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沈雁冰等人周密的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人，中派65人，右派45人。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作为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出席，毛泽东的坐位是13号。
8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工作报告》。“报告”共分6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字宣传”。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办的日报计有：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香江《晨报》、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其中广州《民国日报》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国民新闻》已由中央宣传部移交广东省党部。至于上海《民国日报》已蜕变为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香江《晨报》后叛投陈炯明。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已被香港英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党办周报周刊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评论之评论》、《浙江周报》、《新民》周报、《中国国民》、《武汉评论》、《政治周报》等；其中《党声周刊》、《政治周报》属中央宣传部主办，《评论之评论》属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新民》周报由湖南省党部主办。《中国国民》属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还有广东各军及各军校也有周刊、半月刊，其中有黄埔军校的《黄埔潮》，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等。以社团名义出版的刊物则有：学生团体的《中国学生》、工人团体的《工人之路》、军人团体的《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的《新海军》等都由国民党同志主办。月刊有《新建设》、《新民国》、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通讯社有中央通讯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30种，共发行393959册。另外，中央宣传部散发传单达83种。
《宣传工作报告》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为“图画宣传”、“口头宣传”、“两年来十四件重大事件”（即国民党改组、收回粤海关、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孙中山总理北上、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孙中山逝世追悼运动、五卅运动、廖仲恺被害案件、反奉战争、反基督教运动及军队中平时教育、战时政治宣传）。第五部分是“敌人的宣传”。第六部分检查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新生面。尤其在宣传工作方面，由于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持或支持，更是生气勃勃。正如毛泽东在《宣传工作报告》结语中说的：“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案”写道：“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物，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因此，“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侧重于这个重心。”
18日，毛泽东向大会宣读他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认为，“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之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视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本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之利益而奋斗。”“在党内将全党党员范围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不足之处是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体党员革命化。”“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正改之”。
同日，大会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有人主张言论限于小册子，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是不行的”。在讨论“决议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内容时，有人提出了对原案进行修改的不当意见，毛泽东说：“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接着，袁同畴发言：“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并提出了3条具体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张国焘、毛泽东先后发言。
毛泽东说：“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在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袁同畴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发言驳斥后，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这一天，大会主席还报告了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参加投票者211人，毛泽东以173票连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日，大会主席汪精卫在讨论纪律提案第三项时说：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一月份声明脱离“北京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则除名，大家以为如何？毛泽东紧接发言：“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原决议条文改为“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限两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
2、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于23日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2月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汪精卫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并为会议通过。毛泽东接受这一任命，并对部务作了进一步的整顿。
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毛泽东列席。“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曙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宋稚零为检阅干事”等人事问题，得到会议决议通过。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陆续调进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毛泽东“首重人才”，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2月16日，毛泽东因病，请求休假两星期。并提议休假期间部务由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他的请求和提议，决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3月初，毛泽东病愈，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