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有教养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了人类积累的文化的一般基础知识，“大体上了解这些知识的总和，但是又具有自己的专业，并且精通自己的专业，而对其他的东西又能自豪地声明，人创造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这样的人能听见在他周围演奏的全部音乐，所有的乐声都能传进他的耳朵，所有这些乐声都汇成一个和声，汇成为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同时他本人也在用同一种具体的乐器演奏，而且演奏得很好，为共同的财富作出他自己的宝贵贡献，而这个共同财富又整个地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反映在他的心中”[102，第355，357页]。
同时还必须强调，不可把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职能绝对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根据我们对文化和教育的理解，在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因为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宗旨都是全面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人，它们彼此互相配合，互相充实。
普通教育的水平越高，掌握专业教育的前提条件就越有利；反过来，良好的专业教育能促进普通教育的深入和发展”[121，第117页]。
此外，我们还认为，如果从培养人从事劳动活动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把普通教育看作职业教育的必要成分，是合理的。同样，因为人的兴趣、爱好和能力不同，有必要对活动加以区分，如果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看这个问题，又可以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与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最重要的特点显然表现在以下方面：
培养整个年轻的一代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学生从事造福于社会的劳动活动进行职业教育前的培养或普通培养；培养青年自觉地选择职业；使所有的年轻人作好随后接受社会所有职业中任何一种职业的职业教育的准备。
同时，从广阔的社会方面着眼，可以把普通中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普通教育广泛地普及到所有的青年人；普通教育的经济作用；普通中等教育是向后代传授一般的文化知识的手段，也是使人全面、和谐发展的极重要的手段。
根据这些职能，就可以表述出普通中等教育的目的。
学校教育的普遍性、它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方向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人类的进步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有关各个方面的发展。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享受当时社会的高水平的教育，从前只能是、现在也仍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优先权。
社会主义要求坚持不懈地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水平，把它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并为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决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而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教育体系的态度的一种基本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都论述过这种思想。
例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变化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第4页]。
在《临时**********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关于工人子女的教育对于人类进步所具有的意义的意见：
“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4，第217页]。
列宁多次地强调了对劳动者进行教育的巨大意义，其间他十分重视普通教育。列宁在第一次全俄教育代表大会上说：“为了尽快地建成未来的劳动学校大厦，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贡献出全部精力和知识，因为只有这座大厦能使我们将来避免类似过去五年内所遭到的任何世界性冲突和战争。”А.В.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这个论述，写了下面这段话：“但愿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失言，是在一种兴奋情绪下说的话，是列宁在会上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偶然‘说说’的话。所有了解已故领袖的人都知道，在列宁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偶然事件。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远远不是认为，学校改革能够决定社会问题，可是在他的这些话中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确信在这些或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它首先要建立与它的理想相符合的学校，才能保证避免复归”[102，第138页]。
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涉及国民教育的篇章是由列宁执笔的，其中指出：“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变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12，第18页]。
在上面引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把一般的国民教育和其中的普通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明确地划分为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教育的全面普及能最有效地把各阶层劳动群众吸引到社会建设中来；教育的共产主义性质、它的思想-政治方向，能保证用为自己祖国的未来、为人类的未来而奋斗的进步思想去教育年轻的一代。
对于普通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的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再补充几点意见。
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教育，其特点首先表现为它的普遍性。如果把教育直截了当地或隐晦地分成为居民中的特权阶层服务的上流社会教育和为平民服务的教育，那么不管为上流社会提供的中等教育搞得多么好，这样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是先进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Г.诺伊涅尔写道：“普通教育的基本理论论说中的决定性问题，是关于普及普通教育的问题”[121，第120页]。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继承先进教育学的传统时，把普及教育的问题放在目的系统中的第一位是合理的，在建国初期我们就已把这个问题提到日常工作的首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国民教育委员会人民委员号召书》中就已谈到：“在充满愚昧、无知的国家中，教育领域中的一切真正民主的政权，应该把反对这种愚昧无知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政权应该通过组织符合现代教育学要求的学校网和实施普及的义务和免费教育，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普遍扫盲。
但是，任何一种真正的民主，都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扫盲上，也不能停留在普及初等教育上，它应该为全体公民组织统一的、绝非宗教性质的、分成几个阶段的学校。我们的最高目的是使全体公民受到平等的，并且尽可能是比较高等的教育”[12，第7-8页]。
在之后的几年中，尽管国家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师资也不足，但是仍然消灭了居民中的文盲，提出并顺利地完成了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然后普及了不完全中等教育。而今天，经历了对整个历史长河而言是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后，实际上正在完成普及中等教育的任务。
国民教育领域中获得的成就，为我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内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的榜样，并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教育家的注意，这并非是偶然的。
上面已经指出，教育除了它的普遍性外，其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政治内容、它的思想方向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教育是“统治阶级在为确立和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它手中所掌握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因此，根据统治阶级的社会-历史状况，还根据统治阶级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教育或者起进步的社会作用，或者起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社会作用”[101，第30页]。
用不着到远处去找关于教育制度起反动的社会作用的例子。只要回忆一下在希特勒主义时期的德国学校所起的极其野蛮的、祸满人间和后患严重的骇人听闻的作用就足够了。这种学校是用反动的、仇恨人类的法西斯思想蒙蔽德国青年的主要工具之一，尽管这种思想明显的是完全反常的。
因此，我们不能不同意Г.诺伊涅尔的意见。他说道：“价值倾向性、它的思想立场或它的世界观(广义的)和性格(狭义的)，构成个性的核心。作为最一般的特性。它们在个性结构中位于等级系统的首位。所以，应该把它们的形成看作是社会主义个性全面发展的、崇高的、共同的、无所不包的目的。个性的性格和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社会要求的特点，有区别地加以确定”[21，第111页]。
普通教育的年限和分量问题，在我们所研究的课题中占有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远景，马克思提出过十七岁以下的青年人都应受教育。这个理想在我国从建国之时起，就作为现实可以达到的目标提了出来。在一九一九年的第八次党代大会上通过的俄共(布)纲领中，提出了国民教育的近期任务，其中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