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弄猴”到“跑官”
晚唐诗人罗隐有些诗写得如泣如诉、怒发冲冠。他那首《感弄猴人赐朱绂》便令人感慨不已。诗曰：
“十二三年就试期，
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以学取孙供奉，
一笑君王便着绯。”
这是辛酸的嬉笑，严肃的怒骂，无奈的挖苦！可怜赶考十几年的学子才人，居然不如一个弄猴人。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才大难为用”的情状是不言而喻的。而特别值得人们拍案一番的是诗中那位“弄猴人”。此公机关甚巧智商甚高，为了取悦唐昭宗，居然把一只猴子驯养到可以跟朝站班的地步，唐昭宗一高兴，封之为“孙（狲）供奉”，五品的绯色红袍于是堂而皇之穿上了。那年代，耍猴人的地位与村野匹夫差不多，然这位耍猴者居然能在金銮殿上官封五品！要说会钻营会做官，这位“弄猴人”可算是个行家。
星移斗转，世殊事异，一千多年过去了，靠“弄猴”而封官“着绯”的年代过去了，“孙供奉”的闹剧也早已成为千古笑柄。然而，“孙供奉”的影子还远没有绝迹，因为“官”这玩艺还在被某些人士所迷醉，某些人还实实在在从事着“弄猴赐朱绂”式的事业。当然，时代总在发展，不可能再去养猴而耍弄，而是进入高层次的交际：“跑官”。
“跑官”，因其工作对象是人而不是动物，比起弄猴更具有复杂性和艺术性。“跑”者大多是“社会活动”之专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肯动腿脚，勤磨嘴皮，善于察言观色，工于投其所好。每当换届选举、干部考察、班子调整，“跑官”的就进入“业务高峰”，钻门路，送钱物，打关节，寻后台，找“靠山”，软磨硬缠，不“动”一“动”决不罢休。结果，有些地方“会闹的孩子多得糖”，会“跑”的青云直上，老实的“原地踏步”，大有“弄猴赐朱绂”的滋味。
话又说回到当年“弄猴人”上来，他能弄猴而封官“赐朱绂”，除了他自身“精明聪颖”之外，恐怕也要有那位昏庸的唐昭宗的一份功劳。心花怒放、龙颜大悦之际，封他五品赐其朱绂，至于干部德才标准，管他娘呢！今天咱们某些“管人的人”能给那些为“官”跑得热火朝天令人作呕的人以甜头，恐怕也有点昔日“唐昭宗”之味吧（不然，“跑官”的队伍便不这么壮大）？倘若你嫉“跑”如仇，不但不给“甜头”，还要按章论过问罪，他敢“跑”去复来么？
“弄猴”和“跑官”，是几千年来某些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官本位”意识的清晰映照。二千多年前的庄子曾这样痛斥过一类“官迷”：因不能发财而忧虑，因不能升官而悲伤，驰骛身心，沉溺外物，终生不悟，何其悲哉！如果今日还要重提剔除“国民劣根性”的话，“跑官”这类“糟粕”非剔除不可。
社会主义社会，“官”还总是要人去做的，被选拔为“官”者当是德才兼备政绩斐然的正宗料而决不是作巧耍乖的“弄猴人”或“跑官客”。对于后者，当警惕一些，发狠一些，最好让他碰满鼻子灰，无趣而去。
《人民日报〈时代潮〉》，1992，第11期
从W县长应考说到老爷脾气
在当今中国，县长应是深受老百姓爱戴和尊敬的“父母官”。那理由再也简单不过：人民的县长为人民。
当然也有使人民爱不起来敬不起来、甚至有让群众指戳骂娘的，某埠的W县长便是其中的一个。
说来让人生气。这位W县长，其事业、生活、身体样样顺当，可就缺一张大学文凭。缺文凭没有什么大不了，参加进修、函授或自学考试什么的拿一张就是了。无奈这位W县长素来有点老爷脾气，习惯于“我考人”而不大习惯于“人考我”，更不习惯于“寒窗苦读”、“闭卷考试”什么的，于是乎身藏答案资料，在考场中公开抄袭作弊，旁若无人。不料考场无情，被监考人员制止并没收其资料。下午，当监考员第六次警告坐在W县长面前的故意让其抄袭答案的考生D某，并按规定没收D的试卷时，这位当县长的考生老爷脾气登时发作，站起来公开指责老师，并大声叫D不要走，引起一片混乱。监考员将D调到另一位置继续考试，但这W县长站起来对D说：“你的位置在这里，不要坐到那里！”监考员坚持不让D离开新的位置，W县长便走过去拿起D的考卷并拉着D走，监考员上前制止，竟被这W县长一推，撞在桌子上，左手肘和右膝盖被撞伤，考场混乱达一支烟功夫之久……
这位W县长大人好生霸气。很容易使人想起《红楼梦》的的薛蟠、《儒林外史》中那位用五十斤牛肉堆在枷上枷死“犯人”的汤知县和《聊斋志异》中那位“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以自赎”的王知县。记得前几年报端出现的两则特大新闻，言江苏省有位县人大主任养狗咬人，记者要拍摄，便派人砸烂记者的摄影器材，追赶记者的汽车；有一位镇长，家里的狗被一农民打死了，便逼这农民为其狗披麻戴孝，从狗坟跪回镇，一时舆论哗然，国人沸沸扬扬。数年过去，那位县人大主任和那位镇长大人今安在未可得知，而如今这位W县长又是一条“好汉”。
这也难怪，人类社会总要有些人是耍着老爷脾气过来的。古代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子泽尔士率统大军远征欧洲，不料半途下起雨来。王子龙颜大怒，传令鞭笞大海三百下，这还不解恨，再下令给大海上镣铐，施烙刑，这号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有了点权，就无法无天，似乎宇宙也变小了。
星移斗转，早已换了人间。然而生活中总还活着这么一种“大流士王子”式的人物。这号人做王子、酷吏准没问题，可做改革盛世的人民公仆那就恐怕不妙了，最终是要被“请”下台来的。道理也简单，人民决不要耍老爷脾气的公仆。
《海南通信报》，1994．4．8
国人小车癖
小汽车这玩意据说是西洋人给造出来的，且问世以来便成为西洋女士先生们深为喜爱之宠物。上下班呀，郊游旅行呀，逛街兜风呀，约会谈恋爱呀，小车始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小车多了，难免要出新生代新品种，女士先生们也喜欢趋时，那车子也就越坐越高档，越坐越名牌，越坐越划时代。“福特”、“林肯”、“伏尔加”、“奥迪”、“公爵王”、“凌志”、“宝马”、“皇冠”、“奔驰”什么的，还有“劳斯莱斯”、“劳勒斯”之类弄得女士先生们目不暇接，神魂颠倒。小车岂止是女士先生的身份高贵之象征，作富豪之间相互赠送的礼品更是带劲。
洋人爱小车，国人亦然。然而吾国近代以来落伍于西方，当人家造船造枪造炮造小车正红火时，咱们还在男人扎长辫吸鸦片烟被割生殖器女人缠足。乃至民国、老蒋时，兵慌马乱，不懂造小车。于是，“造车不如买车”，只好花白花花的银子进口小车坐。这一来，小车便成为权豪地主达官贵人之专座而与广大黎民百姓无缘。
时代总是要进步的。共和国成立，百废俱兴，工业起步，于是，国产小汽车便飞驰于华夏大地。不过，国家国人尚不富，小车作为豪华消费品仍不能进入家庭。小车多属公车，国产车、小车与国人总人口的比率微乎其微。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小车的事业也就日见斑斓。一是国产小汽车骤增，二是洋小车、名小车大宗涌人，于是欧风亚雨来天半，小车坐得国人醉。某些国人坐小车，先是舒服惬意，后是洋洋自得，再就是神魂颠倒以至成癖。撇开百万富翁们配置私用汽车不说，单是花公款坐公车者，官儿没车不当，出门无车不行。当头儿上任的头件事就是买小车；企业、公司开张，第一项业务经费就是小车款，而且喜欢“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茬头儿一茬车”，前任的“兰鸟”早已不新鲜，今天非得“新桃换旧符”，坐一坐全新“奔驰”不可。
更要紧的还是“比”小车。你坐“北京吉普”，我则坐“桑塔纳”；你坐“公爵王”，我则坐“凌志”；你坐“奔驰300”，我则坐“奔驰600”；你坐“奔驰600”，我则坐“劳斯莱斯”。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矣。“比”风所及，小车于是越“比”越高级，越“比”越名牌，进口名车身价百倍，国产车子无人问津。某县一位镇长开着豪华皇冠进城时对城里局长说：“老兄你坐的是什么牌？”
国人还不那么富，然而偏偏出有小车癖名车癖，没法子，只好花国家大宗银子了。为难乎，不难也，盖国人“崽花爹钱心不疼”，公家银子有的是。惬意舒心，坐进小车成一统，哪能管天下兴与衰。于是乎气煞有识之士，言中国君子“什么好车都敢买，什么钱都敢用来买小车买名车”。要不，报端也就不会时不时地刊出某年共花多少百亿元公款购小车的消息了。
国人小车癖固是过瘾舒适开心，可却苦了百姓，害了天下，误了后代。小车癖者出入坐又新又亮的高级小轿车，可老百姓卖粮要打白条；小车瘾者出门雍容华贵，可中小学教室依旧破烂失修；小车癖者出门一流享受，可教师们的工资却屡被拖欠！一边是官员的进口洋小车放亮，一边是“扶贫致富”、“希望工程”呼声震天价响。
国人小车癖患者吃香一时，但放眼远眺却是“后市不好”，毋庸乐观。盖此流风，殃民误国，万民嫉恶，千夫所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有三令五申予以刹止。有一省份规定：凡拖欠教师工资，农民卖粮打白条的县市，一律不得购买小汽车，无啻对小车癖患者当头一棒。不过据说这国人小车癖最具坚韧性顽强性，每每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你怎么刹怎么治，他总是要坐上那舒心的车。且如今这年头“日出江花红胜火”，谁不爱小车？
记得有位学者在某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一部小车一问小学”。此老头特意对命题做了注释：（国人）一部价值一二百万元的高级进口小轿车，不就可以用来建起一问相当像样的小学么。读罢，那心要发冷。
说句真心话，除却国人魔火一般的小车癖，社稷就很有希望。
《三亚晨报》，1994．9．5
又是“车子新闻”
在当今中国，新闻多乎其多，但总有这么一类以车子为线索的新闻，诸如某官员动用公款或扶贫救灾款购置进口豪华小轿车被党纪政纪处分呀，某官员卖掉自己的小轿车办教育事业呀，某机关一律停止坐进口小车而改坐国产车子呀，这类“车子新闻”无不成为引人注目的百姓七嘴八舌的热门话题。
那天听电台广播，又欣赏一则“车子新闻”：某地一位做县长的因心肌梗塞，需急送医院，但因在一个劲地等自己的专车而耽误了时间，以至病情恶化而死亡云云，不由思忖良久。
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盖在于这码事就像“人咬狗”一样的稀奇，倘若有《吉尼斯世界奇闻大全》新篇的话，这则“车子新闻”大可从容入选。
其实何苦呢，依老百姓的想法，“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急病发作，救命要紧，打辆“的士”或喊辆三轮车同样可以火速送医院，哪里非得等什么鸟“专车”、“坐骑”不可。这位县长大人的死，有关当事人应负有一定责任且吸取教训，须知，人命不是学费。
我不知道后来电台怎样评论这件事，心里在嘀咕：干嘛某些国人的“专车”观念这么强，非专车不去，非专车不坐，难道坐专车真的比性命还重要？有道是“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可他这回是真正的“物使君子”了。
然而倘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往往又不是这样了。专用小车在某些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并不亚于身价和官位。盖自古以来，“出有车，食有鱼”，“高车驷马”这档子事就是官家或富豪人家华贵的象征。记得刚建国时，只有县长以上的官员才有车坐；即令是街上车水马龙，私家车来往奔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年代，专用小车还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众所羡慕的权力、身价、官位的象征，出门坐上这玩意儿其神气其风光，依然绝非引车卖浆者流可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不然，谁还来当县长、局长。试想，如今赫赫县长书记下乡骑毛驴或坐三轮车，那面子该往哪儿搁？难怪就要出有县长急病发作，出租汽车“宁死不坐”了。
不由想起了如今某些拥有公家小车绝对支配权的公仆。出门治病不说也罢，就连三五百米走亲戚拜亲友赴私宴购柴米油盐之类的事也一律进入“专车化”；自己坐不过瘾，还将至爱亲朋拉来享受，动辄对他人说：“开我的车去！”“我让我的司机去接你。”据说有人当官最引为自豪的事就是“有自己的专车”；而退了休最伤心的事则是“没了专车坐”。一位长期享受专车待遇的领导调到一个没有专车的新单位，第一次出差坐大巴就受不住，一是要到窗口挤车票，二是在车里与老百姓混在一块大有寒酸感。上面那则因专车而闹出性命之事，大概是因为这码强烈的“专车化”的定势思维所致吧。
如今公车私用、公车私有化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公车已成为机关中令人头疼的痼疾之一。是机关首长们思想觉悟不高，职业道德不好，还是现行的“公车”制度所致？不禁要令人扼腕沉思。
当我即将结束这则短文时，又获得一则“车子新闻”：一友人自南方一城市打来电话告知，那里“房改”之后又是“车改”，公车一律取消，改为私家车，各等官员按其官品发放相应的“购车款”或“用车费”，原机关公车并入机关服务单位，实行有偿服务，官员外出办公一律实行市场化——“有偿用车”。开私家车、“打的”、坐公共汽车、骑摩托车单车，悉听尊便。听罢我不由兴奋了好一阵。若真如此，公车私用、公车私有化、“靠车吃车”什么的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杂文报》，1998．9．25
“百分之十定律”探微
生活中常常有那么一些令人嗟叹和纳闷的事。
A公，某埠一位青年农民企业家，出身寒微，小学文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智商平平。改革开放后，当起个体户跑生意，不出两三年，当他的伙伴们还在艰苦创业之中，他却一跃成为拥有十几家子公司、近十亿元资产的大型民营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作为亿万富翁，他做公益事业出手大方，一甩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声名大振，于是乎，“政协委员”呀、“商会副会长”呀、“大学客座教授”呀，种种堂皇的桂冠和头衔接踵而至。然而好景不长，这几年，此公的这个巨大的集团，因管理不善，效益低下，债台高筑，资不抵债，银行正在追还贷款，甚至诉诸法庭，查封其财产以抵债。
事后，街头巷尾榕树下，常常有好事者在议论：此A公凭什么暴发？其发迹之“门路”、诀窍何在？真有其“超人”的本领？自然是七嘴八舌见仁见智。要知道，在当今许多即使是十分发达的国家，白手起家发展成亿万富翁，至少要经过10年、20年的艰苦奋斗不可。
一位跟随A公多年的知根知底者将其暴发的诀窍归纳为“百分之十定律”，一时石破天惊。
所谓“百分之十定律”，很简单，就是跑贷款给回扣，回扣额度为10％。其做法是：首先，他找到乡信用社主任说，给我贷一万元，我倒扣你一千元，一万元到手后，“兑现”一千；然后跑到县银行对银行行长说，给我贷十万元，我给你回扣一万，十万元到手后，又“兑现”一万；接着跑到市级银行对其行长说，给我贷款一百万，我给你回扣十万，怎么样？结果又马到成功。得手后又依法炮制，跑到省级银行贷一千万元，回扣为一百万元。这套路一开，自然心想事成。你瞧，这回扣的“比例”不多不少，刚好是10％！这就是“诀窍”，也就是此公的“定律”。他能大获成功，能拥有十几个子公司、由亿万资财垒起的大厦和头顶上那耀眼的光环，不正是凭着这“百分之十定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