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总统曾经是位军人，所以任总统期间他也有点好战的倾向。他的这个脾气让一些朋友感到担心。在白令海的问题上，加拿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拒绝了布莱恩提出的和解协定，于是哈里森总统决定放弃公判，而倾向于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幸好，他周围有群头脑冷静的人。此外，他还坚决支持用武力来对抗南美国家。
与智利发生冲突时，有一段时间，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总统采取武力行动，而一旦采取武力，必将导致战争。由于智利官方在声明中对哈里森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表示出极为轻率挑衅的态度，总统被激怒了。我赶去华盛顿，想看看是否能为化解两国的战争做些什么。作为首届泛美会议的成员，我对来自南方姊妹共和国的代表们有所了解，并且与他们相处很好。
碰巧，当我刚进入肖勒姆宾馆时，就看见密苏里州的亨得森参议员，他和我一同参加过泛美会议。他停下来向我打招呼，看着对面的街道对我说：“总统先生正要召见你。”
我穿过街道。
“你好，卡内基，你什么时候到的？”
“总统先生，我刚到，刚住进宾馆。”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
“好啊，我们一起散散步，边走边谈吧。”
黄昏时分，总统挽着我的胳膊，我们漫步在华盛顿的大街上，边走边谈，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轻松愉快。我告诉他，他曾任命我为泛美会议的代表。在欢送南美代表团成员离去时举行的阅兵仪式上，他曾说，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们的尊敬，而不是向他们展示我们的军队，我们宁愿没有军队，也不需要有军队。我们是共和国家族中的大哥，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现在，我发现他明显偏离了原来的轨迹，因为与小小的智利发生的一点小争端，就想以战争相要挟，这让我就感到既惊讶又伤心。
“你是纽约人，除了生意和金钱以外什么都不用操心。这就是纽约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一点不在乎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总统说。
“总统先生，我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作为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战争可能会给我带来数百万进账。”
“噢，对你来说的确如此，我倒是忘了。”
“总统先生，假如我要去参加战斗，我会找一个和我身材相当的对手。”
“很好，可你愿意让任何一个国家来欺侮和羞辱你吗？”
“总统先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够羞辱我。尊严是自己给的。”
“你瞧，我们的海军遭到了对岸的袭击，已经有两人牺牲了，你对此怎么看？”他问。
“总统先生，我并不认为一次喝醉的海军士兵之间发生的争吵，就会使国家受到羞辱，而且他们不全是美国的海军，通过他们的姓名就可以看出，他们有些是外国人。我倾向于免除船长的职务，因为当镇上发生骚乱的时候，公众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证，他居然允许海员们上岸。”
我们一路边走边谈，到达白宫门口时，天已经黑了。总统告诉我，他当晚还要外出赴宴，但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他说那时只有我没有别人，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明晚能和您一起共进晚餐，我非常荣幸。”我说。随后，我们就分手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先生，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伸出双手热情地迎接我。
“嗨，昨晚你为什么没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当时总统先生告诉我夫人，你在镇上，她就说：‘我刚才还在想，卡内基先生在镇上，这里有个空座位，他来就正好了。’”
“噢，布莱恩先生，没去见你们倒是幸运。”我回答说。于是我告诉他，我和总统在一起所发生的事。
“是的，”他说，“真是幸运。否则，总统可能会认为，你和我是商量好的。”
正在此时，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埃尔金斯进来了，他是布莱恩先生的知己，也是总统的好友。他说，他已经见过总统，总统跟他说了昨晚和我就智利问题所作的一番交谈，我和总统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噢，总统先生，”埃尔金斯参议员说，“这不可能，卡内基先生居然对您说得那样直率。虽然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但他在和你谈话时应该会有所保留。”
总统答道：“我敢保证，我没有看到有丝毫保留的迹象。”
事情得到了协调，这要感谢布莱恩先生的和平外交政策。据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避免了美国的外交纠纷。他曾经被人认为是个好斗的美国人，而他真的让总统作出了让步，这可能不太容易被人们理解。
那天的晚宴上，我和总统进行了一次友好长谈。但他的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我大胆地对他说，他需要休息一下。无论如何，他都应该出去散散心。他说，他已经预订了一艘快艇，打算放下公务，出游几天，但最高法院的布拉德利法官刚刚去世，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合适的继任者。我说，我有一个人选，但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曾在一起垂钓，并且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朋友之间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但他可以打听一下——他就是匹兹堡的施拉斯先生。总统调查了施拉斯先生的情况，并任命了他。施拉斯先生得到了各地的大力支持。如果施拉斯先生不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哈里森总统绝不会考虑任用他，无论是我推荐，还是其他任何人推荐，都是没用的。
在白令海的问题上，索尔兹伯里勋爵否认已经达成的一致协议，总统被激怒了，他决定驳回反对意见，拒绝和平解决。布莱恩先生在此问题上和总统意见一致，索尔兹伯里勋爵通过他的使节已经对此表示赞同，后来又反悔了，布莱恩先生自然感到愤怒。我发现他们双方都没有和解的意思。而且，总统的态度更为强硬一些。通过与布莱恩先生的单独交谈，我向他解释，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迫于加拿大的压力，他无法接受先前草率约定的协议。还有一个原因，纽芬兰坚称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他和纽芬兰也有争端。在英国，没有一个政府会由于纽芬兰而加深对加拿大的不满。索尔兹伯里勋爵已经尽力了。没过多久，布莱恩确信了这一点，并成功地说服总统和他站在同一路线上。
在处理白令海的纠纷中，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一天，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爵士一行到达了华盛顿，他们要求布莱恩先生安排他们和总统进行一次会谈，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议。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要去请示一下总统，第二天早上回复他。
之后，布莱恩先生在华盛顿将此事告诉了我。他说，“我很清楚总统不会正式接见约翰爵士一行，这一点，在他们拜访时，我就已经跟他们说了。”约翰爵士强调加拿大是独立的，“像美国的纽约州一样独立自主”。布莱恩先生回答说，他一旦安排加拿大总理与纽约当局的政要会面，他不久就会听到来自华盛顿的一些议论。
总统和布莱恩先生由于深信英国政府在国内没有履行业已达成的条款，因此他们接受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提议，决定通过仲裁来解决，那样做是最好的。但那对布莱恩先生来说，是非常痛心失望的。他已经建议英国和美国，在白令海各自安排两艘舰船，双方在海上都有相同的通行和拘捕有任何一方国旗的渔船的权力——事实上，是一支联合警力。索尔兹伯里勋爵给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发了封电报，对布莱恩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明智的建议”表示感谢。对于悬挂任何一方或者双方国旗的船只赋予同等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一个充满情谊的正义的条约。朱利安爵士向布莱恩先生展示了这份电报。我在这里提及此事，是想说明，那些真正有才能的政治家，急切期盼合作，但有时却事与愿违，不能成功。
布莱恩先生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眼界广阔，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并且一直倡导和平。在处理智利的问题及白令海的问题上，他都沉着冷静，充满智慧，追求和平。尤其是，他在团结英语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曾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帮助，布莱恩先生对此怀有无比的感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冲昏了头脑。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与宾客进行了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当时，一并提出了《克莱顿-布尔沃协议》。会场上，一位着名的政治家站出来说，他们感觉布莱恩先生一直对英国怀有敌意。布莱恩先生否认了这一点，据我所知，他是正确的，有关于《克莱顿-布尔沃协议》的信件为证。布莱恩先生答道：
“作为国务卿，我不得不提这个问题，我惊讶地发现，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告诉我们，说女王陛下‘期望’什么，而作为国务卿的我会告诉你们，我们总统‘冒昧请求’什么。当我收到这样一份急件，上面写着女王陛下期望的是什么，我就回信告诉你们，我们总统‘期望’的是什么。”
“很好，你承认你们改动了信件上的措辞？”这是一支射向他的利箭。
他很快作出反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已经告别了向任何强权国家‘冒昧请求’的阶段，我们只是将‘冒昧请求’换成了‘希望’。这只不过是向你们学习，如果女王陛下能够‘冒昧请求’，你们将发现我们的总统也会同样谦逊。如果你们还是用‘希望’这样的字眼，恐怕美国也只好以‘希望’来回应了。”
一次晚宴上，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和苏格兰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泰南特爵士共进晚餐。当时，张伯伦先生说，他的朋友卡内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功成名就，但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每年给卡内基价值100万英镑或者更多的补贴，难道是为了钢轨生产？
“噢，”布莱恩先生说，“我们不那么认为。我对铁路有兴趣，过去我们常常向你们买钢轨，每吨要付90美元，一分也不能少。现在，就在我从家乡出发前，美国政府已经和我们的朋友卡内基签订了一笔大合同，每吨钢轨只要30美元。我感觉，如果卡内基及其他人没有冒险在我们的大西洋岸投资用于发展制造业，那么今天我们仍将以每吨90美元的高价向你购买钢轨。”
这时，查尔斯爵士插话说：“这点你完全可以相信。90美元是我们商定的出口价格。”
布莱恩先生微笑着说道：“张伯伦先生，我认为你反对卡内基的理由不够充分。”
“是啊，”他回答，“我怎么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呢，查尔斯爵士不是背叛了我吗？”随后大家都笑了。
布莱恩是一位少有的健谈者，他的讲话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让人挑不出任何错，无论是一件事还是一个字，即使是最挑剔的人也听不出来。他像钢夹一样反应敏捷，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伙伴，并且他还成就了一位杰出稳重的总统。我发现他真的很保守，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都强烈倡导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