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我提供了第四笔大的捐助1500万美元，作为许多上了年纪的大学教授的养老基金（用于发展学术教育的卡内基基金）。为此，必须从美国各大高校的校长中挑选出25人担任该基金会的理事。24位理事（芝加哥大学的哈珀教授因病缺席）齐聚我家共商此事，我深感荣耀，受益匪浅，并和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该基金成立之初，弗兰克·A．范德利普先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得益于他在华盛顿时积累的经验。此外我们发现，基金会主席亨利·S．普利切特博士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项基金让我认识了很多亲密的朋友，我非常重视它。许多人不久便成为了受益者，我相信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有资格享受这笔基金。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受到的待遇或许是最不公平的，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但收入却是最低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不过是微薄的工资。当我首次担任康奈尔大学的理事时，我惊讶地发现教授们的薪水这么少，有些比我们公司一些职员的薪水还要低。对这些上了年纪的教授们来说，靠节约是不行的。当时，大学里没有提供养老基金，那些本该退休的老教授们不得不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不管他们是不是能够胜任。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首批公布的受益者名单中就可以看出这点，其中有一些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们为传播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许多受益者及其遗孀给我写来了感人的信件，我一直保留着，当我忧郁的时候，只要重读这些信件就会让我烦恼顿消。
我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托马斯·肖先生（现在是肖勋爵）为一份英文刊物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反映了苏格兰的许多穷人没有能力负担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所需的教育费用，尽管有些人自己非常贫困，还竭尽全力帮助他人。读罢肖先生的文章，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想法，决定拿出1000万美元设立一个基金，其年收益的一半用于支付贫困生的学费，另一半用于学校基础建设。
1902年，这项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董事会在苏格兰国务卿的爱丁堡办事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鲍尔弗·伯利勋爵主持。
与会的有许多名人要员——巴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利（现为莫利子爵）、詹姆斯·布赖斯（现为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雷伊勋爵、肖先生（现为肖勋爵），以及丹佛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还有其他“各行各业”关心教育的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解释说，我读了近期的一份理事会报告后，认为不能把基金委托给苏格兰大学的教职人员来管理。巴尔弗先生立即喊道：“一分钱都不行，一分钱都不行！”董事会成员埃尔金伯爵对我的提议也表示完全赞同。
在宣读了基金管理细则后，埃尔金伯爵认为它还不够严谨，也不够详细。他希望能明确他的职责。我赋予董事会较大的自主权，如果今后他们觉得在苏格兰这项教育基金已经与时代的发展不适应，他们有权变更这一慈善基金的受益对象和申请方式。鲍尔弗·伯利同意埃尔金伯爵的意见，巴尔弗首相也表示赞同，他说他从未听说过哪一个捐助者会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希望制定出具体的方案。
“很好，”我说，“巴尔弗先生，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人能为下一代制定法律，有时候他们制定的法律甚至对自己这代人都不适用。”
现场爆发出一片笑声，巴尔弗首相自己也笑了，他说道：
“你说的没错，完全正确。不过，我认为你是第一个如此明智而有远见的捐助者。”
我提议董事会只要有半数人同意就可以审议通过了，但鲍尔弗勋爵建议不能少于三分之二的人数。埃尔金伯爵以及其他所有成员对此都表示赞同。我深信这是一份明智的决定，今后会得到证实。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爵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基金会主席之职。当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希望劝说埃尔金担任这一重要职位时，他立即说：“在英国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了。”
对此，我们都非常满意。我们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和他有同样能力的人选？
巧的是，我们苏格兰大学基金会的4位董事，亨利·坎贝尔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都被授予了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现在，多了一位女士，她也加入了这个圈子，那就是卡内基夫人，她热爱丹佛姆林就像热爱自己的家乡一样。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进入大学，我仿佛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的一生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第一次与全校教职员工见面。自圣安德鲁斯大学创建以来近500年间，只有非常有成就的人才能坐在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为了准备即将开始的发言，我查阅了以往校长们的演讲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迪安·斯坦利校长给学生们的忠告：“去彭斯的诗歌中寻找你们的信仰。”他是教会的权贵，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心腹，所以才敢大胆地对约翰·诺克斯大学的学生们这么说，这也显示出时代在进步，宗教也在不断进步。彭斯的诗歌中蕴含着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例如：“唯有怯懦才是可怕的。”我早年时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又例如：
为了让不幸的人们俯首听命；
可怕的地狱里刽子手扬起了鞭子，但是在你能感到荣耀的地方，也将让你感到濒临边境。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校长给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们所作的演讲也非常精彩，他显然想把自己最宝贵的经验感悟传授给学生们。他强调，音乐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让人获得高雅的享受。这也是我的亲身体会。
我和妻子很高兴地邀请到了苏格兰4所大学的校长及其妻女到斯基伯来度假一周。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主席埃尔金伯爵、苏格兰大臣鲍尔弗·伯利勋爵和夫人也参加了首次聚会。此后，每年的“校长周”活动就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惯例。我们都成了朋友。校长们在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对各所大学都是很有益的。“校长周”活动激发了大家的协作精神。第一次活动结束时，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500年来，苏格兰各大高校的校长们一直在研究如何给学生们讲课，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我们在斯基伯的那次聚会令人难以忘怀。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小姐（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曾孙女）也参加了这次“校长周”活动，所有人都为之折服。大约在150年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他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在费城隆重举行，圣安德鲁斯大学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众多高校纷纷发来贺信。如今，圣安德鲁斯大学也要给他的曾孙女颁发学位证书了，作为名誉校长，我得行使职责为她颁发证书。在“校长周”的第一天晚上，在众多观众面前，我为她颁发了学位证书，当晚有200多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在场的观众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7年前，圣安德鲁斯大学给曾祖父授予学位的情形仿佛在曾孙女身上重现（她作为拉德克里夫学院院长，作出了自己的成绩）。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穿越大西洋，亲手为她颁发学位证书。她也像富兰克林一样，是出生在英国的美国公民。学位授予仪式在费城举行，那里也是富兰克林曾经奋斗过并获得过许多荣誉的地方。整个仪式非常隆重，我很珍惜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唐纳德校长每当想到这一刻就会精神振奋！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们一致推选我连任名誉校长（没有一个竞争者），这让我深受感动。我喜欢晚上的活动，没有教职员工参加，学生们畅所欲言，我们在一起相处得非常愉快。第一次“校长夜”和学生们聚会后，唐纳德校长向我转达了学校秘书交给他的一份意见书：“某某校长和我们谈话，都是在讲台上讲的，而卡内基先生却和我们围坐成一圈，亲切地与我们进行交谈的。”
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不过，我相信我们的重点大学，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有着5000至10000名的学生，规模已经很大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而那些小规模的教育机构（尤其是专科院校）更需要帮助，需要投入资金去支持它们的发展。因此，我后来仅限于资助这些规模小的学校，结果令人满意，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事后，我发现洛克菲勒先生的光辉教育基金、普通教育基金委员会，以及我自己的基金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加入他们，我同意了。我们很快建立了合作，这对彼此都非常有利，如今我们仍然保持着协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