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椅上顺次坐着六七位待检的病人，医生一遍遍向我们口腔中喷注着麻药。半个小时后，我们一个个张着已经麻木的大嘴陆续走入检查室。我无力地躺下，三四位虎背熊腰的医生将我里外围住。一根导管从鼻腔穿入插进喉管中，我只感觉到阵阵的反胃恶心，干呕不已，接着又有若干根细小的导管从另外一侧鼻腔穿入。不能正常呼吸了，手和脚本能地动弹起来，但此时已经无法反抗了，我被几位医生牢牢地按住。从还有些许缝隙的喉管里我发出了极为难听的哀号声，那声音如同锯齿划过钢板，泡沫摩擦玻璃。随后发声的可能也被剥夺了，不知道多少毫升的液体从导管注入到我的气管支气管里，不能吸呼，只有不断地呛水。剧烈的咳嗽呛吐化作求生的本能，我挣扎着扭动头部，想甩掉那些天杀的管线。但马上，一双大手将我的头部固定，于是表示愤怒的途径只剩下红涨的双眼。液体继续注入，我继续愤怒……
好不容易，导管拔出。我马上弹起贪婪呼吸着，不停地呕吐。等到青紫的脸色渐渐消褪时，我才惊异地发现从别人体内取出的导管沾满了血污，而我的却只有清洁的黏液。肺部健康，与预判相左，我不得不又一次失望地面对汤教授。
“那就再做个活验，不行的话。”教授的新指令其实已经宣告了我暂时远离将夺我性命的手术，诊疗转入新的阶段。
刚入院时，我暂住在病房外的走道上。虽然每天都有检查，但还能够行动自如。时常在深夜里，床边的公用电话不合时宜地响起，我挣扎着起身来接，然后走到相应的病房里叫来他们想要找的人。同是天下可怜人，也许我多传一次电话，人家就多一点希望，多一点希望就可以早一天出去。
这部电话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刚刚得到消息的同学、朋友从这部电话给我许多的问候和鼓励。在深圳的大姑和Vicky干妈时时打来电话，询问病情，真的非常感谢她们，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惦记牵挂。
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你的工钱出了，我是送来还是怎么样？”
“我最近要动一个大手术，时间可能要几个月。如果我出不来了，钱就归你。如果能出来，我一定会自己来取的，等着吧。”对方听了，沉默了好一阵，“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好的。”后来当我再见她时，她将一个精美的信封递到我的手中，说：“我早知道会亲自交给你的。”
被称为“老板”的教授们每天带着一大堆学生，穿梭于所属的病房，用极其阴森可怖的语言拿着病人当活病例进行现场讲解，而与每位病人交流的时间太短太短了，显然治疗已经放到了第二位。
我慢慢习惯在人来人往的走道上入睡了。一天凌晨，我被阵阵吵闹声惊醒。侧身一看，几位民警与一位衣着时尚的女人坐在我的邻床。听了一会儿，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女人被控体内藏毒，正要进行强制排出时，她又大把大把吞下刀片。警方慌了，害怕出人命，立刻带她到这家医院的外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