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武工队地下党能够创建坚持阵地，获得隐蔽发展，扩大革命力量，最终胜利完成迎接大军南下的历史任务，是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各界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打击反革命顽固势力，控制了国民党的大部基层政权的结果。
一、澄西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统治，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保甲行政制度，二是乡的自卫队武装组织。
澄锡武三县边区，近1咖平方公里土地上，共40多个乡镇。国民党将原来的小乡小保合并为大乡大保。每一个乡镇均有脱产的自卫队，至少一个班10余人，多至30余人，常驻主要集镇。在江阴的南闸、月城、青阳，无锡的前洲、玉祁、礼社、石塘湾、洛社等镇还有不脱产的工商自卫队。
以江阴七区利港、石庄、丁桃、利城、后梅等5个乡和南闸、观山乡的情况为例：
利港镇短枪11支，步枪18支，人员29人；
石庄镇短枪4支，步枪18支，人员22人；
丁桃乡短枪6支，步枪20支，机枪1挺，人员30人；
利城乡短枪6支，步枪13支，人员20人；
后梅乡短枪5支，步枪29支，人员32人。
南闸镇短枪4支，步枪30支，轻机枪3挺，追击炮2门，1946年2月成立自卫队，有武装36人，1947年设密探队8人。观山乡自卫队有短枪6支，步枪7支，人员26人，1946年在南闸镇河南街慎源布厂设密探队，后迁横村张家祠堂，1947年夏增密探7人。
无锡县的玉祁镇除了脱产的常备班10人之外，不脱产的工商自卫队有短枪7支，步枪80多支，机枪1挺，人员100余人。
各乡镇自卫队和专职自卫队在乡镇长的直接指挥下，名为维持治安，实际任务是对付武工队、地下党，与县保安队、区自卫队相互配合，随时随地“清剿”搜查。
与此同时，通过保甲制度推行政令。每10至20户为甲，设甲长；10--20甲为保，设正副保长；每乡有10到20余个保不等。但无论乡保范围大小，他们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握者，乡长、镇长既是乡的行政主管，又是乡镇自卫队的指挥者，还是保甲长的直接领导者。保甲编制遍及大街深巷、小村、独家村。各户成年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登记入册，按花户人数编保甲序列，然后按人签证领取“身份证”，凭证出门通行，随时准备军警宪特验证检查。另外各户向甲长、每甲向保长都订有严格制度；各户不得“通匪、窝匪、济匪”，各户都具结保证：“一家犯法，全甲同罪；知情不报与匪同罪。”这种制度叫“联保切结”。反动派企图以此为枷锁，切断武工队（组）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鱼水关系。另外，保甲制又是反动派推行反动政令的工具，无论派捐征税、抽丁等等压迫人民的措施，均由乡镇保甲下达执行。因此，反动政府十分重视担任乡、保长职务的人选。1．普遍起用地主富农、士绅、恶霸及其代理人充任；2．尽量重用反动党团骨干、中统、军统分子；3．委派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
反动政府就利用这一帮反革命势力，以乡镇为单位实行军政统一，建立情报网络，地方武装和政府军警配合，对武工队地下党、革命武装进行围剿。
反动政府还利用宣传工具大造恐怖舆论，规定“通匪者杀！窝匪者杀！”等10余条戒律禁令，恐吓革命群众。还用“高价”“重赏”等欺诈手段，鼓励反共。国民党江阴县政府的《正气日报》载的赏格为捉到李顺之者，赏2000万元法币，邢阿初1000万元，捉到江顺大、黄炳海、陈金生赏600万元法币。《武进日报》也登载过同类的内容。妄图以此收买亡命之徒为其效命。
二、武工队控制基层政权
国民党控制的基层政权，对武工队和地下党活动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武工队必须迅速把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控制在手中，为武工队、地下党的立足生存隐蔽发展服务。工作的重点就是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这是因为在敌强我弱势力悬殊的情况下，采用武装或非武装的手段，消灭或瓦解敌人的基层政权是不可取的，要求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更是不可能的，否则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危险境地。只有加强统战工作，广交朋友，是唯一的办法。“旧瓶装新酒”，把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有效的，也是可能的。
澄西地区在抗战年代就建立过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共产党，在广大群众和中上层人士中有崇高的威望，党的统战工作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许多干部战士、烈军工属与当地群众、中上层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中心地区尤为普遍。目前虽然暂告离别，但他们殷切地盼望着亲人归来。
武工队地下党留守坚持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烈军工属和进步人土的利益，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既是烈军工属和广大群众所希望的，也是许多中上层人士尤其是进步人士所关心的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迫于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才与武工队地下党保持一定的距离。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挑起内战，倒行逆施，独裁专制，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抽丁拉夫，把人民群众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尤其在内战中军事上的节节溃败，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反动阵营内部的分化，中上层分子仅有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解放军的身上。
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是抗战时期延续而来的老朋友，一是解放战争以来结交的新朋友，随着时局形势的发展，新朋友越来越多。新老朋友中的个人经历、社会地位、文化职业、政治态度、思想道德多种多样，千差万别，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中间的变化很大，但是维护自身的安全，保证地方太平，照顾群众的基本利益则是共同的，与武工队地下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在中上层分子中，爱国进步力量占少数，中间力量则是大多数，反动势力的比例也不大。武工队、地下党遵循党的一贯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分化孤立反动势力”。对待反动势力，武工队根据不同对象采取武装拜访、发信警告、金兰结义等多种形式、多种方法，争取团结大多数。把镇压的对象限制在最少数，对武工队地下党构成特殊威胁而又争取无效的死敌，把决定处置的批准权掌握在区、县特派员权限之内。
对国民党的乡镇基层政权的人员也同样遵循这些政策和处置方式。
当甲长的绝大多数是劳动农民，他们在抗战时期和群众一样受共产党新四军的影响，其中不少甲长曾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的出任甲长，多数是沿袭而来，或者是居民推荐出来，应付例行公事，无权无利。采取对待劳动人民的政策，团结教育，不歧视，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结成朋友，争取为我服务。
保长比甲长的人数少得多，政治情况也复杂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与中上层人士有不同的联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家在农村或集镇，也参加一定的农业劳动，少数有正当的职业。其中不少人是抗战时期的“老保长”，受过新四军共产党的教育，少数人还是武工队、地下党的老朋友，同烈军工属有相当的社会联系。他们出任保长，并非为了反共，而是出于自身的某种目的。他们权小利微，范围仅及一保，有的是出于维持地方应付公事，真正坚持反共立场的，是极少数。因此对待保长是有区别的政策，有的可以为我所用。有的保持中立，周旋于敌我之间，双方差事都作应付。对个别反动的则予以打击警告。顽固反动，争取无效，亦予镇压，消除隐患。
乡、镇长是基层政权中之核心人物，政治情况比保长更为复杂。他们一般不参加劳动，多数无正当职业，都是世居本乡、本镇，是当地中上层人士的代表。他们有的在抗战时期就是乡、镇长，受共产党新四军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有相当的社会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任乡镇长，目的不是为了反共，除他们本身的某种目的外，多是应地方之推荐，维持地方利益，应付公务。只有少数是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与人民为敌。对待乡镇长也和对待保长一样，视不同情况作不同对待。
地下党武工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乡镇基层政权的控制与反控制，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地下党武工队采用各种方法、各种不同渠道、各种力量，利用矛盾采取公开的和合法的手段，从上而下撤换部分反动乡镇长，代之以进步人士，即“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特别党员潘石江出任武进县第五区（横山桥）区长，就运用区长的职权，合法地撤换反动乡长，代之以进步人士，创建了区的斗争环境。
在江阴县境，武工队控制乡镇政权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前周、篁村两个小乡合并为篁村乡，前周乡乡长许文光、篁村乡乡长戴德熙及办事员都与地下党有联系。1948年夏合并时，倪国桢受托回常泽桥小学任校长兼任篁村乡乡长，包括自卫队以及所有保长都为武工队所控制。篁村街的保长许士法和另一保长徐耀常过去与地下党是老朋友，现在与革命妈妈姚桂芳的联系尤为密切，胡家桥村保长胡林生与凌福娣的联系也很密切。常泽桥村保长仇保生、汇头上保长许某、北村里保长葛某、仲家头保长朱荃生都是“支点户”。由于对篁村乡基层政权的有效控制，澄武锡工委创建了以胡家桥为中心的隐蔽基地。
石庄镇的最后一任镇长金天生在武工队直接争取下，在解放前一个多月就主动交出自卫队的所有枪支，石庄镇也就成为一具空架子。
第二，利港镇和利城乡经过数度较量，基层政权最终被控制。
利港镇镇长更换过几任。先是王有声，他是教育界的老朋友，与武工队张兆生、江顺大及李顺之有秘密联系，保长中也大多有联系。西奚墅的保长张泉福、丁墅村的保长缪祖寿，都是老朋友。但陈仓接任镇长后，自卫队又被坏蛋曹天保操纵，对张兆生、江顺大及其家属造成威胁。张兆生牺牲后，陈仓乘家属去收尸的机会，设谋迫害其家属张瑞秀及其三弟张保生。经过多方斗争，才使陈仓下了台。之后，陈福棠当了镇长，镇政权和自卫队控制在武工队手中。
利城乡在解放战争的3年6个月中，先后更换了数任乡长：周和大、何冠吾、周仁瑞、谢玉良、曹中柱。
周和大是中上层分子推举上台的首任乡长，仇庄街上的理发师傅吴泉海是拥护新四军的人，被推为副乡长。数月后，周和大因民事案件下台，吴泉海也随之下台。何冠吾是北郭庄富户，是中上层人士的代表。文化偏低，吸毒成瘾。政治上中立，地下党干部有时去住宿他家，以礼相待。对其侄何鸢飞任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长，亦能保守秘密。第三任乡长周仁瑞，出身小学教员，亦属中上层人士，家住北郭庄，招赘于江市村。他又是区长陈锡畴的连襟，与李顺之有表亲关系。在华湖、利城两乡合并之际，动员他出任乡长，政治中立。不料因家族争夺财产，被人告发“通匪、济匪”，被江阴县长徐玉书下令逮捕，乡长一职告吹。接任的副乡长是谢玉良，后怄里村人，家境富裕，政治中立，出任乡长前即与留守人员保持一定的联系。1947年11月即配合地下党支部书记朱汝生镇压作恶、吸毒成瘾的副保长施加林，始终保密，保证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第四任乡长是曹中柱，老中统分子，璜土小湖村人，家境中等，原江阴县政府科员，县长徐玉书派他回乡当乡长。政治思想是反动的，吸毒成瘾，为中上层人士所不齿，十分孤立。璜土镇的自卫队已为秘工干部周访仙通过自卫队教官张中魁所控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曹中柱到任不久即表现动摇，要“找后路”。经与李顺之沟通，曹中柱明确表态：“保证安全，决不违约。”直到解放，曹中柱履行了诺言。
原华湖乡有11个保长，都是1945年周访仙任乡长时沿袭下来的老保长，只有一个稍有反共言行，其余保长对周访仙的坚持工作没有一人暗中破坏。其中有几个还是武工队的“支点户”。原利城乡有正副保长26人。其中8人是武工队指派或赞同出任的，山下村保长季芝堂、北郭庄保长周金顺、江市村保长胡金堂（地下党员）是武工队指派的。政治上中立的11个，不好的5个。其中最反动的施加林、曹贻福被镇压了，一个被推倒了，余下两个也不敢乱动，对地下党也没造成显著危害。
利城乡的乡保政权、自卫队由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所掌握，坏人也上不了台，上了台也抓不到实权。所以利城乡的政权和武装基本上在武工队地下党的掌握之中。
第三，打人国民党内部，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基层政权，如申港镇、春申镇。
申港镇是国民党设置在江阴西部的重要据点，包多生党支部先后利用“金兰结义”和打入“三青团”组织，镇上两个保和集镇周围的狄桥，东支村为地下党、武工队控制。
春申镇是由普惠、春申两镇合并而成，位于江阴城北黄田港渡口及锡澄运河两侧。先由新朋友杨利华出任普惠镇镇长，当与春申镇合并为春申镇时，由老朋友季和华通过竞选获胜出任镇长，于是薛逸党支部顺利地通过季和华控制了政权及自卫队武装，在迎接大军南下时，顺利完成迎接大军南下的历史任务。
第四，基层政权为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控制的如观山、南闸、后梅等乡镇。
南闸镇在抗战时期建立过抗日民主政权。北撤后，镇权和自卫队由原来的老朋友掌握，与曹荣金、陈新建立了秘密联系，锡澄公路以西的各保保长大多与武工队有联系。1948年夏以后，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派外地籍反动军官郭云鹏当了镇长，对武工队活动构成严重威胁。曹荣金遭袭击而牺牲，就是郭云鹏到任后犯下的罪行。
观山镇与南闸情况相仿，自1948年县长徐玉书起用反动军官张廷基当了乡长后，严重威胁了武工队的活动。澄武锡工委曾通过渠道尽力争取无效，乃决定镇压。
后梅乡首任乡长须林根是教育界的老朋友，上任之后，主动与武工队刘伯铨建立了秘密联系。但到1947年汪玉麟、陈玉中、杨小青等掌权后，疯狂搜捕武工队，事事处处与地下党、武工队为敌，构成对武工队的严重威胁。
以上情况表明在江阴县境控制基层政权的斗争是十分复杂、尖锐、激烈的。控制基层政权最激烈的要数武进县龙窟、塘桥两乡镇。这场斗争惊心动魄，地下党牺牲3位同志；许多无辜群众被关押、迫害，直到解放前夕，才逐渐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