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胡雪岩经营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氏用人，不是求全责备，而是人尽其长。他认为：无才之人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企业走上灭亡之路。广结人缘，使他做了“红顶”资本家，知人善任，使他的企业不断壮大。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的名言，它高度概括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治国治军中的特殊地位，而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商界。
众所周知，在企业和商家这些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为大众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无论在投入到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还是在实现满足社会的商业销售中，人永远扮演着有别于物化劳动（包括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角色。人，之所以有别于静止的、机械的物质资料，是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意识、受社会关系影响、潜力素质可变性强的特殊资源。也正因如此，经营的成败、企业的兴衰关键取决于能否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治众”是经营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治众就是管理众人，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工商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加强内部管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经营者都在“治众”上下功夫，胡雪岩也不例外。
1．广结善缘
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人本事再大，终究要受机遇和精力的限制，所以需要众人帮衬，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之间同舟共济，可以取长补短，往往会架起攀登事业高峰的梯子。
胡雪岩自小为生计奔波，缺少读书的机会，所以，他对与商事密切相关的官场礼节、西洋概况、外国文字等都知之甚少，但他眼高气盛，一心要做天下生意。为弥补自己的欠缺，他需要各有专长的朋友来帮衬。况且，交情和义气本身就是经商招财的一种特殊投资，因此，胡雪岩非常重视结交各路朋友。
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先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汪康年《庄谐选录》记载：“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折，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书中所载情形倒像已详述过的胡资助王有龄的事，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眼之际，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并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擅作主张，动用东家的大笔银两相资助，表现出相当的政治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霖，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胡雪岩对候补者尚且如此，对在任官员的结交更是不遗余力了，而且他很懂得因人制宜。胡初遇左宗棠时，杭州已被太平军攻陷，当时浙江舆论指责胡不忠不义，置生死至交王有龄于不顾，只为自己苟且偷生，也有人说他潜出杭州赴沪购粮饷时私吞了公款。当时，左宗棠已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任浙江巡抚，闻传言对胡顿生反感，甚至“俗理其罪”。但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摸准了以一员汉族举人破格而人值清廷的左宗棠为建不朽功业、立万世英名需要各方辅佐，所以，他在入浙左军枵腹待饷时，三天内筹到10万石粮，这无疑唤来了及时雨，也成功地向左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后来，胡为左协理洋务、充当西征粮台转远、筹款购枪，每件事都干得相当出色，喜得左宗棠称他“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是“商贾中奇男子”，在心目中形成对胡倚若左右手、须臾不可离的心理定势。
除了结交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忻、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上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享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说的是其曾祖宽厚待人，但我们却可以从这条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与军门一级的官员有礼品往来，彼酬此酢，而贵人、大亨就是他的座上宾。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敛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政局一动荡，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衰败，主要原因就是官场失宠。
结交洋人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通商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年）1857年12月（咸丰七年十、十一月间）曾参加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的军事行动，1861年9月（咸丰十一年八月）起，在浙江宁波任海关税务司。1862年1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上海与英、法两国领事及清朝苏松太道吴煦（1809-1873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会商上海防务；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d’Aiguebelle，1831～1875年）在太平天国时期作为法国军官驻扎在宁波。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堂办起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外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上串下联。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起，在上海、福州、厦门和汉口等地设分行，1851年（咸丰元年）获英国皇家特许状。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汇丰洋行（Hong Kong&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亦译“香港上海银行”，1864年（同治三年）设总行于香港，翌年设分行于上海，以后又陆续在汉口、厦门、福州、天津、北京、广州等地设分支机构，这是第一家把银行设在中国的外商银行，也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不以外币计算而采用中国通商口岸通用的银两为单位的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在商言商，胡雪岩自然明白商而成帮、互助互惠的道理，因此，他设法联络同行。本书第三章提到的湖州南当丝业“四角”之一的庞云缯就是胡雪岩过从甚密的朋友。庞云缯，字芸皋，祖籍绍兴，郑孝胥《庞云缯墓志铭》上说他“童年十五习丝业，精究利病……镇中张氏（指张源泰）、蒋氏（指三松堂蒋家）初与公合资设丝肆，大售，众忌其能，拆资以困之。公遂独操旧业……数年舍去，挟资归里，买田宅，辟宗祠，置祀产，建义庄，蔚然为望族。”可见，此人亦非等闲之辈。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把中国当作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当辑里湖丝大量外销，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丝生意，1875（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按：恐系“湖丝”与“川茶”之误）、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经此鼓励，胡雪岩的丝业做得更大了。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的合作。两人携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气候。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说：“光墉所营丝茶叶，……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光绪实录》上也说：“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垄断国际市场。”其实，当时蚕丝的国际转运和行情操于洋商之手，这里所谓的“垄断”当指胡雪岩在华商中把持蚕丝的国际业务。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洋行的设立，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买办”阶层。买办也叫“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的音译），他们通过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为外国资本家牟取利润而自己从中获取佣金。作为洋商和华商之间的中介人和代理人，他们较早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各种专业知识，具有资本营运、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而且久混洋场，对外国政治制度、经济状况、风俗习惯也比常人了解得多。胡雪岩为了在洋场生意中不至于瞎子摸象而倾心结交此类人物。徐润（1838～1911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在《徐愚斋自余年谱》同治七年戊辰（1868）条中提到：“历年同办公益善举之友余莲村、李秋亭、谢绥之、陈竹坪、施少钦、胡雪岩、严佑之、盛杏荪……”徐润14岁到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后升副买办。他与别人在上海合开了宝源等货号，从事丝、茶、烟叶和鸦片的买卖，还捐了个员外郎的官职。1868年（同治七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开宝源洋茶栈，先后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增设茶号。陈竹坪（名煦元，1822～1889年，湖州人）是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他寓沪数十年，精通西语，是“中西丝商倚之如长城”的“丝通事”，又是丝经行老板，因而富甲一方，成为南浔着名的“八牛”（丝商资财在银洋100万元以上者称“牛”）之一。盛杏荪即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此后曾督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中国电报局。胡雪岩与这些头面人物交游，一方面是出于联合商界朋友、协调同行人际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出他本人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也已是一个兜得转的人了。
对于下层商人，胡雪岩也不吝交谊。浙江慈溪人严信厚（1839～1907年）幼时在宁波恒兴钱肆当学徒，后来到上海宝成银楼任职，同治初年，就是在胡雪岩的推荐下，得以进入李鸿章幕，被委任李军镇压捻军的驻沪襄办饷械。
另据高阳先生的小说，胡雪岩还争取江湖势力：那时，以航行南、北洋起家的上海“沙船帮”老大与松江“漕帮”是冤家对头，考虑到沙船帮兴旺于时，但漕帮势力根深蒂固，胡雪岩机敏地在两者之间周旋、协调，终使两派宿怨冰消，心甘情愿地联合为他效劳，小说虽是虚构，但胡雪岩在太平天国时期多次为王有龄采办大米、洋枪，后来负责上海转运局务，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送西洋新式枪械弹药，却是事实。转运输将离不开船队，而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倚南北运输河道为财路的帮会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所以，可以推断，帮会给胡雪岩转运军需提供了很大方便，而胡雪岩也为帮会提供了固定运送官方物资的机会。
胡雪岩广结人缘的结果是构筑了由官场、洋场、商场和江湖多方势力组成的触角广、效率高的巨大关系网，他以此做生意，真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
2．知人善任
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胡雪岩在治店用人、优化内部环境方面也有不少有效的做法。
（1）因人致用，务使人尽其才。
清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作者借诗说明：人各有所长，用人要择才任势，使天资、秉性、特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各得其所。
胡雪岩在择才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号，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经理，聘任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协理，作为经理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脑力劳动者”，因而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二档雇员“师傅”，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践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熟练工人”，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能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2）取人之长，不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