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堂大倍旧堂，即以分居驾驶、管轮两项学生，而以旧堂专居陆师学生，其委员、教习亦各视所职，分配两堂，俾约束教导，咸有专责。两堂经费原奏每月约需银五千两，查当时系筹先行开办驾驶、陆师两项，其管轮一项因经费最巨，但筹兼习之法，是以水师、陆师学生各只额设七十名，今则管轮、驾驶、陆师三项同时并举，管轮亦额设学生七十名，共设额二百一十名。又增建管轮机器厂一座，厂内匠丁料件一一有费，则按月所需，自较原估计增巨。而自开办以来，臣督饬在堂各员，凡百力求撙节，现在按月所支华、洋教习、委员薪费，学生膏火茶饭，丁役工食暨各项杂费率皆不过三千两左右，以此逆计，将来学生招足二百一十名之额，并添派教习，除练船经费及堂内随时值有添置大宗仪器、书籍、文具、画具，仍照章另案领款造销外，两堂每月常川用费，度仍不越五千余金，实属初估意愿之所不及，此新旧两堂分别布置及堂内按月常川经费大略情形也。至于水师学生所需练船，拟即以广甲轮船充用，委派尽先副将刘恩荣为练船总管，船政学生拔补千总程璧光为练船副总管。船内应设练船正洋教习一员，枪炮洋教习一员，帆缆洋教习一员，均已电致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募订。其该船应行分配器具，修改帆桅舱位，学生应带上船之仪器、书籍、号衣、帽靴之属均经分别制办。查水师之有练船，所以与学堂相辅而行，学生在堂既备习水师诸学之理，派登练船乃以使即平时在堂所学者，一一征诸实践，以备娴其法。此次设立练船，拟以三年为限。三年之中拟分六次出洋，俾周历中国沿海口岸、岛澳，及附近南洋、东洋各国口岸。从前闽厂练船，全年薪粮杂费约共支银六万余两，此次所拟练船员弁名额、薪粮之所可得而计者，每月约共支银二千六百余两，其煤炭、引水、华洋纸笔，随时添置，一切杂费无从悬揣，应令总管练船官撙节动支，核实造销。然约计一岁薪粮、杂费两项所需大约当四万两左右，较诸闽厂练船成案，岁可省银约二万两，而一切规模仍臻全备，此筹办练船并约估练船经费大略情形也。
查学堂开办以来，已逾二年有奇，驾驶头班学生一十四名，在堂应授诸学业已次第毕业，年内可以派登练船；其陆师头班学生十九名亦已学成，堪以派赴各营供差。在事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学生之历考优等者，亦不乏堪期造就之材。查从先天津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着有成效，先后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将在事出力委员、教习暨优等学生，援照总理衙门同文馆成案二年奏保一次，奉旨：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钦此。经吏部核奏以“查所保既据奏准有案，应照异常劳绩给奖”，嗣后二年保奖一次，即以现在所保人数为定额，再此次事属创始，是以按异常劳绩给奖，下届二年期满保奖，拟请照寻常劳绩核办，以示区别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现在广东创设水、陆师学堂已逾二年，着有成效，与天津水师、武备两堂事同一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在堂出力之委员、教习暨优等学生，照北洋成案，初次按异常劳绩保奖，俾在事者益奋勉以图功，愿学者更闻风而兴起。
《张文襄公奏稿》卷十八，第20-22页。
创设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折
张之洞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1月窃臣创设自强新军，延募德国将弁，分派统带营哨各官，业经将开办情形于本年十一月陈奏在案。
窃惟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光绪十二年间，天津地方曾设立武备学堂，惟时臣在两广总督任内，亦曾设立陆师学堂。虽学生额数均属有限，所造不多，而此次创练新军营哨各官，取之两处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征。现当急练陆军，亟宜设法推广，储异日干城之选。
查江南省城原设有水师学堂，今于仪凤门内之和会街地方创建陆军学堂，取其宽旷清净，远隔市廛，讲舍住屋操场一律备具。现已电托出使大臣许景澄延请德国精通武事者五人为教习，慎选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台炮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炮在武学中又别为专门，尤非浅尝所能见效。所有应习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满。期满合考，分别甲乙，是为毕业。仿照总署同文馆章程三年期满请准择优保奖，并选其学业贯通、秉性忠正者，分派各营任用，不使已成之材坐叹闲散；庶肄业者以好学为劝，闻风者以来学为荣，而国家亦遂收得人之效，此整饬武备之至要关键也。所有造建房屋、置备器具等费，约需银四万数千两，拟在筹防局款拨用，其常年经费约需银四万余两。
又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外国铁路衙门略如中国六部，设有极品大臣专司其事，大小学堂林立。
闻德国通铁路学术者至数万人之多，方敷全国铁路十万余里之用。盖研求利弊，考验物料，图绘器具，推算工程，监督行驶，稽查修理，随在与本利相关，亦随在与军国相关。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材缺乏，势必多用洋人，费且不赀，是非亟备人材不可。从前北洋亦经设有铁路学堂，其学业有成者，业经臣调用数人，惜为数不多，殊不敷用。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习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军学堂，以资通贯。约计常年经费亦须二万数千两。事关军国要图，该两项常年经费共需六万余两，合并仰恳天恩，即在江海关新认加解每年四万两，镇江关新认加解每年七千两，共四万七千两一项动支，计陆军铁路两学堂经费尚不敷银二万两。
查本年春间经臣委员会同江海关道常镇道劝谕膏店酌量认捐，嗣据江海关道黄祖络等禀称商捐业已办妥，计每年可收钱一万二千余串；据常镇道吕海寰禀镇江亦可劝办，惟为数较少各等语，近准户部咨催，令举办上药店捐输，现经札饬江宁、江苏两藩司。常镇、淮扬两道，于江宁、江苏、镇江、扬州等处最为繁盛之区先行劝办，其余府州县，由该司道体察情形酌量处理，大约此项商捐每年总可筹银二万两以外。其两堂不敷经费，拟即于此项膏捐项下凑足。如蒙俯允，则两堂经费有着，必可经久推行，将才蔚起，出自逾格鸿慈，不胜屏营特命之至。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六，第8-9页。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
张之洞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
再臣迭准总理衙门暨礼部咨，增设学堂，整顿书院，变通章程，均经奏奉谕旨允准咨行钦遵办理在案。查湖北经心书院，系臣为湖北学政时创设。两湖书院系臣于光绪十五年调任楚督以后所设。兹将两书院均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两湖书院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图学附于地舆。每门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四门分日轮习。另设院长，总司整饬学规、考核品行、讲明经济。
用宋太学积分之法，每月终核其所业分数之多寡，以为进退之等差。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每门亦各设分教，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四门分年轮习，无论所习何门，均兼算学。分教中即有通晓西文者，诸生若自愿兼习西文，亦听其便。另设院长，总司整饬学规，专讲《四书》义理、中国政治，其考分数而不仅取空文，亦与两湖书院同。
两书院所习八门，皆系学人必应讲求通晓之事。因专门分教一时难得多人，故于两书院分习之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其入院之生，皆选择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以五年为满，学成者择尤酌量咨送请奖，学不成者遣归，另招新生。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后，庶可有裨时艰，以仰副朝廷兴学储材之至意。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民国庚申年[1920]木刻本，第34页《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做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什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
(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庆历四年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道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
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张之洞：《劝学篇》，光绪戊戌年〔1898〕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序第1-3页，外篇第5-12页、第22-28页)
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
张之洞、刘坤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
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敬为圣主陈之：
一设文武学堂
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郄杜之对策是也。
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如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此皆与三代学校之制不合。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然而中国见闻素狭，讲求无素，即有考求时务者，不过粗知大略；于西国政治，未能详举其章。
西国学术，未能身习其事。现虽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招贤自陴始之意；只可为开辟风气之资，而未必遽有因应不穷之具。考《周官》司徒之职，《小戴礼》《学记》之文，大率皆以德行道艺，兼教并学，学成而后用之。此外见于经传者，乡国之学，皆兼六艺；大夫之职，必备九能；书礼干戈，司成并教；寄象译，《王制》分官；海外图经，伯益所传；润色专对，《论语》所重。又按三代之制，庠序之称曰士，年伍之称亦曰士，实为文武合一，文武并重之明征。若孔子兼通文武，学于四裔，尤圣人躬行垂教之彰彰者。此后汉举使才，唐采回秣，隋志经籍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亦兼骑射。钦惟我朝康熙年间测天造炮皆用西人。内府地图创用西法之经纬线，此图所刻铜板，即用东洋铜板之阴阳文。尼布楚界碑，兼用三体文字。乾隆年间，《西域同文志》兼列清、汉、蒙古、西番、托忒、回部之书。至于内廷功课，八旗授官，皆系文武兼习。
祖宗旧制，洵足为万代法程。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其立学教士之要义有三：一日道艺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讲解不责记诵，一曰有定程亦有余暇，一曰循序不躐等，一曰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大小各学，功有浅深，意无歧异。其考校进退章程，皆用北宋国学积分升舍之法，才能优绌，切实有据。既不虞试官偏私，亦不至摸索偶误，故其人才日多，国势日盛。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兴学之功，此其明证。其学校教法，大率少年者先入小学堂，先教以浅近文理、算法、史事、格致之属。小学堂又分初等高等两种，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门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等事；皆须全习。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日本之教科，名曰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皆本《五经》《四书》。普通学毕业后。发给凭照，升入高等学堂，习专门之学。自此以后，然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听其便，惟文武皆必先习普通。至专门之学，习文事者，名高等学校，英分经、教、法、医、化、工六科，又另设专门农商矿学。法与英略同。德又另设专门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