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和这个世界,正面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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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澳大利亚,只想在这里疯(2)

STEVE大叔兴许是有四五十岁了吧,他爱极了摄影,尽管在我看来,他照片里的刻意多过了意境,而他寻找的意境又缺了些角度,但终归,他站在让我无法企及的高度,那便是,对摄影的热爱和挖掘。他说,他是个摄影师,但更多的,他是个汽车评论家,开各种各样的新车,写各种评测文章,穿梭在各种赛车大赛。他很胖,是我通常不太愿意做沟通的鬼佬胖子的身材,虽然我知道,通常他们的内心会更单纯更容易相处。所以,我很惊讶自己会在他提出隔日开车带我去墨尔本郊外拍照踏青时说YES。他说,我很愿意带你去墨尔本周边看看,带上你的相机,我们还有大把的技术问题可以探讨!

直到回到GH和同屋的台湾姑娘说起这事,才突然意识到,我刚刚答应了一个才认识半小时的陌生人的邀请,要去到人生地不熟的郊外。她瞪大眼睛,你怎么在街上,也可以跟人结到伴!

年轻女孩在城里的哀怨

在台湾姑娘S眼里,我有许多的不可思议,甚至算是疯子那一类。我们所住的这间GH(旅馆),是我在澳洲最享受的住处,我在这里住了7天。7天里,我认识了23个人,他们有的会每晚晚餐时和我在厨房照面聊天,有的今天去,明天来,有时候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有时候一起聊天,一起看书。如果这7天是个快镜头,我便是这人海中站在原地不动的那只单影,而身边快节奏的移动,便是在我脑海中进进出出的他们。和澳洲前十多天所面对的各种平凡冷漠相比,墨尔本这家YHA,带给了我太多的快乐和感动。

忙碌的厨房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天在厨房切菜,做饭,和身边人边等饭熟边聊天,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日本人K是个超级腼腆的小伙,我们常常一起缩在沙发里聊天,话不多,有时候相视一笑,有时候突然讲上一两句,又归于平静,像是恰如其分地互相守着彼此的空间;我屋里的两个欧洲姑娘,在我们一起住的一个多礼拜里,他们既不出去玩,也不像其他来澳洲的年轻人一样四处打工,只是每天窝在GH沙发上,到点就做饭吃,洗了碗就坐回沙发里发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房间里其他的床位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她们还是不见动静。难道,她们是在思考,下一步的人生,要何去何从?而荷兰人D,每次讲话的时候我都听得费力,他常常加入我的晚餐,说一大堆我不太听得清楚的话,再被我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逗得哈哈大笑,和他一起早餐的一幕幕,很奇怪的在我脑海里,至今留存着。

有时候,我在厨房煮火锅,不断会有人凑过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食物。在还没煮好之前,锅里的东西就已经被无数的人尝过了。每个人在入口后的那几秒内,表情都会从原本的笑容洋溢到突然瞪大眼睛,再到吐舌头找水喝。整间厨房,哪怕开了抽油烟机,也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火锅味。他们实在弄不懂,这飘满油和辣椒的一锅腥红色,怎么会是人吃的食物!

台湾姑娘S和我同屋,从我入住第一天,到我离开,很少看到她丢掉忧愁开心笑的时候。她的忧愁来自于她的工作。她来澳洲WORKING HOLIDAY一年,延期一年,对于前面半年一直在澳洲乡下捡萝卜的她,墨尔本的快节奏和都市化,让她适应得极度困难。在乡下,她住在农场,一周才能坐农用车去镇上超市采购一次,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陪伴她的,是农场里的奶牛,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胡萝卜,和几个语言不通的韩国学生。习惯了安静和与世隔绝,突然,来到墨尔本,连走路慢了都会被撞的地方,一切都变得那么格格不入。

所以,在墨尔本她找不到工作。商家们通常不愿意用持WORKING HOLIDAY VISA的人,因为VISA通常不能续签,一年后必须离开。所以持WHV的人,大多工资很低,特别是来自亚洲有语言隔阂的国家。高一些的薪水,通常在夜店,语言要求极高,更别说外放的性格,而对于这个小小的有些腼腆的台湾姑娘来说,就算她真想去,外形上的乖巧文静也一定会让她被拒之门外,所以,她一刻不停地发愁。

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感化她,因为一开始她并不太理我。相比同屋的过于健谈的随时不见人的瑞典姑娘,以及两个语言不通的欧洲姑娘,她看起来让人很有交谈欲。我每次回屋,她都安静地缩在床角上网,对我浅浅一笑便不再有下文,眉宇间忧愁渐浓,而让她忧愁的事,恰恰是我觉得最简单的问题。她纠结于,是妥协于懦弱去悉尼投靠同样讲华语的朋友,还是自强自立留在墨尔本这个她喜欢的城市找工作。

在我每天的循循诱导下,到我走的那一天,她已经眉开眼笑。生活中有多大的坎迈不过去?其实,两难的,是心里那早已失衡的天秤。能在别人脚步踌躇时帮忙指明方向,轻轻推一把,我想做,我也希望有人能为我做。

在她眼里,我就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每天傍晚到入睡前,我几乎都在公共区域跟人聊天神扯,刚开始她只在擦肩而过时和我打招呼,慢慢地,她渐渐加入了进来,甚至,还一起煮了一顿火锅。煮第一次火锅,是因为我真的嘴馋,可是煮第二次,却是因为每天见她除了方便面和面包片再没吃过其他东西,有些心酸,只想弄些好吃的和她分享。尽管那时候,她看我的眼睛里仍然满是生疏。她慢热,我快熟,好不容易搭调。

她问我,为什么所有她遇到的中国人,都要强迫她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不。我这样的从不愿意把政治问题和生活挂钩哪怕一点点的散漫人士,老实说,在提起这个争端话题前,我脑海里只有关于这个“人”的印象,和他来自的地方文化,我很难把话题提升到民族自豪感的高度,尽管偶尔也会经不起人挑衅。她说,台湾人也好,大陆人也好,我们想要的,只是维持现在的生活不变,有话可以随便讲,拿着护照可以上百个国家随便去,自由最大化。台湾民众,大部分要求很简单。

大洋路打了水漂

如果说,台湾姑娘是我在YHA留下的最长久的回忆,那么,加拿大裔的印度人D,便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朋友了。无论是曾经生活在被印度人围绕的KL,还是在遍地皆是印度佬的印度本国,我始终不自主地,对印度人缺乏倾诉欲。但D,和他新认识的英国裔印度人B、他的表妹Z,却是不同的。我猜想,是那截然不同的口音和生活背景,让我跟这几个印度人扎堆了整整一个星期。和其他来澳洲WORKING HOLIDAY的人不同,D几乎不用刻意去找工作就能拿到比其他人高出好几倍的薪水。他是个法语和西班牙语老师。他随时一脸笑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像是快要追到耳根,眼睛变成弯月,让人丝毫不怀疑他笑容的纯洁性。

如同中国人爱扎堆一样,印度人面对同样的族裔,也是爱极了扎堆,哪怕他们的国籍截然不同。在鬼佬面前,国籍似乎代表了一切,所以,我又一次被莫名其妙排斥。这一次,排斥我的,是个苏格兰姑娘。某个下午,我坐在公共区域和印度人聊天,突然,她走过来,客气地搭讪,几句话下来,她成功把原本我正在聊的话题活生生切断,我一开口,她便接过去,最后接得我竟然不记得自己要说什么。我索性窝在沙发里和坐在一边的D聊天,她的话题充其量吸引住了印度MM,却突然,她硬生生叫住D,切个话题过来。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你切话题跟切歌一样那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