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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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影响至深的一师生涯(2)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侮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毛泽东带头闹事,就拿他“开刀”。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愤愤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进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二、初期革命实践

1、游学和接触百姓

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一些有志于读书的人,用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些落魄文人,利用“游学”给人家写字作对联以此谋生,成为一种变相的行乞。当时,许多人看不起这种行为,认为只有没出息的读书人才做这种事。他们读了几本书,不肯从事正当的劳作,又放不下斯文的架子,只好写几个字,诌几首诗,送给乡村里的土财主,换几个钱糊口,俗话叫这“打抽丰”,或者叫“打秋风”。

毛泽东则不然,他是借此来进行农村社会考察,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力求“周知社会”。毛泽东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本,这“无字之书”,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有一回,毛泽东从一份旧的《民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有两个青年,决心徒步周游全中国,并已到达西藏附近的打箭炉(原属西康,今为四川康定)。他看了很羡慕,也很钦佩,很想效仿这种做法,只可惜一没有钱,二没有闲,不能马上去做。后来他想:没钱,可以借游学这种旧形式来解决;时间不够,就先在湖南境内游起吧。遗憾的是正赶上学校放假,好朋友们几乎都离开了学校:蔡和森有事到湘乡原籍去了,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陈昌也都回了家,否则,和他们结伴同行就更好了。于是,1917年的7月中旬,毛泽东邀请萧子升和正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进行了一次游学。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他们三人带着雨伞、换洗衣服、笔记本及笔、墨等简单物品,换上草鞋,从长沙小西门出发,渡过湘江,然后向西过了白箬铺,向宁乡县走去。

7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乡下的山路又很不好走。走着走着,萧子升坐在路边的一棵樟树下叫开了:“哎哟!我走不动了,腿肚子打颤,喉咙里出烟。”毛泽东在他身边坐下问:“是肚子饿了吧?早晨那点点胡椒饼,只怕不起作用了。”萧子升叹道:“是有点饿了。还是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毛泽东也感叹地说:“正是的!现在尝到了一点灾荒的滋味了吧?这真是:不种田,不晓得粮米的艰难,不挨饿,不晓得穷人的苦痛!”

说着,毛泽东朝前面望去,看见约半里之遥的地方,有一家店铺掩隐在几株白杨树下,就回头对萧子升说:“走吧!到那里去送副对子,餐把饭总会搞得到手。”几乎躺倒在地的萧子升懒懒地说:“哎呀!我是一步也走不得了……这样吧,在这里把对子写好,我来写,你去送,搞点吃的来,有了精神,我们再赶路。”毛泽东说:“可以。”

于是,萧子升大笔一挥,用了一个老套子: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毛泽东笑了笑,捧着对联走了。

过了一会儿,瞌睡中的萧子升被空着一双手回来的毛泽东推醒,他惊奇地问:“怎么搞的,没有找到施主?”

原来,这是一家药铺,老板兼管看病,是个郎中。他的招牌叫益民药铺,他要济世益民,可送去的对子却是要人家发财致富的。毛泽东和老板谈了几句,没敢送对子,就回来了。

萧子升乐了,他说:“咳,世界上的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咧。好!那就另写一副:‘慈心济世,妙手回春’,怎么样?”毛泽东说:“也还好。我们先到药铺里去吧。那位老板答应请我们吃餐饭呢,走吧!”

他们来到药铺。老板先让他们写个“益民药铺”的招牌试试,一看,字写得很好,就又搬出了几张虎皮宣纸和花坯纸来,请他们写了几张条幅和对联。写出来一看,老板更高兴了,索性把药房里面的大牌匾,全都重新更换了。足足花了一两个小时,一切都弄妥了,才让他们进去吃了几碗冷饭,给了20个铜板。

来到宁乡县城,他们在同班同学王熙家住了两晚,走访了劝学所,给所长喻士龙送了副对联,又游历了香山寺,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们还写诗送给一位老翰林,得到了40个铜板。他们上回龙山,给白云寺的和尚送了对联,参观了云山书院旧址云山学校,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然后经横山湾抵杓子冲何叔衡家。

何叔衡,家住宁乡县杓子冲,他比毛泽东大17岁,本来已是秀才,37岁时又考入第四师范,后来和毛泽东一起转入第一师范。去年毕业后,也在楚怡小学教书,和萧子升是同事。

来到杓子冲何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大喊:“何胡子!何胡子!快起来开门,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叔衡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来了。得知毛泽东他们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说:“你们真是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何叔衡。何家是地道的“耕读之家”,他们在何家大开眼界。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这本书里写道:开阔的大菜园长满了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危害也,大矣哉,‘君子乎,圣人乎!’”

何叔衡向他们介绍了当地农民的疾苦,还告诉毛泽东“宁乡县的沩山那个地方,有几千人起来造反了,领头的是个石匠,叫张三元。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抗拒官军,杀死豪绅,声势闹得很大哩!”毛泽东一听,立刻激动起来,非去沩山不可。萧子升喃喃地说:“我们要去洞庭湖呀,到沩山不顺路吧?”毛泽东说:“那没有关系!从沩山再去安化,转益阳,下洞庭,多看一些地方,不是更好吗?”

这样,他们把原定计划稍微作了变动。离开何家,他们经沙田先到了巷子口,在一个姓王的老头家里交谈了很长时间。老头问: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我们都很穷,又想旅行,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头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往往是些正直、老实人,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多数为官者都不廉洁。我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赢,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席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许多感慨和联想,一路上,他和萧子升都在议论着社会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他们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藏书,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在这一带,详细了解了张三元举起义旗造反的情况。

离开宁乡抵达安化县的司徒铺,毛泽东、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他们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家。在罗家吃过中饭后,他俩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的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副对联,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梅城。途中,他们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并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衣柜,顺手就将包袱、衣服挂在了树枝上。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绅士的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

第二天,他俩在途中一家小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并得知附近有一刘邦庙,这引发了他俩关于怎样评价刘邦的讨论。他们边聊边走,很快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还到一些贫苦农民家走访,到安化县劝学所拜会了当地的饱学之士、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夏先生当时64岁,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精通经、史,着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

夏先生喜欢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因此,毛泽东求见,两次都被拒之门外。但毛泽东并不灰心,当他第三次登门求见时,夏公终于开门相见,他挥笔写下“绿树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见后,随即写下“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完,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不觉有些愧疚,连声赞好,并留下毛泽东昼夜长谈,最后还赠给毛泽东8元银洋。

在梅城,毛泽东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有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他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第7层塔壁上挥墨题词:“伊水拖篮,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之后,他们又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益阳县城。他们在这里呆了3天,除游览县城外,还走访了一些学校和当地人士,如当时的县长、原一师教员张冈夙。

他们离开益阳来到沅江。不巧,沅江正在涨水,街道被淹。看看也快到开学的时间了,于是二人乘船返回长沙。在湘江轮船上,两人就这次游学作了总结。毛泽东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

8月16日,他们回到长沙楚怡学校。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这次“游学”,毛泽东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写下了许多笔记。一师的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都纷纷称赞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曾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却“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80多块”。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诸如此类的游学还有多次。如1917年12月,他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了解情况。1918年夏,他和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绕洞庭湖半圈,还将沿途见闻感想,写成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遗憾的是,这些通讯已无处可寻。

这些“游学”活动,使毛泽东有机会实地体察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他由此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打败北洋兵

全国解放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师生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沉着果断,不畏强暴,敢作敢为,是一个“浑身是胆”的学生。

1917年,湖南正处在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面里,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不断混战,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重要省份。南北军阀常在这里进行拉锯战,今年南军打去,明年北军打来,一年到头没有几天安宁日子,不论城市、乡村,不论穷人、富人,天天都有被抢、被烧、被屠杀的危险。长沙不仅是湘江和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而且是湖南的省会,更是军阀争夺的焦点,每遇战事,长沙首当其冲成为枪炮杀戮的战场。几年间,长沙受尽兵乱之苦,多次被洗劫一空。

1918年3月,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第一师范由于在城市,又离江边很近,军阀的军队一进城,首先蹂躏的就是长沙一师的校园。军阀们来了,学生们上课的教室被占了,他们把食堂的饭菜抢个精光,吃完了还摔碗,到处拉屎、撒尿,喝醉了就殴打、欺负老师和学生,堂堂的学府被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11月的一天夜里,驻守在长沙的北洋军阀傅良佐的部队突然开拔了。第二天清早,整个长沙城一个北洋兵都看不到了。据说是被广西的军阀谭浩明打垮了,傅良佐带着剩余的部队仓皇向湖北出逃。

街上冷冷清清,不少店铺的门板和玻璃被砸得稀烂,满地的碎砖烂瓦,一些民房只剩下断壁残垣,烟熏火燎的木桩孤零零地立在街旁,长沙城一副破败凄凉的景象。

一师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这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走出宿舍自动到校园里去打扫卫生。他们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军队,再也不要打仗,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念书学习啊!

谁料想中午刚过,就有消息传来:北洋军阀第八师支援傅良佐的一个混成旅王汝贤的部队,从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下来,已经到了城南两里地的猴子石。听说这些北洋兵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沿途的老百姓已被洗劫一空。

长沙城沉寂了不到半天,又陷入了一片惶恐之中。因为此时的长沙城除去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旧警察外,没有任何直接抵抗的能力,城里的空虚使老百姓人心惶惶。而长沙一师更是退军要首先经过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长沙的最前线。

一师的学监主任方维夏召集老师和同学们开会,商议如何应付这危险的局面。有的人害怕了,主张逃走。有的人虽主张抵抗,但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毛泽东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