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风”之所以能“劲吹”，吹者之心计和本事固是主要原因，但也往往与被吹者的抵御能力有点瓜葛。有些居要职的“大丈夫”，囚某种原因而患有点“惧内症”，内人怒，内人恼，内人责，乃至内人吼可是件丢人现眼之事，于是乎对“内人”言听计从，照办不误，“枕边风”也就大大咧咧地“吹”了开来。这一点，唐人李隆基先生的经历颇能说明问题，心肝宝贝似的“内人”，沉鱼落雁的杨玉环女士在“枕边”一“吹”，杨家那帮兄弟姊妹便一一绯袍着身，升官晋爵了。今时有些将一大串儿舅弟叔侄姑嫂妯娌安排得妥妥帖帖、称心如意的人士，恐怕不少也属于这一类被“枕边风”所征服的“大丈夫”。“枕边风”吹倒了“大丈夫”，吹坏了家政，吹浊了社会风气。
“枕边风”能吹倒“大丈夫”，这就需要咱们的“大丈夫”们立稳脚根，挺身顶住，迎“风”屹立。有这么一位黑脸县长的夫人，凡有熟人朋友提着礼物来找她办事，她一律推辞：“有什么事请到县里去找他，这里不吹‘枕边风’。”从黑脸县长夫人口里，我们可以感到这位县长可贵的“抗风”精神和强劲的“抗风”能力。
近看史书，得一因抗“风”而名于后世者。明代吏部尚书王翱，堪称顶“风”之楷模。此公有女儿嫁给京郊某官，女婿多次通过王夫人要求调入京城。“枕边风”吹了多年，就不见动静。一次，王夫人乘王翱饮酒微醉，便于席间跪下重提此事，说得入情入理动听激切。王翱大怒，摔破酒杯，拂袖而去。女婿调进京城始终不能如愿。王翱这“摔杯”、“拂袖”之举虽然有点欠缺修养，但也毕竟是个立稳脚根、秉公持正的“大丈夫”。像这样的“大丈夫”，还有什么“枕边风”不能抵御呢？
《情系中华》，1994．第1期
假如岳飞主持公道
书斋闲读，得黄元振《百氏昭忠录》中岳飞分赐沉香一事。一次，岳飞把一包沉香分赐属官，要求各人自拿一块，主管档案工作的官员黄纵所得最小。岳飞以为不均，复将一包再分之，黄纵又得最小。黄纵说：“某以一身以从军，虽得沉香，亦无所用之。”岳飞感叹地说：“某旧日亦爱烧香，瓦炉中烧柏香耳，后来亦摒之。大丈夫欲立功业，岂可有所好耶？”众有愧色。
故事令人深思。那黄纵何以一次又一次“所得最小”？以愚之见，除了他认为这玩艺“亦无所用之”外，恐怕也与其为人礼义谦让忠厚老实有关。倘若这黄纵持的是“我哪点比他差”、“他凭什么拿的要比我的大”、“我不拿也决不让你多拿”之哲学，他能每次拿的是最小的吗？
回过头来看，作为分沉香主持人的岳飞，有没有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知道黄纵得最小是不公道的，仅仅是同情、感慨一番，而在实际行动上不那么旗帜鲜明秉公持正。倘若岳飞大声说：“你们看，黄纵这次分得最小，是不公道的，为表彰他这种谦让精神，现在奖给他一块大的！”那又另是一番光景吧。
“岳飞分沉香”这码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晋级、调资、评职称、分房、出国，无不是“会闹的孩子多得糖”，“不闹的（或笨闹的）孩子干瞪眼”。谁闹得凶，谁争得厉害，谁就会称心如意。某单位有这么一个青年干部，依照几位头头的“动员”，把分到的住房让给最困难的同志，打这起，每次分房，头头们都是来“动员”他“让”，连让三回，至今他住的还是简房陋屋，而那些“会闹的”、“善钻的”个个都相继住进了高楼大厦。“老实人吃亏”就吃亏在“老实”上。而同行同事尤其是领导者却当起“岳飞”来，虽觉不均“不平”，但也只是同情一番感慨一番罢了，端的不坚持正义与公道——一切要安定团结，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会闹的”多给“糖”了事，“不闹的”干脆不给“糖”。
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许多多的忠厚老实的“黄纵”，可又有着许许多多“会闹”、“会钻”多吃多占的“精”人“巧”者。“黄纵”们总是吃亏，“精巧的”、“会闹的”又总是在吃香，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们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做“岳飞”的，理应出于公心，持正义，秉公道，决不能让老实忠厚的“黄纵”们一次次地吃亏而给那些“会闹的”、“会钻的”、“精巧的”一次次地占便宜。这是社会的呼唤，时代的呼唤。
《法制日报》，1991．8．10
话说“摆谱儿”
古往今来，中国的“人上人”出门都是要摆足“谱儿”的。至尊至圣的皇帝老儿巡幸，文武百官、御林侍卫、三宫六院皆出动，可谓旌旗映掩，浩浩荡荡；钦差王公、刺史道台出门视察，无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小民百姓面对这龙颜官威，只有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唐代那位苦吟诗人贾岛放浪形骸，不知好歹地在大路上摇晃吟诗，撞上了做大官的韩愈的仪仗队，若韩愈不是个大诗人，恐怕这个贾岛早被打得皮开肉绽了。
“人上人”出门“摆谱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了，倘若“不摆谱”，那倒有点出奇了。旧书上常说的皇帝或钦差、道台之类的高官微服出访，往往要受贪官污吏的气，盖因你不摆其“谱”，他就不认你的账。宋代文学家吴曾《能改斋漫录》载，沂国公王曾年轻时中了状元，返还故乡青州，府帅（当地府官）闻其归，乃命父老乡亲奏乐鸣鼓迎于近郊。王曾闻之，不悦，乃易服乘小卫（骑小毛驴）由后门而入谒拜府官。府官惊曰：“闻君，已遣人奉迎，门司未报，君何抵此？”王曾曰：“不才幸忝科第，岂敢令郡守父老奉迎，是愈重其过也（这是加重我的过失）。故变姓名，诳迎者与门司而上谒矣。”府官闻之叹曰：“君所谓真状元矣！”
仅仅是因为高中还乡不“摆谱”就被誉为“真状元”，未免有点过奖，但这王曾先生确有可取之处。高中科第返乡里，不炫耀功名，不受他人奉迎，这在出门“摆谱儿”成风的封建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行。倘若以此品行治国理政，必定会受到黎民百姓欢迎。如果他是今时的省长、市长、专员或什么的，下基层考察肯定不会热衷于接受“欢迎”、“洗尘”和“前呼后拥”之类的表面文章，而实实在在地深入调查，解决实际问题的。
时至今日，国人出门“摆谱儿”抖威风的习性已经不吃香了。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摆”派、“抖”派以此为嗜好。他们要下基层了，又是电话通知，又是大小汽车、摄影机、摄像机一溜烟儿，还要“够格的”接来送往。一旦“格”不够就老大不高兴。这就连封建社会的王状元也“弗如”了。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王状元归乡里不摆“谱儿”，不受奉迎就被之为“真状元”，那么咱们的公仆注重实务，出门不摆“谱儿”，只能是最低要求。要晓得，深入基层为之服务是咱们公仆的根本宗旨。
《诤友》，1993，第6期
科洛尔案断想
闲来无事，侃一侃过时旧闻。话说1992年12月29日，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巴西国发生了爆炸性事件：科洛尔总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此刻，离巴西参议院正式弹劾总统才两小时。
总统辞职，当然事出有因。这位总统先生不好好做一个恪尽职守的社会公仆，偏要学歪走邪。此公在竞选和在任期间，曾与其胞弟及另外某些人沆瀣一气，以种种名义向企业界勒索“疏通费”、“顾问费”或什么“费”达1800万美元。
咎由自取，科洛尔怨不得人。
恪守官德，廉明持正，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对一个公务员来说至关重要。人不能不珍惜荣誉这第二生命。居高位握重权者做违法乱纪事最容易，因为他头顶上有耀目的神圣的光环。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才是硬道理。为公仆者心中务必高悬一把明晃晃的达摩克利斯剑才是。
法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美好、健康的守护神。法律当似火炉，红通通的烫人，谁触犯了它，谁就被烫得皮烂肉绽。倘若至今还是“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科洛尔”们决不会灰溜溜地卷铺盖走掉。
有道是成于权力败于权力。权力必须有制约、监督和批评。你干得好不好，必须由社会公众、人民代表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评品、审议。干得好照干，干得不那么好得接受批评帮助，干得太糟则要黜之罢之，当公民乃至囚犯去。倘若巴西参议院是一个“花瓶”或“橡皮图案”什么的，我敢保证弹劾总统一定不了了之。这位总统大人恐怕任满一届不成问题。
中国著名改革家、报人梁启超先生认为报纸功能有三个：一，“去塞求通”；二，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三，“对于国民而引导舆论者”。三条几乎得到国际新闻界的公认。人类社会不可没有新闻监督。回观科洛尔案，新闻监督是立了大功的。总统丑闻传出，报社、电台、电视台一片挞伐，责声鼎沸，顿时朝野震荡，科洛尔之行，路人皆知，这总统是注定难做了，倘若新闻界鸦雀无声，一片死水静悄悄，那么又是何等光景？
《诤友》，1994，第2期
和“窝”新策
“窝”，原本指鸟兽昆虫的巢穴，而咱们的语言学家们往往将之与人联系起来，如“安乐窝”之说法便是。这里的“窝”，无疑指人类生息栖身的处所。人类的“窝”也与人一样自然丰富多彩，有“小窝”，有“大窝”，一个单位也是一个“窝”。把家庭、集体或单位称之为“窝”，恐怕更为亲切、更为温馨些。
大凡共居于一“窝”者，必定很亲爱、和睦。确切地说，应该是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自家人。然而偏偏也有糟糕的。他们不但不“同”，不“共”，不“连”，反而搞“窝里斗”，“窝里争”什么的，七斗八争直搞得“窝”里战火纷飞，狼烟四起，令人心寒。一个家庭搞“窝里斗”，家将不家，毕竟还是一家子之事；而一个集体，一个单位或一个领导班子里的“窝里斗”，那则是害人害己害社会乃至误国殃民的祸事了。
说到“窝里斗”，未免要想起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的“窝里斗说”。此公将“窝里斗”称之为中国之特产，认定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便是国人“窝里斗”的历史。无论两晋“八王之乱”还是太平天国“天京之变”那样的“斗”法，作为一种可悲的“酱缸文化”，是注定要亡国的。柏杨先生此论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对“窝里斗”的嫉恶和对民族对国家的斗胆仗义兀然可嘉。
对于“窝里斗”，国人父母虽采取多种方策防治，但一直是防不胜防，大呼头痛。较为传统的方措大抵有：一是“将相和”式。提倡“顾大局，识大体”，“和为贵”。你在“窝”中寻斗，我偏让避不与你斗。战国的蔺相如对廉颇，三国的诸葛亮对关、张二将便是。二是“刘秀一言和二虎”式。由上级出面对“窝里斗”的双方进行批评、教育、帮助、调停，促使其握手言欢。其时刘的部下执金吾贾复和颖川太守寇恂发生矛盾，一时闹得剑拔弩张，刘秀便把双方拉到眼前好言相劝，善意调停，终使两虎消除前嫌，同坐一辆车，成了好朋友。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将相和”式，批评、教育、调停之类的做法又显得不够了，盖因仅此二法往往会造就“窝”中的一些胡搅蛮缠的“青皮斗士”，批评也批评了，谈话也谈了，招呼也打了，甚至手也拉上手了，可就是我行我素，战火依然弥漫，“窝里斗”依然激烈，帷幕既然拉开，其人越斗越狠，其“窝”越斗越烂，直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于是一切事业在“窝里斗”中废止。“窝里斗”于是乎成为上级领导最棘手，黎民百姓骂声最急的事之一。
不过，“和窝”之道若真的用心探索创新，果真有方也有效，那就是凶些，狠些，快刀斩乱麻，谁搞“窝里斗”就把谁赶出“窝”。对那些在“窝”里不好好地工作，却醉心置对方死地而后快且“斗”得死去活来的双方，采取“救火”或“打虎”式的果断措施：先将之“连窝端”，然后待查清楚谁是谁非才对各方进行严肃处理。据说山西省临汾市就兴这个做法。对那些长期闹不团结，一、二把手之间各拉一派，你告我的状，我拆你的台的领导班子实行“赶出窝”和“连窝端”制度，效果不错，至少“窝”里那“青皮斗士”锐减。“窝里人”不斗“窝里人”了，事业才能兴旺。
临汾市的“赶出窝”法和“连窝端”法既新妙又实在，更有理，不失为当今和“窝”之新策，盖因人民的事业再也经不住明争暗斗、鸡飞狗跳的折腾了。对那些皮厚三尺、胆大包天、欲壑难填的“青皮斗士”，绝不能太讲文明。
《情系中华》，1995，第12期
李世民的权谋术
在中国559位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先生算是一流中的佼佼者。骑马打仗，治国理政，读书著文，纳谏改过，样样出色。单说用人吧，此公便以“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著称于世，可获知才、爱才、用才的金奖。
然而，此公毕章是个满脑子“家天下”思想的皇帝老儿，其“干部路线”有时又糟糕得很。譬如他想叫官员李勋“无限忠于”自己及自己的李家皇朝，曾对儿子高宗说：你对李勋没有一点恩德，所以我现在有意派他到京城外做官去了。等我死后，你立即把他调回来，并任命为仆射。这样，他一定会很感激你，替你出死力了。
哪有这般的用人法？！按理，要想得到一个“无限忠于”自己及其儿子的辅政济世良才，应从各方面创造条件锻炼之，培养之，正正当当公开公平地使用，然而他偏偏搞“该用的我不用，偏偏要留给儿子用”、“推下去”又“提上来”之类的“小动作”、“小心术”！可以说这是一种曲线的“以‘调’谋私”。难怪后人对此多有非议。金世宗曾抨击这种作法是一种“乱世用兵”式的“权谋术”，其后果是“令人不可测也”。当然，其出发点是明白和正当的，一切为了“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为了“家天下”，大大的皇帝竟然动用了小小的权谋术。
李世民用人的“权谋术”，实乃封建帝王在所难免的局限性使然。这李世民自年轻争夺皇位，经历了多少萧墙祸端、刀光剑影，“乱世弄权”必然要使之形成这样的定势思维：率兵打仗、驾驭文武、协调关系，需要形形色色的“阳”的或“阴”的“权谋术”，否则，我就绝对坐不上或坐不稳“真龙天子”宝座。李世民这皇帝老儿的“权谋术”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纷纷效法，现代的独裁者******就大行此道，在朝中呼风唤雨，将自己的心腹、“嫡系”随心所欲地“调”来“换”去，“能下又能上”，使之步步升迁，以达到培植自己势力，维护独裁统治之目的。
遗憾的是，李世民这种“权谋”的遗风居然为今时某些当权人士所津津乐道，津津乐“行”，为“驾驭”属下（实为网罗忠于自己的“良才”），先“面授暗机”、“封官许愿”，将之“下放”到“边远山区”或“基层”，使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再按“计划”或“许愿”将之“提上来”，变着法子连升他几级，让其感恩戴德“归居麾下”，“为吾所用”。其道理自然堂而皇之：“干部要交流”，“下基层锻炼好”。这样的“先抑后扬”、“先下后上”的“小动作”、“小心术”，与当年李世民之“权谋术”何其相似乃尔！
考察干部、任用干部当出于公心，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决不能怀私心，给偏饭搞小动作弄权谋术。弄权谋术，说到底是一种“以权谋私”。李世民那一类皇帝老儿惯用的统治之“术”，还是尽快与咱们光明正大、立党为公、以天下百姓为己任者彻底绝缘为好！否则，人民的事业将涂炭受害，百姓将骂娘不绝。
《热地》，1991，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