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国学其实很有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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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教育·出版】(4)

(1)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2)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昀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宋仁宗五年,改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书院、应天府、嵩阳书院并为“四大书院”。

(3)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4)应天书院。商丘的应天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开办。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因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真宗帝大为赞叹,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范仲淹来应天书院求学、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同为当时的最高学府。

七教是古代的伦理教育吗?

七教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伦理教育术语,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内容。孟子曾将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项准则。其中兄弟归于长幼,宾客归入朋友。所以也有称“五教”的。此外,孔子也有七教一说,即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与谦让。礼义廉耻具体是指什么?

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有知耻之心。礼义廉耻是指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出自《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瑜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由此,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旦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礼,尊敬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义,公正无私的道理或举措;廉,不贪不污及纯正高洁;耻,为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尽管儒家以主张德治著称,但“礼义廉耻”却并非儒家的专利,而是华夏民族的一种固有传统。现代中国人多以“礼义廉耻”为儒教一家提倡的伦理,实在是一种误解。

古代书签和牙签是一回事吗?

书签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一般都叫做“牙签”。这种书签,当时是用竹片制成的,读书人每当看到卷轴中非常重要的地方,便在它的一端插上“牙签”,便于以后回过头来查考。后来,卷轴书改成经折装(又称折子装,大致出现、流行于9世纪中叶以后的唐代晚期)以后,‘牙签’的用途就更广了。这时,书签的制作材料,有用牛骨薄片的,也有用厚纸板的,考究一点的,还在纸板上蒙上一层有花纹的绫绢。那些读书人把平时很少翻阅过的书籍。文绉绉地叫做“未触牙签”。宋朝以后,读书人对书签越来越讲究,喜欢手写一些座右铭之类的句子在书签上。现在,书签上有的印着装饰图画;有的印着诗词警句;有的印着名人格言,它的起源就是这么来的。

“编辑”一词在古代就有了吗?

编辑的“编”,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次简也”。颜师古《汉书注》谓:“编,谓联次简牍也。”编辑的“辑”,《韩非子·说林下》有“甲辑而兵聚”句,《汉书·艺文志》云:“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有收集、聚集之意。“编”、“辑”连起来起源于收集编连简策。编辑活动的产生伴随着书籍的产生,因此在简策时代就有编辑活动了。

“编辑”合起来使用最早出现在南北朝,编辑一词最早见之于551~554年编的《魏书·李琰之传》: “前后再任史职,无所编缉。”这里“缉”与“辑”通,编辑是指整理修补残书,并非编书。“编辑”在唐朝多次使用。《唐大诏令集·卷八二》仪凤元年(676年)《颁行新令制》:“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这里的“编辑”指资料的收集整理。唐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这里的“编辑”已明确地涉及材料的删节取舍,使符合要求,不限于编辑次序了。

南宋而后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书市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的编辑,明末苏州冯梦龙.吴兴凌闱初等即是代表。真正的近代职业编辑,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才活跃于学术文化界,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

图书出版都经过哪些阶段?

我国书籍的发展过程,有400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商(殷)到春秋末年,这是我国书籍的发生阶段。当时,还没有纸张,人们也不懂印刷术,主要用甲骨、青铜器、石头等作为书刻材料,例如商朝后期的甲骨文,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第二阶段,也叫做简策阶段,从战国到后汉末年。这个时期各类著作物相继产生,竹木制的简册称为书籍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帛书,在后汉时代出现了纸书,但简策一直居于主要地位。这是我国书籍开始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可叫卷轴阶段。从三国到唐朝末年。这时纸张写本盛行,纸书逐步代替了简策和帛书,并形成卷轴形式。生产方式是抄写,但到末年,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生产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籍的形态也由卷轴开始向册页过渡。

第四阶段,可叫做手工业印刷术阶段。从五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时书籍已经进入印本时代,印刷术称为书籍的主要生产方式,并且有了辉煌的发展。书籍已经定型为册页,并逐步发展成线装的形式,不过,印刷术还都用手工业生产,这是我国书籍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五阶段,可叫做机械化印刷术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时手工业印刷术已经逐渐被机械化印刷术所代替,册页制度仍然保持着,但是书的形式已经由线装发展为平装和精装。

史官就是原始的编辑吗?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典册丰富,自从有了龟甲、简牍的典册以来,就有了原始的编辑活动。《尚书》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距今有近4000年历史。我国古代的卜筮官、史官、乐师就做着不同的文化编纂工作,卜筮官、史官、乐师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编辑的雏形。尤其是史官,他们的编辑活动在我国编辑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官职。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凹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古代第一个编辑家是孔子吗?

孔子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家。他删《诗》、《书》,修《春秋》,编选为“六经”,具有“垂世立教”的宗旨。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他的编辑思想,即他对《六经》的编辑而非著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可以说其编辑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已大大超过著述了。

孔子有明确的编辑意图,即“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在编辑《春秋》时,他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喻褒贬,从而达到“成《春秋》而乱臣罪子惧”的效果。

另外,孔子编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教学。他是儒家的创始人,主要是想把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他还希望学生们能从中学到一些具体的政治本领,博物多识,善于辞令。

孔子有一套自己的编辑方法,即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孔子编辑《六经》,使文化知识得以在社会中下层广泛传播,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良好的编辑作风与科学的编辑方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槐市是卖槐树的集市吗?

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政权期间,在太学近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因其地槐树成林,无墙屋而得名。“槐市”作为西汉政权文化教育政策的产物,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和监督。

集市每半月一次,成千上万读书人云集在一起,一方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方面买卖“经传书记”等物品。不仅对当时的官方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太学弟子互通有无提供了方便。更始元年(23年),刘玄所部攻陷长安,王莽政权崩溃,在战乱中太学解散,槐市随之消失。

书肆是书店还是卖书的市场?

最迟到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处的年代,“书肆”这种民间书贩在市场上摆设的书摊已经出现。扬雄在他的《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意思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是“书肆”的最早记载。

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为适应需要,城市里的书肆已不是个别的了。书肆的出现,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和利用。历史文献就记载着不少生徒到书肆上去看书和卖书。如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汉代的“书肆”有着不同于“槐市”的特点。“书肆”是由民间书贩组成,以谋取利润为目的,销售的书籍品种丰富,既卖儒家典籍,又卖诸子各家的书籍,经营方法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既可招揽读者,又利于贫困知识分子求知自学的需要,客观上起着当时还不存在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因而受到社会上各类读者的欢迎。总之,“书肆”是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册”和“篇”是怎么来的?

竹木简牍在我国书籍史上应用很广,影响也更大。今天的图书计量单位用“册”表示。“册”,来源于简策,即简册。文章的计量单位依然用“篇”表示。

竹木简牍形制的书籍,材质比较笨重,如果书籍的内容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与“卷”同时使用。“卷”指卷轴形制的帛书,“篇”即指简册。简册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贯,或是以类相从,大多自成段落,这正是后世书籍文章分“篇”的由来。同样,后世的长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册,也正肇始于简册各篇之“册”。

除了“册”、“篇”之外,还有不少词汇成语也反映了竹木简牍的深远影响,如籍、簿、笔、符、笺、笈、籀、版、牒、牍、本、札、检、褐、檄、椠、荣等,以及尺牍、三尺法、版图、检署、杀青、汗青及罄竹难书、入木三分、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连篇累牍、断简残篇、怀铅提椠等。在由古至今的编辑出版吏上由“版”和“本”组成的词汇更是举不胜举。

早期图书是竹木简牍和帛书吗?

除刻画在陶泥、甲骨、金石之上外,人们还将文字写刻在经过整理的竹片和木板上。将竹或木头劈成长而窄的竹木片,称为竹木简,可用来记录文字,广泛应用于先秦至三国两晋时期。此外,还有以宽木板作为书写载体的,称为牍。竹简和木牍统称为竹木简牍。

竹木简牍,就是把文字写在经过整制的竹片和木板上,一根竹片称“简”,很多根简编连在一起称“策”,合称简策,“策”意与“册”相同。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木简牍使用的时间比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等更长,应用更广,影响也更大。简策也有缺陷,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

帛书亦称缣书,就是将文字、图像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帛书的出现,晚于简册,在春秋时期,实物则以1942年长沙子楚墓出土的为最早。战国时代,帛书与简牍是同时并用的。三国以后,纸逐渐通行,帛书随之渐少。帛书的使用时间大约在战国到三国之间,即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3世纪,长达七八百年之久。

比起笨重的简策,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但是丝织品价格昂贵,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多数流传于贵族阶层。

总之,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

秦始皇的“书同文”内容是什么?

战国时,各国“文字异形”,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很不适应,也影响了中央政权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极为不利。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有时候他颁布的诏书发至桂林等地,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统一六国的当年,秦始皇就下令“书同文字”。

在“书同文”以前,秦人用的文字为大篆,因篆是太史籀创制的,故又称“籀文”,但籀文笔画复杂,书写不方便。李斯等人就在籀文的基础上,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颁行全国。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更简化的字体“隶书”,这是狱吏程邈因得罪秦始皇入狱后,潜心创造出的一种更为省便的文字,将小篆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字形扁平,书写更为流畅。后来程邈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两汉有哪些图书编纂机构?

汉代重要的图书典藏编纂机构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东观及秘书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