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同时，何叔衡、彭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在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准备了条件。1920年冬，毛泽东等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李启汉、李中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陈独秀、李中常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告诉毛泽东，并给他寄来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陈独秀还把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
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会见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商量组织共产党。预备在一年内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小组，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忆：上海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有毛泽东负责”。这说明陈独秀着手组党时，曾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
蔡和森多次鼓励毛泽东“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蔡和森的来信，加速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毛泽东明确回信：“知了就要行的”，并自豪地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这里明确地告诉了蔡和森，长沙已有党组织，而且是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的一部分。
长沙小组成立的时间，毛泽东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证时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实际上，长沙小组是在1920年秋开始酝酿，11月底至12月得以正式成立的。
长沙小组的成员，据毛泽东回忆，正式发起时在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至“一大”召开时，“一大”筹备成员李达回忆有10人，张国焘回忆约10人。这就是说，长沙小组从初创时的6人，发展到10人。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目前有较多材料可以认定的是前4名。
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组织此事须秘密”，活动必须“潜在从事”的建议，发展党员注重质量，开展活动注意秘密，重视基础事业，常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领导，宣传、组织工运等活动。
宣传方面着重抓了5件事：第一，全力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乃毛泽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需，在何叔衡的鼎力协助下办起来的。何叔衡在书社的创建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除把自己的微薄积蓄拿出来，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联络思想较为开明的知名人士，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承担了书社的大量具体事务工作。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主持下，文化书社办得很有生气，向国人介绍了极多的进步书刊。第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笼络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为党的建立和壮大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同时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共产党》月刊上的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还有中俄通讯社的《布尔什维克史》和欧洲工人罢工的消息。第三，把讨论建党的通信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放在文化书社公开销售。第四，召开新民学会新年会议，开展“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指导的辩论。第五，通过何叔衡、谢觉哉主办的合法的《湖南通俗报》宣传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民众大联合等思想。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慎重地发展党员外，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上。另外，还组织了长沙中韩互助社。1921年3月17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建立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何、贺分任该社通讯、宣传、经济部的中方主任，当时在长沙的黄永熙、李基彰、李愚氓分任朝方各部主任。
工运方面，1920年秋毛泽东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收工人40余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在他及其战友们的推动下，以黄爱、庞人铨为首的湖南劳工会先后创办了两所工人夜校及一处平民阅报室，次年又增设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湖南劳工会是当时全省最大的工会组织，毛泽东及其小组成员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取和帮助该会及其首领黄爱、庞人铨。同时，又利用赵恒惕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机会，开展争取工人民主权利的斗争。长沙小组的活动成果，得到中共“一大”代表的公认。
毛泽东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于是他立即从新民学会会员中，从在校的学生中，物色对象，积极筹建湖南团组织。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当时，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威望很高，他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吸引了不少青年，许多青年人如黄爱、庞人铨、萧石月等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当时父母双亡，小弟泽覃、堂妹泽建已去长沙读书，大弟泽民在家理事。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泽民、泽覃、泽建等人在厨房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启发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
3、出席中共“一大”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陈独秀、李达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党小组，担负了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下午6点，毛泽东来到长沙通俗教育馆找到何叔衡，两人一同赶往小西门的水上码头，在浓浓的雾色中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旅费是由熊瑾玎协助筹集的。与何叔衡一起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他们动身时的情形，谢觉哉后来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但会议的组织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亲自到会。参加大会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共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另外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这些人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汇聚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博文女校内，开会则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家里。
会议自23日始开了8天，还有一天就要结束了，法租界的巡捕房注意到，这个“北大暑期旅行团”既不旅行也不观光，所有的人都是闭门不出聚在一起一谈就是一天，而且像是在“密谋”着什么，巡捕们决定捕个人来问问。消息传到了会议上，大家没有料到畅谈革命的同时，严酷的斗争马上就来到了面前。有的代表提出转移，不仅转移，而且吸取这几天开会的经验，真正做出旅行观光的样子来，才不至于再次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去“旅游观光”一天。中国共产党的这次重要会议，于31日在一条缓缓飘荡的游船上结束了。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以后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成立起来的。在会上，毛泽东主要担任记录工作，说着一口湖南话。不过，开口的时候并不多，只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没有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靠的也是刻苦的自学，他同与会者不同的是具有更多的实践斗争的经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在高深的理论上。所以，他不像在座的其他人如李达、李汉俊等那样饱读马克思着作，又精通外文，可以在会上引经据典，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他给人留下的是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印象。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1979年3月《回忆党的“一大”》一文中形容毛泽东说，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李达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常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会议最后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大会还选出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浪淘沙，经过血与火的岁月，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12位正式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沦为汉奸，刘仁静成了托派分子，李汉俊、邓恩铭、王尽美、何叔衡、陈潭秋先后被杀，李达走向自由职业，当了教授，张国焘走上了叛变革命分裂党的道路，作为非正式代表的包惠僧后来也作了国民党的官。1949年10月，当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中共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曾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在杭州，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美丽的西子湖。8月中旬，他回到了湖南。
党的一大，使毛泽东真正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开始了他光辉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