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派顾宝洪到工委去送信。这时发现沈定伟不见了，睡在沈定伟旁边的同志也叫了起来，他的驳壳枪也不见了，认定也是沈定伟带走的。开始大家以为是他拿去玩的，也未在意。谁知中午后不见他来，到下午二三点钟还不见来，大家心里很着急，怕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三四点钟时沈三郎的老伴从室外进来，神色慌张地说：“不得了啦！反动派来了，由北向南去的，穿的便衣，带短枪。”陆行说：“过去就算了，不要惊慌。”不久又来报告说：“穿黄衣裳的反动派从北上来了。”同时杨子重坝那个方向也发现敌军。汪明和陆行知道不对，是个包围的形势，立即下令：“准备战斗！”立刻收起铺盖，把楼面打扫干净；子弹上膛，手榴弹盖也揭了开来。这时听得东南方一阵枪响，当时弄不清怎么回事，不一会枪声息了。太阳已经发红，夜幕即将来临，三郎的老伴来叫同志们快走，陆行说：“若这时撤出，反而暴露目标。”三郎老伴说：“先上屋隐蔽起来再说。”她搬来张长梯，大家上了屋，一看确是个隐蔽的好地方。西靠三郎家楼屋，东边是两厢平行而又紧靠的长行平屋。三郎楼屋前也有一厢平屋，好像一个谷地，只要坚持到天黑，便有突围出去的希望。
敌人得到情报是“沈三郎家住有新四军”。而河东河西有几个沈三郎。敌人在河东三郎家抄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才抄到西村的沈三郎家。
太阳将下山了，在屋上的人可以听见国民党反动军队拷打老百姓所发出的阵阵喊叫声。好一会，敌人发觉武工队是住在沈三郎家楼上的，于是在楼前平房顶上架上机枪，封锁了楼道，一部分敌军进屋搜查，先对准屋内草堆打了几枪，一会儿楼上没发觉什么。就逼问三郎老伴，三郎老伴矢口否认，于是敌人分组搜索。敌人挨门挨户强行搜查。当敌人踢开隐蔽点下面的大门时，直踢得屋面也在震动，大家屏住气，伏在瓦楞上一动不动。敌人一进屋就强迫老百姓交出新四军，反复逼问威胁，老百姓总是回答：“不晓得！没见过。”敌人如此一家家搜索过去，有的武工队员沉不住气：“拼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陆行和汪明认为不能硬拼，一定要寻找机会突出去，突出后再分散化整为零，自找隐蔽的地方，力争全部冲出。万一不能，就冲出去多少是多少。张志强曾对他们说过：“革命力量十分宝贵，需要很好保存，就是敌人用几十个换我们一个，也要算一算是否值得。”大家耐下心来，统一了准备突围的思想。
敌人搜索了一黄昏，一无所得，一个军官大声喊道：“一排去吃饭，其余继续搜索。”一阵脚步声远去了。这时，敌人从一家搜到一个上海回来的职工，经过逼供，也没有供出什么。
陆、汪等听得一个敌军说：“拿梯子到屋上去搜搜看。”他们紧张地不时交换着眼色，眼看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已不可避免。汪、陆等又商量，如梯子靠上，就向下掷手榴弹，然后一路冲出去。隆冬腊月，残月开始西斜。不多一会，敌人的梯子从武工队的隐蔽处靠在屋檐上，几个敌人正准备上梯子。陈元度等几个人一齐举起手榴弹投下去，“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弹片飞散，武工队趁敌人措手不及之时，“扑达、扑达”地跳下去，边打边向南突围，冲出村后，就分散各自隐蔽去了。
陆行跑着跑着，忽然觉得鞋底里发出水滋滋的声音，回头一看，却是一步一个血印，才知道自己脚上受了伤。陆行想，天亮后，敌人会跟着一路血脚印追的，刚好有一个同志在陆前面，他驮了会就驮不动了。陆说：“你先走。”自己蹲下身来，把带血的鞋、袜脱下来甩到水田里，将棉袍里子撕下，取出棉花包好脚上伤口，继续跑，但血流不止，还是一步一个血脚印，无法之下，只得用一只没受伤的脚跳着走。就这样跳跳走走，转过几个村子，越过界溪桥，到了江阴桐岐黄鹤嘴后村党员姚阿根家住下来。第二天早晨，南渡五重河，到前洲联络到王鹏同志。
汪明没有冲出去，从屋面上往东走到一家小天井里跳下去，躲在阁上。良久，出来时，月亮已经落山，河东站岗的敌人还在烘火。汪明走下阁来，有五六个人坐在房里，看到汪明进来，急切地关照：“快点到阁上去躲好。”汪明想，此地不能久留，便婉谢众人，向门外跨去，看见门外有五六只狗，又缩了回来，群众把狗都唤回家，并指道路，让汪明走。汪明沿着墙壁，从桑田里走出村，避开了岗哨直往南，一路平安走到玉祁东大桥阿焕家。阿焕娘听到顾宝洪牺牲的消息，一面流泪，一面叫汪明快点休息，第二天上午，陆行也来了。
汪明、陆行、陈元度都到了王鹏的住地，商量着派人去玉祁、焦溪、新安等地侦察昨晚的情况，才知道来包围的是驻在新安鸡笼山的武进县保安队陶剑英中队，到第二天才回鸡笼山。沈三郎父子被抓走，敲去10多石米钱保释。顾宝洪去工委送信，下午三点多回驻地，到沈家村口与哨兵接触，由于左右都是水田，无掩蔽之地，正要掏枪还击时，被哨兵开枪打中，尸体被抬到鸡笼山。陆行等在屋上听到东南方的枪声，就是哨兵朝顾宝洪打的。对沈定伟和那支驳壳枪经过调查，原来沈定伟家养鱼需要本钱，向本村某人借钱，那人不肯借，心存怨气，就偷拿了那支驳壳枪想去威吓借钱，因而暴露了目标。敌人包围沈家村后，沈定伟把枪藏在芙蓉圩西港的一家人家，自己逃到上海去了，那支枪由陆行派人去取了回来。
沈家村突围后，陆行休息一个多月伤势有了好转。起初行动艰难，在前洲北面一农家养伤，虽然稻草铺，但上有盖下有垫，每天热饭热菜，胃口如常。但无伤药，经商量，对外说是：“小兄弟之间相互玩耍，不慎脚踏钉钯齿受了伤。”又说：“为了省钱，请不起医生处方，只能买点凡士林、碘酒、纱布等敷换。”后来陈元度把陆行转移到何家巷宋殿正家休养。宋是武进县横山桥北溪巷村人，业修谱，定居在何家巷。宋有住房一间，西侧与何氏宗祠前厣门户相通，陆行就住在宋家住房的后半间，足不出户。殿正夫妇对外严守秘密，为陆行送来热菜热饭，不厌其烦地照料陆行的生活，伤情基本复原后，才道谢告别回二区坚持。
那天突围时，苏良元受伤了。他从屋上跳下来，脚上中枪，不能行走，只好躲进老百姓家一个猪圈的秧灰堆里。敌人走后，沈三郎的侄儿喂猪时发现了他，到晚上用担架送到桐岐上水河村王伯林家里，住在柴屋里。苏良元由于小腿骨被打断，伤口感染红肿糜烂，病情严重，由王伯林妻子宋九妹和嫂嫂顾美英负责照料，她俩天天用盐水给苏良元洗伤口。国民党区乡联防队常常下乡搜查，情况十分严重，王伯林冒着危险，把苏良元送到桐岐街上龚医生处治伤。由于缺少药物，苏良元的腿伤不见好转，王伯林的妻子叫王德仁弄船把苏转移，王德仁就叫吴三宝的茅篷船把苏良元送到惠济桥她姐夫家里。这个地方很紧张，反动军队不断搜查，不得安宁，姐夫把他转移到哥哥苏新元那里。家里不能蹲，住到船上，因为缺医少药，伤口恶化，到1949年的4月20日牺牲在史家圩芦塘的船上。
事后，有人向国民党告密，王伯林被抓到焦溪，严刑拷打，关押一星期，未曾吐露武工组的消息，后经地下党营救保释出来。
二、脱险
1．黄盘林、黄巧遇许德华闯过险关
1946年夏，黄盘林接武南县负责人储少白的开会通知，要铁路工人接受一项任务。黄盘林带了吴伯琴、钱× ×同去参加会议。会后，盘林等回武北，靠近丫叉浦，3人拉开了距离，并讲好，万一出事，当作互不相识，是做生意过路的。万一被反动派捉住，也有个报信的。
正巧碰上被国民党改编的伪军部队。盘林身上有文件。岗哨喊：“不要动！”盘林就把文件塞在路旁的灰堆里，身上查不出东西，3人被关在丫叉浦小学的木栅栏里。
天将黑了，看守的老头对黄盘林讲：“你们年纪轻轻的干啥新四军哩？”盘林说：“我哪是新四军，我是有家有业的火车站工人，去看望一位同山兄弟，上海的工厂开工了，喊他一道去上海复工，不晓得路上让你们拦来，说是新四军，我是有技术的，叫我修机器是来事的，别样不来事。”老头问：“丫叉浦可有朋友亲戚，出几个铜钱就可以出去了。”盘林答“名叫许德华，过去在张大和尚、蒋鼎生那里修枪的。”老头说：“不错，在这儿的。薛团长对许德华相当信任，还不是一句话。”老头招呼盘林：“出来！出来！”
老头又问：“你叫啥名字？”盘林不晓得老头讲的是真是假，便说：“你只要说是常州火车站姓黄的，一个铁路工人就好了。”
许德华是黄盘林在抗战时期在铁路工人中搞“兄弟会”，对伪军修械所开展工作时，与周珊瑚等一起结交的好朋友，老头去一讲，许德华真的来了，肩上还掮了个小孩，对老头说：“开他出来！开他出来！”盘林悄悄地对吴伯琴、钱× ×说：“慢慢点，我来想办法，不要多响。”盘林又关照：“万一上刑，千万不能说出来，否则就没命。”盘林跟许德华出去。
许德华仍然掮了小孩带盘林同走，碰到薛团长和几个人在喝酒猜拳。许德华说：“薛团长，哪能搞的？我的朋友，啥道理讲他是新四军、新五军？搞啥啦，人家现在夜饭还没吃！”薛说：“噢！一道来吃。”盘林想到桌上那么多人，万一有人认识，许德华也保不住的，便说：“不要吃了，我吓也吓死了！”许德华说：“走！走！走！到我家去。”盘林说：“我要赶紧回去。”许德华说：“现在全部戒严，不能回去了。”又说：“这些杂牌军，没有权，外围都是国民党主力封锁，夜里不准出去，要走明天天亮。”盘林说：“有没有空子钻出去哩？”许说：“喔唷！不来时，一枪打死，不得了！”许德华硬把盘林领到自己家里。
许德华家嫂嫂客气，见面后，叔叔长、叔叔短，烧饭炒菜，招待盘林。
第二天吃过早饭，盘林说：“老许，丫叉浦街上有人喊卖菜了吧？”许说：“是戒严过了，我送你出去。”盘林向他要支短枪，以便防身。两人走到东门宝塔桥附近的小东门桥经庵前村，过了铁路，盘林说：“好了，我们坐一刻讲讲。”德华说：“你家嫂嫂急煞了，快点回去吧！”盘林说：“坐下来，这根枪还给你，今朝你救了我一条命！”德华说：“我这哪能算救你的命哩？”盘林说：“跟你讲穿，我确是新四军。”并指出：“你蹲在那儿，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多做点，敲诈勒索的事不要参与，今后，新四军过来，江南解放了，我再报答你吧！”许德华仍不信，说：“你不要瞎说，不要寻开心，你还去干新四军？”盘林认真说：“我是新四军，老早参加了，不然你拿我捉去立功。”德华说：“我哪能做这种没良心的事情哩！”两人分手了。
解放后，黄盘林将许德华介绍到民丰纱厂去上班。
2．费兆元收税被捕，唐廷轩设谋营救
1947年收春茧时，唐廷轩先派人白天去崔桥镇侦察情况，晚上再派人去崔桥镇茧行收税。镇南一里路处有一座碉堡，横山桥的保安队派一个班10多个人，队长姓王。事先不了解，是临时驻扎的。武工队住在省庄，正是蚕农收茧之际，几个武工队员执行任务去了。只剩下费兆元一人在身边，费兆元是特派员王鹏的警卫员，随武工队活动。唐廷轩决定派费兆元和省庄的积极分子韩菊新打扮成农民上崔桥实地侦察。韩菊新在前，费兆元在后，刚走到茧行拐弯角过去，突然碰上一个敌军步哨。事有凑巧，这个哨兵认识费兆元，冷不防被他一把抓住，嘴里说：“抓到了王鹏的警卫员。”费兆元不承认，但抵赖不了，只得承认是开小差回来的。接着押进碉堡关起来。这个步哨怎会认识费兆元？抗战胜利后，王鹏任丹阳县长时，在杨城周家与汪伪和平军打一仗，审问俘虏并释放他们，这个哨兵是俘虏之一，费兆元当时在王鹏身边，这个伪军释放后又投入国民党的保安部队，继续与新四军为敌。
韩菊新一口气从崔桥跑回来报告了发生的情况，唐廷轩和韩绍根等商量结果，采取三点措施：一、仍派韩菊新去崔桥，通过亲友和关系人侦察和监视情况的变化；二、争取就地营救释放，找到与保安队有关系的人去碉堡活动；三、对茧行施加压力，要茧行设法把费保出来。唐、韩找到过去已经建立了关系的两个人，一个是三青团的头目沈莲生，他既是韩绍根的亲戚，又是唐廷轩的同学，还是武进县参议员和崔桥地方的实力派；另一人吴儒生是崔桥的乡长，也是唐廷轩的同学。于是由唐、韩两人分别署名，寄了一封信，措辞委婉也带几分压力，派武工队员韩细度送达。两人见信后，立即答应尽力营救。吴儒生带了韩细度到崔桥桥脚下茶铺老板陈金生处，把茧行老板濮祥宜、张新元找来。这两人接到武工队的信后正急得没有法子。茶铺老板陈金生是“白相人”，能说会道，点子多。他说：由茧行出面，办一桌酒，请王队长的客，暗中塞钞票，然后提出请求释放费兆元。但口径要一致；费兆元过去当过新四军，现在不干了，帮韩细度作长工。办法议论定当，由茧行老板去碉堡请王队长赴宴。席间一面闲聊，一面把一叠钞票塞进王队长的口袋，请求释放费兆元，经过你一句他一句的解释，王队长当场把费兆元带来茧行，打了几句官腔，立即释放。
3．陈元度脱险
吴细浩是澄西县五区南宁乡人，1945年由群众选举为村长。大军北撤后，国民党建保甲制度，无合适的人当保长，谈墅小学教师施茂训、金伯正等要吴细浩出任保长，吴细浩说：“我已经当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村长，不愿当反动派的走狗！”过了一段时间，区特派员汪明和陈元度来谈墅村，住在施煜法家，施茂训、金伯正把这情况反映给汪明后，汪明把吴细浩找去说：“这里还未成立保甲，确是最后一处，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不良影响，对革命工作不利，既然群众拥护你，你就可以当下去，只要各方面注意革命利益。”于是，吴细浩就任了保长。
1947年11月12日下午4时光景，吴细浩在场上轧稻，陈元度来到吴细浩家，同来的青年背着蟹篓。坐定后，陈元度叫那个青年先走，提出要借谈墅小学的校钤一用。拿到校钤后又谈了当前的情况。元度要走了，本来一直向南走出去。但那里有铁匠在打农具，许多人围观。于是向西出村再迂回向南。走到吴煌林家门口，十数丈远处的竹园里冲出两个区自卫队员，端平步枪，高喊：“什么人？’’吴细浩与陈元度站住说：“我是这里的保长吴细浩。”敌人指陈元度问是什么人？”吴说：“是我亲戚，前面蔡岐村人。”敌人已注意陈元度。陈元度却不停步，只顾向前走，敌人叫他停下，陈元度边走边说：“你明天到我家吃饭。”并说某某人都来，“一定要来！”敌人见元度不肯站下，狂喊：“再不站下，要打枪！”接着朝天开了两枪，那时陈元度已快步走过一所房屋侧边，挡住了敌人的视线，元度在拐弯处向东跑了。后面枪声大作，远处又有机枪声，吴细浩也钻进桑田，走到施茂训家，再转到另一家躲避。幸亏天色已晚，枪声停了。村人闻讯，都来探问，叫吴细浩暂时避一避。细浩问：“陈元度脱险否？敌人有无击毙？”村人探知陈元度由施家头地下党同志掩护下在培岸圩过河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