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的楷模，青年的领袖
1、苦读为救国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投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省一中的校长符定一，在符定一和胡汝霖等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最后做出了投考师范学校的决断。
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次年春天，湖南省教育厅根据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将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300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8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第四师范的学生比原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从此，毛泽东同第一师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半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了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充分利用其良好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奋发踔厉”，刻苦用功，“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当天上还是繁星点点的时候，毛泽东已起床做他每天必修的一门“功课”——冷水浴。这是毛泽东一天紧张生活的晨练，也是他的老师杨昌济所一贯提倡的健身之道。东方渐渐露出了晨曦，在同学们睡得最香最沉的时候，借着窗前的一抹亮光，毛泽东端坐桌前开始自习。自习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也是最能使他的思想无拘无束激扬飞越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自学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后是一天的课程。
湖南第一师范的水井。上课时，他总是端坐静听，认真思考，做笔记，课余时间也从不浪费，不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便是找老师和同学们交谈学问。虽然毛泽东求知欲极强，但他仍然是有选择地听一些课。他不大喜欢自然科学的课，也不怎么钻研，尤其不爱上图画课。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喜欢的是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并且废寝忘食地研读它们。中午，大家午休的时候，毛泽东则来到学校的阅览室，翻开当天的各种报刊，了解社会的动向，分析政治形势，而杨昌济向他推荐的《新青年》他是每期必读的。一天的课上完后，毛泽东就草草地吃完晚饭，一头钻进他喜爱的书中寻觅他想要的知识，感受书籍带给他的启迪。即使晚上熄灯后，他也常常跑到茶炉室、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这样的苦读一直要到深夜。
毛泽东好学不倦，克己严谨，求知欲极盛。他在一师读书，并不拘泥于几本教科书，而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他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折价书，旧书残缺就将其抄写修裱。但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
毛泽东知道，读书不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不管是人生观、道德观、科学观、政治观都是为了应用，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并指导我们的行动。所以，他特别注重利用所学知识分析时政，而了解时政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报纸，所以报纸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一个难以估量的作用。
他广读各种报纸，对各种报纸的特点和风格也渐渐有了一些了解和评价。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他在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发现他当时对长沙出版的几种重要报纸的评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报纸的研读程度。毛泽东说：“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由于遍阅大量报纸，毛泽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报风格。一是独立缜密的思索。他对报纸报道的内容首先以学习和了解的态度去吸收新的观念和思想，但他又不盲从，而是用冷静的分析去得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其次是认真细致的态度。凡是读到重要的材料，不论篇幅多长，他都认真阅读摘录，并写下当时的感想。他读报脑勤、眼勤、手勤，从而在知识的积累和研究上进步很大。
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不见他，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由于他熟读报刊，对时政的了解也就相对全面和细致，对时局的发展也就判断得更加准确。
同在一师学习的同学萧三回忆说：“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他对国事的忧患，感染了每一位同学，人们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天下兴亡的强烈的责任感。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他通过报纸了解和研究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局势以及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他对复杂时局的剖析以及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索也就更加深入。
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的日报。”
实际上，毛泽东读报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一生，他对报纸的偏爱，我们仅从他日后为许多报刊的题词中可略见一斑。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实践斗争中发表政见，更多的也是依靠报刊。从他赴北京组织勤工俭学运动起，他就很有兴趣地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新闻研究会；1919年7月他着手主办《湘江评论》时，他畅论时事的愿望第一次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还不辞辛苦地撰写文章，在仅存的4期《湘江评论》中，他撰写的大小文章就有40余篇，既有《民众的大联合》这样近万言的长篇大论，又有议论时政的短文小品。他的文章时时引起省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湘江评论》也成为五四运动中最具战斗性和最有特色的著名刊物之一。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一直到解放后，毛泽东每每对不注重学习的部属进行批评时，都喜欢用这6个字——“不读书，不看报”。
2、反对学校多收费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湖南省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9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因其精明能干，通达事理，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30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当，故而生出了不少瓜葛和纷争。
1915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最近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颇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他找来笔墨纸砚，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激忿不已，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气恼至极！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中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
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平时，教师们都住在公寓里，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课就不来。对于自己的学生，一般了解得很少。张干作为一个有1000多名学生的“一校之长”，诸事缠身，与学生的交道就更少了。然而，对于毛泽东，先生们却有着深刻的印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有点“鹤立鸡群”。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也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
张干还了解到，毛泽东性格倔强，沉默寡语，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他常常有奇异惊人之举，有两件事，可以说是全校闻名。
一件事是在路灯底下读书。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必须遵守作息制度，晚上9点钟就寝，9点半熄灯，可是，每天熄灯以后，毛泽东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底下。或者茶炉房的门边，一直读到深更半夜，因为那些地方的电灯是彻夜长明的。他的这一举动，弄得值日的老师很为难——管吧，他的学习精神实在可嘉；不管吧，又是违反校规的。
还有一件事是在南门口读书。一般来讲，读书人是喜欢安静的，可是，毛泽东却恰恰相反。只要一有空余时间，他就在肋窝里夹着一本书，走到南门口去，坐在街道旁边，不声不响地读起来。这南门口，是长沙城里热闹的地方，过往行人，来来去去不断线；黄包车像过江的鲫鱼一样，响起一串嘈杂的铃声；卖油炸糍粑的，敲起了竹梆子；卖荷兰水的，扯起喉咙叫喊着……在这样的闹市里，身体差一点的，头脑都要弄得昏昏沉沉的，毛泽东却偏要来个“闹中求静”，说是用这种办法，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毛泽东因此招来不少议论，有人说他怪人做怪事，有人称他奇人有奇才。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20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课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画素描。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笔信手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读他喜欢的书去了。图画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给他40分——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