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湖南党团和工会组织
1、建立湖南地方党团组织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船山学社，积极进行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据萧三回忆：“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堆子和墓碑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弓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此外还有三个人：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这五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团员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为此他亲自深入安源、衡阳等地，领导建党和工运工作。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夏明翰到衡阳找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开座谈会，在第三师范的一间教室里，讲演历史上农民的造反行动。以前人们只听说黄巢、李自成都是“贼子”、“犯上作乱”，而毛泽东却肯定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明朝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实际上都是代表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还分析了历代农民起义其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当时学生听了，感到很新奇。
同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考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这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都能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毛泽东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
1921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安源，“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1922年1月，安源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6个人。
在此前后，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处，都建立了中共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
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发起，在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约千余人。在这大会上，他先后“讲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
5月间，湘区（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共有中共党员30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为委员（不久增加郭亮），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区委机关旧址——长沙清水塘。中共中央局1921年11月的“通告”还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为此，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发展团员，吸收了黄爱、庞人铨、张理全等，至1922年5月，仅长沙就有团员60余人。
毛泽东正在大力从事发展党、团组织之时，发生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惨杀黄爱、庞人铨事件。为揭露赵恒惕的罪行，1922年2、3月间，毛泽东赴上海，长沙团执委书记一职，由陈子博代理。3月8日，陈子博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写道：“因泽东仓促出省”，“Ｓ·Ｙ全国大会。此间须待泽东来信，方能决定进行办法，容后报告”。
毛泽东自上海回湘后，经过研究，即派易礼容、陈子博去广州，参加了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29日，毛泽东再次到衡阳。翌日，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给衡阳各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小时的“社会主义”讲演。5月1日，到湘南学联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并演说。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6月7日至15日，毛泽东连续3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有关团务。7日信道：“衡阳S·9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15日回信说：“常德Ｓ·Ｙ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依照新章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隆郅为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等7个工作委员会。由王梁、李隆郅（兼）、易礼容、周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运动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6月20日，毛泽东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复亮写信，报告长沙团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
在建团工作中，毛泽东强调扩大工农成份，防止使团组织成为“学生团”的错误倾向；强调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员担任。
从建党之日起，毛泽东即重视党、团的组织生活和纪律。如在一次会议上，他对一位年近60岁的共产党员、原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提出批评意见（为此，贺于1922年4月自动脱党）。又如有位同志对缴纳党费表示异议，毛泽东立即耐心说服，指出交纳党费是每个党员的基本义务。他早年极重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常拿有病就要吃药作比方。党中央的文件来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认真传达贯彻。中共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大都是他起草的。他最勤于执笔，常同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通信具体地报告和指示工作。他对同志非常谦逊、诚恳、关心有如家人。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谈话时，总是尽量让对方讲，自己细心倾听，重要之处就笔记下来。他解答问题简明扼要，极其中肯。他的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总是教育大家，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他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同志们。
毛泽东在一师附小的住室。在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的同时，毛泽东还建立了长沙织布厂。据当年厂负责人易礼容回忆：开办此厂不仅可以赚点钱，解决党的活动经费，而且可以安置几个人，打入社会，实际上也可说是党的一个机关和活动场所，它与武汉利群书社有联系，从那里请来了技师。
这时，毛泽东继续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参加了长沙教职员联合会。1921年9月25日，该会开会选举职员，他当选为编辑干事。28日，他参加了该会欢迎干事大会。毛泽东利用这些公开的社会职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0月22日，他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及欢送夏曦赴俄大会。会上。他发表讲话，强调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甚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同年9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寄发的通告和信件：所有会员重新填写入会愿书，并注明介绍人。毛泽东是1920年初春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这次遵嘱补填了入会愿书。1921年底，还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在调查“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在“将来欲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在“备考”栏中，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2、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相距时间仅两年，党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为了加强党和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的400元银元，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湖南《大公报》发表。
因湖南自修大学是利用船山学社经费开办的，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挂名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负实际领导职责，于1921年9月开始招生入学。次年4月，贺民范辞职，校长职由毛泽东继任。
湖南自修大学十分重视德育，它要求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毛泽东在创立宣言中这样说道：“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为此，《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写道：“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甚么学校？做过甚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自修大学学生在1921年9月间入校者“只有一人”。1922年夏有30余名，毛泽民、陈佑魁、夏明翰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员。
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的指导。教学内容“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课程的设置和研究的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还要学习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思想及心理学等课程。自修大学内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收集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报。
自修大学旧址——船山学社。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及于省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反映也很强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曾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称湖南自修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自修大学创办后，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造谣攻击，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他们声称船山学社停办了，400元光洋也无需再供应。为继续获得这笔经费，同时为满足失学青年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
1922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夫妇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到长沙，12月23日湖南《大公报》发表《自修大学新聘学长到湘》的消息说：“该校自修生于昨晚开会欢迎，并讨论进行办法，拟于寒假期内聘请学者举行学术讲演大会。”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新时代》发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即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极其重要的政治论文。毛泽东这篇文章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认为：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大农民仍处在蒙昧状态中，这种政治经济情况有益于军阀的统治。但军阀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按照历史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