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世界以前，祖国大陆的主要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农耕文化，一种是游牧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又此消彼长，相生相克。燕赵之地就是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所以有人认为燕赵文化是这两种文化的混合体，又称他是一个“混血”文化。
一、燕赵文化的地理区划
燕赵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但是我们对于燕赵区域的划分，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来划分，一是因为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存在，二是因为燕、赵两国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
同样，燕赵区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为界线。今河北省又别称燕赵，其省界大体与战国燕、赵二国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大致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区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自然区分，因为历史上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绝不会由人为的行政区划而截然分开。今河北省的行政设置开始于1928年，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用河北省这一行政区划来涵盖以往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也是不够确切的。特别是在河北省行政区划的四围之内还独立出了北京市和天津市。
有人认为北京自西周初年分封燕国以来，经历辽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师，是六朝古都，这种说法不够精确。因为在分裂状态下一国之都的性质和意义与统一状态下全国的首都是不相同的，以往几千年间曾经作过分裂国家都城（包括临时都城）的地方数不胜数，周代燕国的都城其性质和意义都与赵都邯郸相差无几，而这一类的大小都城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30个以上。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才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它的历史和文化确实不再与任何一处地方的区域性历史和文化相同。所以自近现代以来北京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再和河北省的历史、文化研究混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燕赵文化等同于河北省的文化，就会给对元代以前北京的研究带来不便。
尤其是自元朝以来，历经明、清几朝，北京都作为京都，燕赵区域也随之成为京畿重地。在这三朝将近700年间，燕赵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的燕赵区域和汉唐时期以全国首都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河洛地区一样，已不再是一个地方性区域，而是一个五方共居的以及代表中央的区域了。
因此，可以以今黄河来划分燕赵区域的南部界线，这也是切合实际的。当然黄河的河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自汉代以后，黄河虽屡次变迁，但基本上是自砥柱东流入海，与今黄河走向大体相符。
燕赵区域的地理区划是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它的西界和北界。从当代人的空间概念来看，燕赵文化的地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全境及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的部分地区。在京津文化形成以前，京津地区也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
燕赵文化它是一种平原文化。
燕赵地势开阔，沃野千里，兼有三面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在汉代之前，北中国的第一大水脉黄河流向比现在靠北，那时的黄河绕太行山流经燕赵大平原，最后在碣石山一带入海。于是黄河一方面成为燕赵战略上的南部天堑，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富庶的重要保证。那时候，北中国是整个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个领域里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三秦、燕赵、齐鲁等北方区域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后来美丽富饶的长江以南区域那时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褥的阴湿蛮荒之地。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是唐朝后期到五代时期的事。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燕赵人中融入了大量骠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那道被当作中国文化象征的万里长城，在燕赵北部的怀来、万全一线一直沿燕山山脉横亘至秦皇岛海滨，远远看去仿佛一条蜿蜒的巨龙。今天，当我们站在被称作燕赵锁钥的山海关下，明代状元萧显徘徊三日后写就的“天下第一关”五个苍劲大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陶醉之感。雄阔的万里长城从来就没有成为北中国不可逾越的军事屏障，从战国、西汉到明代，固若金汤般的长城被修了一次又一次，但游牧人的铁骑照样踏破城阙屡屡南进，江山永固、海内晏请的愿望只是不切实际的梦幻空花而已。
燕赵文化也就成为一块农耕文化，发育得相当完善，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成为中国与游牧文化通向交汇的前沿阵地。在中国，农耕文化以中原文化和黄河文化为主体。以农耕文化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都极力防止以草原部落和东北关外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南移。而游牧文化又有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极力南移，并在全国建立了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元朝和清朝。这两种文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温文尔雅。燕赵文化正好夹在这两种文化中间，所以有人认为燕赵文化是一个“混血”的文化。胡服、朝服、洋服，燕赵文化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奏，无数次的沧海桑田。
另外，燕赵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由于要适应燕赵寒冷的温带气候和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因此，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二、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
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支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
“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这一特征从理论上建构了燕赵文化的个性特征，巩固了燕赵文化的区域概念，使燕赵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区别开来。
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2000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这也是即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1.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然而燕赵大地还蕴含了无限的优雅之气与闲散的情调，以及太多太多的无奈和苦难。
燕赵与江南比起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燕赵文化充满着一种悲壮之美。燕赵人多有一股侠义之气，秉性率真，性格直率，充满着骨气和血性。
燕赵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燕赵文化世代传承，存在着一种尚武遗风。在燕赵文化里，散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浓香，充满着文化的悲剧之美。
战争、尚武、侠义、壮士渲染的是文化上的悲壮。燕赵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一个悲剧的角色，燕赵文化充满着历史的悲剧美。燕赵的人以生命去告诉世人什么是正义，以死去证明人生的价值，让正义战胜邪恶。燕赵文化里的人物命运大都以备注的死来结束一生。燕赵文化是在历史的大悲壮中展开的，尤其在民族危亡、国破家亡、战事频频的动荡时期，燕赵文化总是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风骨，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历史上的燕赵曾是奇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大头鬼的乐园，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和男子汉的降生之地。
燕赵多悲风、多义士。一句“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令我们胸中的块垒沉郁，百感交集。
荆轲刺秦，壮怀激烈。荆轲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公元前27年，燕国派刺客荆轲以献图为名入秦宫刺杀秦王，秦王慢慢展开地图，结果图穷匕现，荆轲拿起匕首向秦王猛刺，然而未刺及秦王，结果为秦王所杀戮。壮士之名，流芳千古。“荆轲刺秦”的典故就来自于他只身一人行刺秦始皇。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见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燕赵文化多有一股侠义之气。什么是侠？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的观念，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侠士并不单单只尚武，他们也十分注重读书。在古代，士是读书人的称谓，那些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只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交绝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时报一答十，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关心，而是为了证实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承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热爱生命。生命有两种，苟且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赢、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强敌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扰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是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实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头能使秦动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之手，荆轲面不改色。然而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燕太子丹的黄金、馆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荆轲说：“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而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看似无情。荆轲已死，鲁勾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这几位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们之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无以伦比的境界。荆轲之悲壮在于，义士壮烈，以燕国的兴亡为己任，明知行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仍奋然前行，置生死于不顾。“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悲凉、更凄美、更荡气回肠的背影吗？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荆轲的壮举，中国的公元前三世纪将会平淡许多。
燕地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正常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正常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赵文化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偏锋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写作忼慨，忼又写作亢，本指咽喉。在声乐上，慷慨是情绪激昂、声音高亢的歌唱方式。悲歌也是专有所指的一种歌唱风格，在《燕丹子》中有“为壮声”、“为哀声”的描写，其悲壮之情可以由荆轲《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复还”数语具体印证。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在谋刺秦王的过程中，太子丹和荆轲之间也有一种契合。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大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以自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昭王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着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
2.武勇任侠与阳刚之美
燕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早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遇到大难，同宗四位大夫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被灭族，于是赵氏门客中出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问程婴：“抉立孤儿和殉难而死哪个更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那么你来努力做这件难事，我做容易的，先让我来死。”于是公孙杵臼殉难而死，以掩护程婴。程婴则带着孤儿赵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后，赵武重新被立为大夫，程婴继续在左右保护他。又过了数年，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程婴便毫不迟疑地自杀而死，为的是到地下向公孙杵臼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