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项是合二而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的极至。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应当商讨。
此时，内外交困的******在桂系咄咄逼宫面前，早于1月21日发表声明，决定引退幕后。桂系如愿以偿，李宗仁于24日宣誓就任代总统。程潜的复电，既隐含了“取消战犯条款”的前提条件，又将主张和平谈判的意愿明白无误地表露于通篇的字里行间。这对于以“主和”而逼宫并继任代总统的李宗仁和桂系来说，不失为一份“登基”的贺礼，亦可视为一封重要的“劝进书”，自然感到满意。而对于湖南各界要求和平的进步人士来说，这份复电则是程潜和平抉择的首次公开表态，弥足珍贵，因而受到广泛的好评。程星龄兴冲冲地来到省主席办公室，报告说：“颂公，包括南京在内，各方面对我们的复电反映良好，看来和平是有希望的。”
不料程潜听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感染，反而叹了一口气，苦笑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要知道，我也是****方而要惩办的战犯之一啊！”
犹如一盆冷水倒了下来，程星龄的兴奋劲突然凝固了，愣愣地看着程潜，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好。
三、地下党商请程潜长于回湘说父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果然拉起了“和平”大旗，于1月27日致电****中央主席******，表示南京政府愿以****所提“八项”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但他又与白崇禧、何应饮、黄绍竑等人内定了“对等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或划江而治；
（三）****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项原则”，与******的那套假和平把戏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桂系的“南北朝”之心路人皆知，更何况长期跟桂系打交道的国民党元老程潜！程潜想：******何等英明，他最近的育论足以证明：无论是******，还是李宗仁，耍什么花招，都不可能蒙骗他的眼睛。桂泉的假和平也拖不了多久，战争很快又要打起来，而湖南又首当其冲。战争的乌云和战犯的阴影在程潜的心里来回窜悠，使他更加烦躁不安。
程潜的态度变化引起了程星龄的不安，他马上向余志宏作了报告。****湖南省工委对此十分重视，周礼书记专门召开省工委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由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向程星龄郑重许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要程潜坚决站列人民方面来，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余又嘱托程星龄相机多做程浴的工作。
然而，当程星龄将这些话转告程潜时，程潜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仍是半信半疑。反映在行动上，程潜又在一些场合唱起了反共老调，在一次答记者问时竟说什么****一贯媚外，否定传统，让其通过和谈达成执政之目的，则中华五千年历史不保，和谈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与此同时，黄杰、刘嘉树等人又在程潜面前鼓动恢复征兵扩军，程不置可否，等于默许。
程星龄感到着急，一面赶紧把情况报告余志宏，一面请方叔章再去向程潜解释解释。
方叔章来到程公馆，开口便说，“颂公一向心胸开阔，积极乐观，为何今日愁容不展？莫非遇到了什么重大的难题？”
“唉！其实不说你也知道，我现在可是在走钢丝啊。******给得罪了，李、白对我不信任。湖南的民众认为我****得不够而埋怨，共产党又把我列为战犯，我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一一里外不是人啊！我的苦衷谁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程潜一古脑倒出自己的苦水，迷惘地看着方叔章。
方叔章连连点头，表示理解，稍顷才说：“确实没有万全之策啊！但依我看，还是和平之路相对来说风险最小而价值最大，和平选择还是不应动摇，我们应该相信共产党。”
“战犯的帽子可不是好玩的，那可是****最高层明明白白向中外宣布的呀。”
“傅作义不是也被列为战犯，不是照样起义受到礼遇么？颂公，我看还是不要多虑吧。”
“宣传终归是宣传，事实我们也搞不清。”
显然，程潜还是疑虑未消。方叔章自知一时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说服程潜，便不再说什么，回头向余志宏汇报去了。
余志宏请程星龄和方叔章一起商量对策，思量着再让谁去做程潜的工作，才能使他解除顾虑。方叔章突然一拍脑袋说：“有了！程博洪一贯倾向****，不如把他找回来开导开导父亲。”余志宏和程星龄都说是个好主意，主张立即实施。
方叔章又来找程潜，说其长子博洪长期在沪，见多识广，又与****关系密切，非常时刻何不将他召回，听听他的见解。程潜一听有理，即请方拟电报，要博洪“即日起程问长（沙）”。
程博洪是程潜非常赏识的长子。他思想进步，曾在上海主编《时与文》杂志，发表了不少反映客观事实的报道和仗义执言的文章，很受进步人士的欢迎。自然引起了******的憎恨。1948年6月初，肖作霖到南京办事时，去找过******的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俞对肖说：“《时与文》替共产党张目，必须查封，当然最好是程博洪自动停刊。”并希望肖去上海劝说程博洪。肖到上海，刚进寓所的门，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就来了。显然是俞济时通知了他。他一见面就说：“上面明示，查封《时与文》的事，今天晚上就要执行。看你能不能劝说程博洪自动停刊，晚上我等你的电话。”肖作霖马上去思南路找程博洪，原来博洪也知道了这事，正在等待查封，可就是不肯自动停刊。后来，肖反复陈明利害，说：“这可不光是你个人的事，它关系到你父亲同******的关系，你可要三思而行啊！”博洪思之良久，才出现活动的余地，说想好了再答复肖，肖回寓所后，宣铁吾不断地来电话催问，博洪却迟迟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直到深夜，他才答皮自动停刊。过了两天，******亲自召见肖作霖，还特意说到：“程颂云先生有个儿子，曾经想到美国去，却用那笔钱办了个什么刊物替共产竟作宣传，明明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恐怕颂云先生还不知道。听说最近他把那个刊物自动停刊子，这就很好。你也认识他吗？我想要他到我这里来当秘书，你回去对颂云先生淡一下。”但刊物停办后，程博洪并没有到南京给******当秘书，而是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在讲坛上继续宣传进步思想。
春节前夕，程博洪收到电报后，文即动身赶回了长沙。父子相聚，开门见山，情理相融，分外信任。
“博洪啊！你这些年在外闯荡，孤身奋斗，听说你交了不少的朋友，包括一些共方人士，是吗？”儿子刚回到家里，冼漱后才喝了几口茶水，程潜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开了。
博洪认真地回答道，“是的，父亲。其中还有****上海地下党的重要人物。”
“那么，依你的切身感受，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党真的不可抗拒，能够打过长江夺取全中国？”
“父亲，说实话，儿子这些年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不但思想先进，站得高，看得远，充满朝气，而且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与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进步青年之所以纷纷聚集在她的旗帜之下，是因为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看到了青年的未来。所以，这场战争，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其实还在打之前就已经决了。长江绝不是阻挡共产党的天堑，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父亲还是早做打算的好。”
“那么，像我这样与共产党拼过生死的国民党高官，要是和平起义，共产党能给予谅解吗？地下党的话值得信赖吗？”
“父亲不必多虑．我所接触的共产党人，个个都是光明磊磊，极讲信用的，他们不会干对不起朋友的事情。您有过反共的历史，不是也有过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历史吗？我看共产党会从有利国家和民族的大局着眼向前看，而不会在双方合作以后再算历史旧账的。”
“但是，他们却把我列入了战犯名单，我总感到不安哪！”
“这个——共产党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我们只能分析推测。大概****高层并不知道您要起义，即使知道您的起义决心，也在没有变为现实之前，只能把您列入战犯名单．如果您真的起义了，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壕，当然就是战友，而不是战犯了。而且，我甚至感到：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战犯’这顶帽子并不是‘紧箍咒’，而是一顶‘安全帽’，至少可以减少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您的猜疑。”
“那倒也是。”
“前几天，从北平来上海的朋友带回一个可靠消息，说傅作义起义后一直受到优待，将来建立新国家，****还要在中央政府给他安排相应的位置。”
“噢？”程潜的眼睛里放出了光芒。
……
经过父子俩的倾心交谈，程潜心头的疑云已随风散去。但这时，他又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旦国共谈判完全破裂，湖南如何才能独树一帜，谋求一省的局部和平。1948年的农历除夕之夜，程潜急将程星龄召来，明确告诉他；自己决心已定，和平起义必须加紧筹划。同时表示，不知那些手执兵权的人会不会跟自己一起行动，自己没有把握。
四、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受程潜之托秘访武汉
程潜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起义的军事保障问题，也是个起义的地位作用问题，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和深层次矛盾。程星龄听后点头称是，并说：“我和地下党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也都觉得黄杰、刘嘉树反共立场难改，不但不能依靠，而且更要多加防范；李默庵虽然表示拥护和平，但缺乏魄力，每每谈及投向****，他便显得惶惶不安，看来也难以担当大任。地下党认为，最好能找一个既能跟随颂公起义、又有实力有魄力的人来接替他们掌管兵权。这几天，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但考虑还不成熟……”
“是谁呀？你说说看。”没等程星龄把话说完，程潜便急迫地问道。
程星龄一边思考，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陈明仁。记得有一次我跟张严佛闲聊，他说去年夏天，陈明仁邀他和陈粹劳、吴相和、温汰沫、汤如炎等人同游明孝陵，漫谈国内形势，大有走投无路之感、另谋出路之意。我想，您和子良既是同乡，又有师生之谊，也许他正是您所需要的人。”
“子良（陈明仁的字）是和我交谊不浅，可是他现在已经受到了白崇禧的重用，肯来吗？”
“您想啊，子良和白崇禧素无渊源，他们不过是在互相利用罢了，白想利用子良的军事才华抵挡解放军的进攻，而子良则是为了寻找梯子东山再起。现在，子良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形势的发展也必然对他产生影响，我想如果您老让他回来，他一定很乐意。”
“唔，你讲得有些道理，不妨试探一下。但子良隶属于华中长官公署，白崇禧未必同意调，而且由我们请调，必然引起******和白祟椿的怀疑，必须有一个我们和白崇禧都信得过的人从中斡旋才行。”说着，用右手五指并用往后梳理着已经花白的头发，思考起来。
“请为章出面，站在桂系的立场上向白建议，您看如何？”
“好，和我想到一块了，你即可联络。”
刘斐，字为章，1898年出生，也是醴陵籍将领，他1920年参加桂系部队，后入南宁讲武堂，1922年又入广东西江讲武堂，毕业后任广西讨贼军参谋及第三路指挥部参谋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1927年东渡日本，进入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及陆军大学学习。1934年回国后出任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及第4集团军高参。因长期在桂系部队做官，与桂系关系极深，被李、白视为儒将，引为知己，故不少人将其视为桂系人物。尤其是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桂系部队）高参的刘斐与******委派的代表、任参谋总长的程潜密切协同，和平处理“两广事变”。维护了桂系的利益，也加深了程、刘相互之间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斐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筹划工作。后相继担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军令部代次长，次长。刘斐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且为人精明，颇具政治头脑。他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越来越看不惯，认为国民党丧失民心，在走下坡路，而共产党则正在走上坡路，充满希望。所以，抗战一结束，他就提出辞职，意在静观时局演变。但开始未获批准，又于1946年6月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48年秋，刘斐获准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以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为由回湘待变，居住在长沙，经常与程潜见面。几天前程刘两人叙淡，程潜有意想摸摸刘斐的底，说******那边不能得罪，李、白那边不好应付，夹在中间难做人，真想离开不干算了。刘斐认真地说：“现在和平空气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主和，蒋已下野，你这时也应该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息灭内战才好。只要同李、白的关系搞好了，湖南内部就有办法稳定。至于与李、白的关系，我町以为你疏通，以便彼此合作。”
程星龄马上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余志宏，余觉得可行，要程星龄抓紧落实。程星龄随即赶到织机街耕耘圃，会见了刘斐，把程潜拟调陈明仁来长沙的设想详细说了一遍，刘斐完全同意，程星龄又邀刘斐连夜到省府与程潜面谈。刚过完春节，刘斐即动身前往汉口。
白崇禧见刘斐来到武汉，自然十分高兴，赶紧出门迎接，让进内室。他们从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谈到桂系的“家事”，几乎无所不谈。白甚至把他派人找李济深和派人与****联络的事也都说了出来。白说，现在不能打了，只有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但不知共产党意愿如何，只能谈谈再说了。无论是战是和，对广西来说，湖南的地位都十分重要。他接着问道：“湖南的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采搞和平运动？”并提出要刘斐到湖南去当省主席。
刘斐静观其变的思想已定，不想再卷入漩涡，便推脱说：“抗战末期，我就对******、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连请辞职，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利用程颂公为好。”
“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长沙曾同他谈过没有？他能和我们一起来搞反蒋和平运动吗？”白崇禧迫切地问道。
“程是不满意蒋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我鼓过他的勇气，要他问你们一道来搞反蒋和平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比别人好搞得多。但他本身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自己的实力基础。他身边的那些黄埔生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反蒋，郡就很难说了。因此，你真要他和你一起搞和平运动，就得给他一点本钱才行。”
“那——我调一个师到湖南去归他指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