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影响到佛教。支遁虽出家为僧，但却颇具名士风采，擅长草隶，寻山游水，好吟诗文。孙绰曾著《道贤论》，将佛家七道人：支遁、法护、帛法祖、法乘、竺道潜、于法兰、于道邃比为“竹林七贤”，认为支遁身为名僧，实则名士，当时人评他是“身披袈裟的名士”。又说他“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在此之前，玄学家不谈佛，甚至不与佛教徒交往，他开创了玄、佛结合的先河。并以禅学作诗，当时哀帝准他回山时，一代名流前来为他送行，可见名士对支遁的倾慕。
玄谈名士对支遁的敬重，当然不仅因为他的名士风度，更重要是他的思想和才华。支遁除了作诗写文之外，还写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即色游玄论》、《圣不辨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大小品对比要妙》、《逍遥论》，等等。其著作今天虽然大部分已亡佚，但从仍存的部分文章及残篇看，支遁在佛学、老庄学方面确实有很高的造诣。
他又是主张顿悟的一个人，南齐刘虬《无量义经序》论顿悟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於七住。”由于他主张到第七地生起顿悟，七地以上尚要进修，因此又称为“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遁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
支遁认为众生本性不同，只有“至入”，不仅能适天地自然之本性，而且不执著，做到“通览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从而既“无待”又“无己”，可能这就是“逍遥”。玄学本身到东晋已达到了他思想的极限，与佛学相结合，使它有了更好的发展。支遁的影响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让他在中国思想史、佛教史上，有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