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都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共约四千五百万。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是集中，第二是经济地位低下。都市苦力其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的重要。农民无产阶级，包括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此等雇农，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要紧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
毛泽东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中国所谓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于1926年1月1日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该文实质上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部分内容的再版。它没有分析城市里的各阶级；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除对大地主、小地主的来源及其剥削农民的形式作了补充外，其它观点、论据均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一致。
文章写道：中国的大地主，一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种重捐，是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充作团防局经费。第四种为对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第五种，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缴本年度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所以中国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其政治态度与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相一致。
他对农村各阶级作了全面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阶级分析是一个党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依据。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的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正确地回答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为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4、主编《政治周报》
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谢持、邹鲁、冯自由等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日起，就开始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时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叶楚伧、吴稚晖、张继等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实行反共，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动议案。这些国民党老右派，史称“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短小精练的杂文，有如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反共产”的实质：“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周报》发表的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述基本观点：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理论上作过全面的阐述。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里，又进一步用客观事实加以论证。他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譬如说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两派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有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
“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1926年3月前，毛泽东把西山会议派视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六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首先，他分析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由于性质完全不同，革命的对象、目的、策略、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前者，“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后者，“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首先，“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必然“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决没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环境、条件。
国民党左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右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右翼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上占极小的比重。当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有一个，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这就是说，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只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也只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纵”。
毛泽东上述观点，集中了中共“四大”以来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文章的基本观点。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党员纷纷起来反对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摘要刊登，有力地反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三、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1、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被推定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此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1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再次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党籍，是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