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3页）
名句溯源：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难点注解：
楚汉相争时，刘邦于公元前206年首先攻入秦都咸阳，驻兵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于是，范增（项羽谋士）设下“鸿门宴”，打算在宴会上杀死刘邦。席间，项庄（项羽部将）以助兴为由舞剑，欲寻机刺杀刘邦。张良（刘邦谋士）见势不妙，溜出宴席告诉樊哙（刘邦部将）当前“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的危险形势。樊哙听后，遂带剑闯入，以义理问讯项羽，刘邦才乘隙逃脱。后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比喻言行并非表面所露之意，而是另有所图。沛公，指刘邦。刘邦起兵时曾任沛县亭长，故称。
摘用赏析：
为了彻底肃清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总结党25年斗争的基本经验，统一全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和思想，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延安整风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准备起草一个文件，以达到上述之目的，形成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这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出台的历史背景。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同时也是为召开中共“七大”做准备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起草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一开始，就成立了由毛泽东直接领导，任弼时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来筹办此项工作。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其中，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就达七次之多。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通过前，毛泽东就决议内容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说明，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的题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对党内一些曾经犯过错的同志进行了客观评价，并提出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强调说：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接下来，他指出：“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这里，毛泽东讲到的“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是指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些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提法，因此毛泽东在著作中只好以“许多左的政策”的提法认定是政策错误，而非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是指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党内对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认识取得了共识，明确提出了
“‘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的论断。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领导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却没有达成共识。王明非但没有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反而称中央在抗战时期的方针和政策有问题，要求中央作出检查。由于王明提出的属于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随即提议对王明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但随后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讨论未能进行。对他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则以“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作为结论。所以，在1942年春开展延安整风的时候，党中央将王明的左倾错误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讨论并加以解决。因此，毛泽东说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并指出“‘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意思是：整风运动虽然在形式上是要总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很多同志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都存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在清算错误路线的同时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团结同志，使之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去执行党的正确的工作路线。随后，毛泽东说：“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他进而解释说：“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最后，毛泽东还作了反省，认为决议尽管从全党利益的角度出发，把很多功劳都挂在自己头上，但这并不是说明自己没有缺点错误。他随即摘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古语来说明：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不犯错误，而一般的人，包括他自己，总是不可避免地犯错误。
毛泽东的讲话，意在说明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一个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以及犯过错的同志。这里，就要贯彻整风运动中一直实施的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强调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番令人折服的观点，使党内思想取得了一致，顺利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六届七中全会完成了全部议程，延安整风运动也胜利结束，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继续奋斗前进。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4页）
名句溯源：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难点注解：
《为政》篇共24章，主要内容涉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为官从政的基本原则、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对孝悌等道德范畴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孔子本人学习修养的过程和体会。这段话就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学习和修养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总结，大意是：“我十五岁时，开始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就能够坚定自立了；四十岁时，我对一切道理都能通达而不再有疑惑；五十岁时，懂得了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天意命运；六十岁时，凡我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觉到不顺；七十岁时，我既能随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在孔子看来，人的学习修养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思想境界能与之俱进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摘用赏析：
参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条。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5页）
名句溯源：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出自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难点注解：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二程（程颢、程颐）解经的基础上，参照各家之说，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江西婺源（原属徽州地区）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平生著述颇丰，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其中，以《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最大。该书在准确阐释文字的同时，更注重对义理的阐发，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及其关系，是以义解读经的代表作，是朱熹穷极毕生精力而成的泣血之作。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达七百年之久。《论语·学而》中载有曾子“日三省吾身”的故事。他每日所省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成为后人立身修德的重要标准。朱熹也极为欣赏曾子的这种做法，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作了上述评论。其大意是：曾子每天以忠实、诚信、勤学三者检查反省自己，如果三者有一不足，就改正；如果没有，就进一步勉励自己。他要求自己如此严格诚挚，可以说是得了治学的根本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后成为一组并列成语，用来指对别人提出的那些错误或问题，如果有，就改正；如果没有，就进一步勉励自己。
摘用赏析：
从1942年初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思想上清算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并肃清其流毒。经过了长达两年的学习后，全党已基本上统一了思想，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造成的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前途的严重后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氛围下，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必须从理论的高度系统总结从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真正做到引以为戒。这样，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事就被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原本只打算召开两个月，为次年召开的“七大”作准备，但由于时局的变化和发展，会议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整整十一个月。起草决议是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其间数易其稿。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对草案稿作了三次修改，对决议作了极大地补充。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决议的起草问题。从1945年春开始，他先后对草案进行了七次修改，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0日，历时近一年的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这份草案进行了说明。
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的论断，明确了决议的重要意义：“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接下来，毛泽东解释了为什么原本打算在“七大”时通过决议又为什么提前到六届七中全会上来进行的原因后，又专门就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进行了重申。他以党成立以来包括陈独秀、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所犯下的三次影响较大的“左”倾错误为例，进一步提出决议的目的是将“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要求“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随后，毛泽东又对已经进行了三年、即将结束的整风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防止敌人利用的问题。中共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更好地开展日后的工作。但国民党方面却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大肆鼓吹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论调，企图挑拨我党内同志关系。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要求广大党员在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下，不要被敌人所挑拨。但同时，不妨多听听小广播，对其加以分析。因为，这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对这样一些话，毛泽东认为应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法，将其作为改进我们工作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的讲话，使全党统一了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认识，进一步把全党团结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为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6页）
名句溯源：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三国（蜀）·诸葛亮《后出师表》：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难点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