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事业的早期，我曾集中研究临时就业问题，特别是临时工就业问题，当时全世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不过四、五个。大约在1984年，肯·史密斯（Ken Smith）、柯特·格里姆（Gurt Grimm）和我开始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战略管理领域竞争性行动和对抗的框架。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新的、动态的行动框架（见史密斯、格里姆和甘农，1992年）。正如前面所述，我在1988年开始转向文化研究，在此之前我在美国以外若干国家较长时间的逗留使我认识到，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就课题而言，不同的研究和写作项目都集中于一个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就是让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不论在美国还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都能顺利开展工作（见弗勒德、甘农和波韦，1996年；甘农，1988年）。
我在马里兰的一位长期同事汉克·西姆斯不断指出——我得赶紧加一句，他那是赞美——我总是偏离传统的学术道路，不断为自己发明新的研究和写作项目。还有一种更亲切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因为分析文化象征让我把对不同问题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分析文化象征还让我与各种各样的对文化问题感兴趣的个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包括许多不同国家的公民、学术研究人员、各种水平的学生（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大学生）、管理人员、以及来自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当然还有我所钟爱的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
让我对文化问题产生兴趣的具体影响来自于我为访问德国（1981～1982年）和泰国（1988年）所做的准备工作。就德国而言，可以说我当时就对德国文化有相当深的了解，因为我的妻子多丽丝就生长在德国，直到九岁才离开，而且我们在此次访问德国之前曾经屡次赴德国度假。尽管如此，我还是大量阅读了有关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材料。这两次访问都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结果证明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对于了解德国人和泰国人来说还远远不够。比如如何同泰国人打招呼，在泰国的寺庙里如何表现，像这样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并不难理解，但是材料的作者们通常都是孤立地介绍这些习俗，而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把这些习俗摆放进去的框架或背景。最有意思的是，来访者受到新的刺激和体验的袭击，就在需要应用这些“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却想不起来了！当然，这样的指南是重要的，只是就理解一个文化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举止而言，这些指南不过是拼图中的碎片。如果没有一个框架，来访者甚至可能在实际上违背深层价值观和习俗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得体呢（见德门特，1990年；斯图尔特和贝内特，1991年）。
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某些工作对于文化象征的概念具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从斗鸡的角度对巴厘岛男性社会所做的描述（格尔茨，1973年）。不过本书中的每一个文化象征都使用该象征的三至六个特征描述一个国家的文化。通过使用文化象征我们可以开始用一种新的不同方式观察社会，我们希望用的就是该社会成员自己所用的方式。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文化象征及其特征对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
既然象征是指南，是地图，那么也就仅仅是一个出发点。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比较我们的经验，开始理解弥漫在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社会中的表面矛盾。而且，既然我们正在为每一个社会描述一个支配性的象征，那么也就可能还有其他合适的象征。我们在本书中没有探讨替代性的或补充性的象征。此外，我们的描述承认并探讨了每个国家内部，特别是劈裂的国家内部的区域和民族差异。然而本书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因为大量证据表明，每个国家都有跨越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恰好可以用文化象征来捕捉。正如第15章“马来西亚的回乡（Balik Kampung）”所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无法认同至少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价值观的活动、现象或习俗，那么那个国家就很有可能经历困难，甚至被拆散。
本书包含了23个象征。全世界大约有200个国家。就现实条件而言，文化象征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或大部分国家，从而为理解不同国家的异同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我和我的合作者正在研究更多的文化象征。
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支持借助某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描述该国家的文化，如果有条件还通过数据对比表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反差。我们所使用的数据基本上取自《经济学家袖珍数字世界》1998年版。还有两部书与本书相伴。一部是《文化象征：阅读，研究翻译和评论》，该书介绍了有关象征和文化象征的各种观点意见。另一部是《跨文化工作：应用与练习》，这部书包含大量应用和练习，让读者可以看到运动中的文化。这三部书既可分别使用，也可一起使用。
在我们为某一文化构建象征的过程中得到了非常熟悉该文化的个人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书是写不出来的。我们的基本做法是，让他们担任本书各章的合著者，由他们运用第1章所述构建文化象征的方法写出有关的章节，写作之前和之后各位合著者之间并与其他饱学之士一起进行认真讨论，然后再根据各方的意见加以修改。本书第一版，我写作了第1和第18章，并负责修改和编辑其他章节。该版的合著者有：戴安娜·利布舍尔和艾琳-费根写英国，斯泰法尼娅·阿莫迪奥和林恩·利维写意大利，道格拉斯·奥巴农和朱莉·克龙科斯基写德国，彼得·布朗和沙伦·里巴斯写法国，阿纳·赫丁和米歇尔·艾利森写瑞典，艾米·莱维特写俄罗斯，斯特西·霍斯泰特勒和西德尼·斯温顿写比利时，凯瑟琳·费弗·努南写西班牙，丹尼尔·克罗宁和科马克·麦克弗海恩劳伊克写爱尔兰，艾米·莱维特写土耳其，埃弗拉特·埃尔伦写以色列，伊萨克·阿布拉写尼日利亚，黛安·特里写日本，艾米特·古普塔和杰弗里·托马斯写印度，哈卡姆·卡纳法尼写美国，彼诺·奥迪娅写中国。
修订版新增加了几章，新增章的合著者有：詹尼弗·林恩·罗尼写波兰，克里斯廷·库珀和玛丽亚·马萨特罗亚尼写巴西，罗詹·奥思曼写马来西亚，路易丝·沃伯格写沙特阿拉伯，卡洛斯·坎塔略写葡萄牙。关于西班牙的一章增加曼努埃尔·巴塞拉为合著者。
除了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也为本书作出了贡献。有的接受过合著者的采访，有的作为被描述国家的公民或居民阅读了有关的章节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马里兰大学罗伯特·H．史密斯商学院的同事，包括迈克尔·艾加、墨西·库根、斯蒂芬·卡罗尔、埃德温·洛克、萨布里娜。萨拉姆、阿利森·唐斯、冈瑟·温拉克。罗伯特·H．史密斯商学院前院长鲁道夫·拉莫恩、院长霍华德·弗兰克、MBA项目前主任玛丽安·韦卡特、MBA项目主任马克·韦尔曼向我们提供了环境支持，我们还想向他们表示感谢。跨文化和组织心理学副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提供了很大帮助，她对特里安迪斯／菲斯克框架及其在解释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价值和表现方面的重要性有精湛的理解。
此外，鉴于这个项目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总是被其复杂性和细节所淹没。我们不畏辛苦，力图消除任何偏离本书中心思想的错误，不论是多小的错误。对于因疏忽发生的错误，我愿承担责任。如果读者发现哪怕是微小的错误，我们希望能够向我们指出来，并向我们提出改进意见。
像往常一样，SAGE出版公司的工作非常出色，我特别感谢我的编辑玛奎塔·弗莱明和其他人，包括作品编辑戴安娜阿克塞尔森、底稿编辑利亚恩·莱克、排字工林恩·米亚塔、编辑助理玛丽安·韦尔等，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最后，我的妻子多丽丝，我们的两个孩子马利丝和里德，也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他们在本书的基本概念逐渐形成的多年中耐心听我介绍我的凌乱想法和关注，并作出回应。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绝不可能完成从零散的认识到最后成型的长途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