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1913年毛泽东入一师至1915年秋黎锦熙离开长沙赴北京这段时间，两人须臾不离的亲密交往乃全校人所共知的事。
在1915年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通过毛泽东与黎锦熙通信中所透出的信息，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是何等亲密和信赖。黎锦熙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珍视，解放前冒着杀头的风险，始终珍藏着毛泽东写给他的6封信。解放后，毛泽东见到这些原件时说，谢谢黎老在漫长的黑暗年月中敢于保存至今，并让荣宝斋制作了影印件，还赠先生留作纪念。
2、“不动笔墨不看书”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身“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以下仅撷取几例，从中可以领略毛泽东当年勤学苦思的精神风貌。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惟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讲堂录》是一个9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点滴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10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1.2万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振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着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如原着中论及专制政体与暴君时，他便在旁边注上“如袁政府”；当论及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时，便注上“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语。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它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探讨青年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到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徐特立。与此同时，与邪恶势力毫不妥协的徐特立，也奋不顾身，勇赴国难。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民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
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