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我一样的病症，只是尚处于中期，还有很多的回转余地。当八个疗程的化疗和二十多次放疗完成之后，院方告诉他，如果再准备一万八，就可以彻底地将勇的病治断根。得知儿子可以痊愈，父亲的脸上自然有了一丝微笑。然而这丝几乎察觉不到的微笑后面，又有着多少的无奈与苦涩。在与他的闲聊中，我才知道，他们为了最后一次的化疗，已经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没有人再愿意帮助他们了，于是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家里的青苗转黄成熟后全部卖出，凑齐了最后一次治疗的费用。而今不要说一万八，估计一千八他们也无比困难。
我们当时也很困难，帮助不了他们，只能偶尔带点水果奶粉家常菜给他们，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平日里，爸爸不吃菜，只吃饭，省下来的一点点钱要给儿子买鲜奶。但因为营养总跟不上，每次做完化疗后，小家伙的血象总是岌岌可危，又不得不花大把银子保命。一千元，两千元，可能只是某些人的一顿饭、一条烟、一件衣服，却总让勇和他的爸爸始终行走于生死存亡的边缘，重复着惨绝人寰的轮回。
这个叫勇的小孩，年少经事，每次只要情况稍微好一些，就会拿出自己的功课来温习，他不想把课程落下得太多。他正在上初三，如果不生病的话，下半年就可以升入高一了。但高一对于他来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没过多久，我就被告知，勇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个一边化疗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男孩。我也再没见过他的圣贤父亲，我不敢见他。我也是父亲，我也是重症患者，深深体味得到他父亲的感受。他家中还有两个没有成家的女儿，三个孩子在上学，真不可以想象，这位父亲平日里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但每次与之交谈的时候，他的笑声却是那样的爽朗。与他相比，我这点困难就不值一提。
病房就是一个小社会。同病室曾住过一位极其达观的老人，老先生走南闯北，见识博多，无意间他谈到一个对比。二十年前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时候，病房里满是一张张阴沉的脸，听不到一点说话的声音。但此次他再度入院，发现病房里的气氛好多了，护士小姑娘们一个个笑脸常开。而我们这个大病房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家属们相互照应着，就如同一家人。这其中不乏大奸大恶之人，但在整个人类都无能为力的重疾面前，大家却是空前的团结与仁爱。是呀，二十年，进步不仅仅反映在医疗科技的飞跃跨越，更反映在人们精神力量的极大增强。
李伯伯张阿姨老两口是我们的“核心”。张阿姨是个爱热闹的人，张口就是笑脸，走路都带着喜气，只要有她在，整个房间的气氛就沸动了起来。李伯伯是位慈祥的爷爷，晚上总要招呼几个小男生洗漱，父母不在，却似亲人在身边。正得益于这样的良好氛围，才使得我渡过最初那段难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