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探幽”丛书，是一套通过笔者收藏的民间年画、剪纸、纸马、拓片、藏书票等民俗艺术品原作，透视中国民俗文化的丛书，是一套通过流传千百年的民间图像，解读民俗文化的丛书，每一本书从一个侧面和一个角度对中国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介绍、分析和描述。
近20年来，笔者收藏和研究兴趣转向民间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每收藏一件民间艺术品，都要探究其意味和来龙去脉，于是大量查阅资料，向民间艺人请教，最后发现，这些民间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与民俗有瓜葛，或直接来源于民俗，乃至成了民俗的载体。我感到，抓住了民俗文化这个大纲，所有的民间美术品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谓纲举目张也。
于是，收藏的同时，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俗文化，最后成为兴趣所在和兴奋焦点。
知识的获得按古人言不外是读书和走路。读万卷书，可以了解民俗知识的宏观脉络；行万里路，则是从民间获得民俗的原生知识。这是细节微观的知识，是源头的知识。是原始的知识，是来自大地和泥土的知识，因而它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也是最权威的知识。
书本上的民俗知识，不过是民间沃土上开放的花朵，失去了泥土大地生长的土壤，书斋中构造的所谓知识不过是缘木求鱼，空中楼阁。所以，任何专家学者的论述都离不开源头。
走进民间，就是走向田野，民俗文化就是一门生长在田野上的学问。作为专门学科术语，民俗学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首先提出，后逐渐被世人所接受。民俗学走进中国学术界，始于1918年，当时中国出现了早期的民俗学组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有影响的刊物《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组成部分，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影响深远。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激荡起了中国学术界“到民间去”的思潮。新文化运动先驱如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曾参与其间，从而造就了第一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江绍原、张清水等。
本世纪初的那场以歌谣征集带动起来的民俗学革命，吸引了大量热衷于走进民间的学者参与，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投身新文化运动，使得民俗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尽管中国第一批民俗学家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研究方法，但他们到民间去、到田野去的行动，他们用脚写书而不是用手写书的创举，为民俗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
值得庆幸的是，收藏将我无意中带到了这条阳光大道。这十多年来，笔者为收藏濒危的或正在消逝的民间木版年画，利用休假数十次行走在中国大地和东南亚华人居住区，在偏僻乡村和田野阡陌，寻访民间年画艺人，在深山古寺和寂寥老巷，收集民间年画故事。年画藏品与日俱增，我发现，民间年画尚存的地方，都是民俗文化最浓厚的地方，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民风民俗保存得更完整的地方。
每找到一张民间年画，我都喜欢刨根究底，追问其画面深处的寓意内涵，喜欢听民间艺人讲故事，喜欢了解年画背后的民俗。
似乎每收藏到一幅年画，都意味着收藏了一个故事，但．-j-~肯定地说，每收藏到一幅年画，都收藏了一种民俗知识。因为我发现，年画就是民俗的结晶，而民俗又是年画的起点和终点。民俗给予了年画题材源泉，年画又升华了民俗的蕴涵，让民俗变得形象化。
年画在大红大绿的色彩中，让民俗变得热烈多彩；在吉祥喜庆的构图中，让民俗变得意味深长；在形象生动的画面中，让民俗变得鲜活可感；在寓意丰富的意向中，让民俗定格成为永恒。
很多民俗消逝了，但年画让民俗得以留存。这就是民间年画在民俗学中的独特价值。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科技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商品社会的不断演进，将有更多的民俗“逝者如斯夫”。
不仅大量民俗将消逝，就是民俗的载体之一的那些残存的民间木版年画，也将逐渐消逝和消失。
所以，尽快将这些年画藏品整理成书，并在书中全部使用作者本人的藏品原作，就成为了我越来越紧迫的事情。这套《中国民俗文化探幽》丛书，是我继《寻找逝去的年画》丛书（已出版14本）、《寻找逝世的纸马》、《中国民俗文化》丛书（7本）等之后。写作的又一套抢救性的丛书。不仅是对民间年画的抢救，也是对民俗的抢救——让即将消逝的民俗留影定格。
愿这种抢救的努力。为世界留下最后的色彩。或者，留下一曲无尽的挽歌。或者，为后人留下其寻幽探胜的踪迹和线索。
沈泓
2010年5月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