一说法可以说离谱得无以复加。的确，还在读预科班时，她在政治、工会运动、激进工团主义等活动中就已经非常积极了，甚至还给工会的铁路员工讲课（这一活动持续了多年）。的确，她和阿兰一样，对有组织的宗教抱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宗教就是基于权势的另一种组织。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她。上述那篇论文的作者扎根天空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六只天鹅。在她人生的后期，她推荐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像植物般的人的形象（头脚颠倒），根茎穿透天空”。她的观念早已形成：童话故事和神话是超越历史的现实，或是历史以外的现实。她关注的不是“事实”（构成这个世界的事实），而是“各种意义”（超然的意义）。她完全同意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善在事实空间以外。”
在西蒙娜选择的童话故事里，有一股力量统治着世界，“底层”世界。这并非指那是一股为邪恶服务的力量，可以冠以力量之名。而是说，这就是事实上的邪恶本身。只有一种办法来对付，用一种其纯洁性不属于这个尘世的爱。其纯洁性，严格地说不可能存在于地球——除非通过集中，通过注意力的纯洁，我们凭借某种特殊的双翼飞升起来，即“二阶”双翼，就像她后来写的一样，通过降落的升起，“无重量降落”。所谓“无重量降落的二阶双翼”，用一句话概括，指的就是基督教、神的道成肉身、人类通过上帝下降获得的飞升这三者的本质。
“我们总是做得太多”，正如她后来写道的，因此我们无法接近上帝。我们必须等他来找我们。我们不能问他任何问题。我们必须“缝制六件银莲花衬衣，同时保持沉默”。如果他说话，我们必须聆听。行动总是容易的，期待（“出现”）却很难。她的所有“行为”，她的政治行为，最终会一无所获。失败吗？它们一直都指向不要行动，可是她没有意识到。后来她向少数几位挚友倾述她的神秘遭遇时，遭遇已经发生。她最终醒悟过来，明白了什么事最难，明白了这一事实：伴随我们的将不会是“帮助”，而是变形。我们必须学会最难理解的道理：去爱，去死都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她后来写道，基督被杀了，“因为他只是上帝”，因为他无法“帮助”我们。
十六岁时，西蒙娜就已经是西蒙娜了。六只天鹅在飞行中不是孤独的。她写了一篇论亚历山大大帝的论文，这位大帝统率着一支横扫世界的大军，可是，在穿越沙漠时，他拒绝喝士兵给他用钢盔端来的水，把水泼到了地上。故事很简单。一个忠实和同情士兵的统帅。谁还能从中发掘更多的意义吗？西蒙娜可以。她写道：“如果亚历山大喝了士兵给他的水，这一待遇就会使他与士兵分离开来。”在此，我们发现她生命中也许最重要的概念：分离。有人可能认为，伟人事实上就是“高高在上”，因此与我们本来就是分离的。对薇依来说，事情恰好相反：善的事物拒绝所有的分离。亚历山大不是因为有一支征服世界的军队才伟大，而是尽管他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仍然伟大。他真正征服的领地是内在的宇宙，而不是他周遭的世界。“每一件事都发生于亚历山大的灵魂深处……要拯救世界，只需公正和纯洁就够了……好比人—上帝只凭公正来为人赎罪一样。”所有的“行为”，实际上是“无为”，都是内在的。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人—上帝”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基督（他自称为基督），才有可能“拯救世界”，“通过自愿受罪来为有罪的人赎罪”。然后她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每个圣徒都泼掉了圣水；每个圣徒都拒绝了可能使他与人类苦难分离的一切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