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及前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问题等课程。此外，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闭幕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9月3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3、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作了最精辟的分析。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在1926年5、6月间由毛泽东讲授，据农讲所的学员金绍绩、冯文江、周凯的听课笔记记载，全文共分五编。
第一编是“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二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二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治，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抛弃。”
接着，毛泽东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首先，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在充分论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后，又用了四篇的篇幅，进一步阐述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形，揭示了农民革命性的源泉。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帝国主义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设置银行向军阀政府贷款；发动侵略战争，订立不平等条约，勒索赔款等方式，压榨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例如，1924年帝国主义倾销的商品达38600余万两，从1876-1926年五十年内商品入超达40万万两。由于帝国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造成大批农民、手工业、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给军阀政府的贷款，不平等条约的赔款，十分之九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中国农民是帝国主义压榨的主要对象，“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十分之八九是代表农民叫出来的。”
军阀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分直接的剥削和间接的剥削。以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为例，强加在农民身上直接税，计有田赋、田赋附加税、预征粮、临时捐、军事捐等名目。间接税则有厘金、盐税、正税、杂税等四十五种。仅田赋一项，1925年达1.5万万元。田赋附加税在1923年每亩还只收三元六角，而1926年却要收五元八角了。预征粮，在1925年就已征到了1928年的粮食。间接税往往超过直接税。仅厘金（每年318万元）、盐税（每年603万元）、正杂税（每年166万元），三项已达千多万元。45种间接税累计起来，远远大于直接的剥削。“所以我们常说打倒军阀，由农民问题研究得出来的。就是农民苦于无奈，要求打倒军阀的。”“打倒军阀是农民唯一的出路”。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地主常以重租、重息、重损和借预征田赋，剥削农民的资财，雇用长工、月工，剥削农民的苦力。在赵恒惕统治时期，湖南地租自百分之四十至七十，甚至二八开、一九开，即佃户得百分之二十或十、地主得百分之八十或九十。高利贷年息普通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一百。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设立团防、民团，肆意征收亩捐、丁捐、猪捐、牛捐。更可恨者，地主为满足军阀对农民的掠夺，承包田赋预征粮，从中榨取一半。湘潭地方每年田赋八万，赵恒惕为了预征到手，曾减至五万，请土豪劣绅代付，其他三万作为给土豪劣绅的奖赏，于是土豪劣绅们争相代缴。次年，土豪劣绅又将八万元按四分起息，逼迫农民偿还。可见预征田赋，实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与地主阶级联合剥削农民的毒辣手段，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压榨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深刻剖析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后，又详细地分析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
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中国的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人民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祠堂除族长外，没有刑长、传长。祠里族长由地主豪绅垄断。对农民常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动以酷刑。祠堂对同族人很不平等，贫苦农民，妇女不能进入祠堂。据湘潭韶山一个祠堂统计，女人能进祠堂者9人，不能进祠堂者300人以上；男人能进祠堂者103人，受限制而不能进祠堂者200人以上。
地主阶级垄断了祠堂，也独占了国家。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从乡村到团总、都总，到县知事、县议员、省长、督军都由地主把持了。因此“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毛泽东在论述“国家”时，他还说：这种机关，自古以来，就拿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现在，西欧各文明国除苏联外，国家机关都在少数人手中。欧战开始时，各国的社会党人——第二国际——被“保卫祖国”的口号迷惑了，帮助己国的资本家打他国的资产阶级，而共产党人——第三国际——提倡无产阶级就没祖国。列宁同志曾着《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这就包括与农民为敌的地主阶级。
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还兼授了《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实际上也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一部分。根据学员冯文江的笔记，该课分“农村文化问题略述”、“现在之学校与农民”、“以后的农村教育”三部分。
“农村文化问题略述”说：“古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反映了封建贵族式的教育，它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至于一般贫苦工农，终日不得闲，没有饭吃，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造成了大多数人目不识丁。
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忠孝节义”。在封建社会里，“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思想制度，钳制人民数千年，使个性丝毫没有发展。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
孔子的教育思想，能历久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于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尊视不歇。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尊以为法，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多趋于农业方面。
现代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然在中国仍染有封建思想的内容，是“贵族式的资本主义的教育”。地主阶级反对新学，使青年不容于乡村。私塾制度是封建农村经济的产物，中国农村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故农民拥护私塾。私塾教师又常接近农民，且能答复农民的一些问题。农民需要写田契、佃约、牛契、嗣单、继承单、庚书、讣文、祭文、挽联、迎喜神等，塾师都能解决。由此，得出结论：“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如天旱不是玉皇大帝的指示，乃是无森林等原因。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先使他们晓得农民与工人、商人、学生之关系……农民要解放，必须来革命，再没有别的法了。要革命，必须团结起来。”这种教育之实施应该是农民学校——幼年及成年的，而不是什么国民学校。这种学校，是农民协会办的。举办这种教育只能是农民自己的团体，即农民协会。没有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小学教师之地位，有与农民合作之可能。穷苦的小学教师，应该是农民的领导者。乡村中的小学教师，大部分是有革命性的，有成绩者，是可以纳入国民党的。
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村教育》，各从不同的角度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这几篇著作，武装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照亮了农民运动的前程。农讲所的学员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风暴。湖南在广州第五、六届农讲所学习的学员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
二、全国农民运动领袖
1、出席广州召开的各届农民会议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及区委书记不兼部务”，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
192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1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于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农民运动有九省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192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了第2号通告——关于准备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通告说：“中央北京特别会议议决吾党以后须特别注意农民运动，并决定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地除协同国民党在这最短的时间下全体动员令，极力督促同志做组织农民、宣传农民的工作。尽快建立省、县、区、乡农协会，以便届时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搜集各种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迅速汇齐报告中央，以为决定这次大会应采取的策略和需要讨论的提案提供参考。
通告发出后，各省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按照通告的要求，努力工作。但到了四五月间，由于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处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势力下，吴、孙一方面加强对工农运动的压抑、摧残，竭力镇压在河南同情农民运动的国民军第一军，另一方面支持已被湖南人民驱逐出省的赵恒惕、叶开鑫，爆发了唐叶战争。广州国民政府必须立即出兵，援助唐生智，反击吴佩孚、叶开鑫。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不能按时举行。于是，农委建议，召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他省农协派代表列席会议，由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完成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
5月1日至15日，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讲演。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全国政治状况与社会状况报告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省份。
8月17日至24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召开，毛泽东参加了该会，并作了“训词”。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他们“都以很诚恳的态度，给大会以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
10月15日至2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召集国民会议原则，省政府与县政府组织问题，预征钱粮支援北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等问题。大会主席团指定徐季龙、陈其瑗、裴邦焘、韩觉民、张曙时、江浩、毛泽东等7人起草《全国联合会之政纲》。此“政纲”共36条，实际上是确立未来武汉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是中共中央与“左派合作的根据”。
当时，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所需军费十分迫切。于是，在这次联席会上，有人提出按军阀统治下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毛泽东极力反对：“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况且据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效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的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毛泽东的发言，引起联席会议的重视，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提出：对于已经发出之预征钱粮令，究竟应如何处理呢？会议决议：“由大会推出数人，会同宋部长讨论。当由主席团提出甘乃光、陈其瑗、毛泽东、曾宪浩、孙科、江浩、李毓尧等七同志。决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