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被认为比穿越中国西北大漠的丝绸之路早七八个世纪的古商道，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被中央王朝认识。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录了这样的故事：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当汉武帝派遣的两域特使博望侯张骞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西域的大夏(今阿富汗)时，意外地看到了蜀布、筇竹杖等来自中国西南的东西。询问当地人，他得到这样的回答：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张骞带回的消息，让王朝统治者知道蜀国有通往身毒的民间商道，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官员，“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使者们的确已到达滇国腹地，只是因为当地部族首领的百般阻拦，汉使无法真正的沿着蜀身毒道完成自己的使命。 其实，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道置吏”，早在秦建立大一统的王国时就开始了。西南夷是一个囊括云南、贵州和四川I西南部，以及缅甸、越南北部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包括众多原始部族的族群概念。在古道采访，最常听的一句话是“秦开五尺道”，指的是秦始皇派蜀郡守常頞修五尺官道的史实。虽然昙花一现的秦王朝无法达成对西南夷的长久控制，但五尺道的出现，却成了西南夷与中原沟通的通路。
汉武帝时，王朝国力雄厚，达到了鼎盛时期。为配合北击南伐的战略，汉武帝很想找到一条由巴蜀至滇入身毒而终达西域的交通线。于是，西汉王朝于公元前182年设僰道县，加强对已有的蜀青衣道的建设，修复李冰、常窝虿修筑的“五尺道”。修道有方的唐蒙被委派修建南夷道，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则受命开发西夷道。
开发的过程异常艰辛，所经过的地方无不111高水长，重峦叠嶂。“数岁，道不通。士卒疲饿死者甚重，两南夷又数反，发兵讨击，岁以巨万计而无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都尉，令犍为自保。这段时期的开发未能完全开通西南夷，但却为进一步的开发打下了基础。有学者认为，汉王朝这一次经略西南夷的失败，与沿途强大的奴隶制国家的抵抗有很大关系。正是西南夷族群的不合作，才使汉王朝改变了对西域各国的政策，与匈奴通婚，开辟了流芳史籍的西北丝绸之路。
张骞在西域的发现，无疑又成了一个契机。汉王朝的使节终于抵达了滇国的腹地。此时的汉王朝比20年前更加强大，统治者有能力采用更为主动有效的方法经略西南夷。元鼎五年平南越，次年，逼迫夜郎王归附，将其地设样舸郡，同年，置越巂郡。元封二年(前109年)迫使滇王投降，“以为益州郡”。经历30年的经略西南夷告一段落，西南夷地区已基本纳入了汉王国的巨大版图。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设置永昌郡，中国西南边疆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秦汉王朝的开边大梦等到了圆梦的一天。
南方丝绸之路的大体路线是在秦汉古道和蜀身毒道的基础上由各朝各代的各族人民开发形成的。始发地为成都。然后分水路和陆路两线南下。陆路是南丝路的干道，从成都直下邛崃一段，称“临邛道”。由邛崃出发经西昌、会理进入云南永仁、大姚、姚安、南华到达祥云的一段，称“灵关道”。水路则借岷江航运的便利，以成都几眼桥为起点，顺江而下，经青神、眉山、乐山、犍为到达宜宾，人称“岷江道”。从宜宾转陆路入滇，以秦汉古道“五尺道”为体，其中经盐津石门关到昭通(朱提)的一段，又称“朱提道”或“石门道”。从昭通进贵州，过威宁又转回云南到达曲靖、陆良的道路，仍称“五尺道”。陆良以两到昆明、禄丰、楚雄的一段，又称“昆明道”，在祥云的云南驿，“五尺道”与“灵关道”终于汇合。 两道汇合之后，经弥渡、巍山、大理、永平，一路西行，冈途经博南山得名“博南道”。走过有名的霁虹桥后，古道被称为“永昌道”，分为两条支线，一条到达腾冲，过猴桥进入缅甸密支那到达身毒；另一条沿大盈江南下，经铜壁关至缅甸八莫，取伊洛瓦底江人海，经海路到印度。
为了方便识别，多部作品的作者都对这条古道进行了简化。即陆路入滇直到云南驿的统称灵官道，水陆到宜宾进入滇黔到达云南驿的，统称五尺道。云南驿之下，以永昌道冠名。在采访茶马古道时，我们遇到过同样的难题。古道其实是一张巨大的网路，它像血管一样分布在整个云南的大部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支线与出口，并与其他的占道连成一体。从复杂的分布图中提出主干，并不是贬低其他通路的历史、经济、文化价值，而是为了更方便地认识和描述我们面对的道路。
我们应该感慨的还是古道沿途人们的聪明智慧，这条在地质结构最为复杂，地形地貌最为奇特地区蜿蜒的古道，是一条以水道、木石栈道、笮桥、溜索、石桥、青石道、驿站、马店组成的复合型道路。若干年后，在现代不同时期修筑的滇缅公路、川滇公路、成昆铁路、高速公路，在经历了选线、勘探、测量、评估之后，竟在许多路段与当年的古道合二为一。
这样，我们也有了踏上古道的机会，在有两三千年历史的古道上追今抚昔，际会风云，目睹古道的沉沦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