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湖南的局势云遮雾罩,变幻莫测。许多人为了安全起见,陆续离开长沙躲避风险。唐生智回到了东安,李默庵请假去了香港,肖作霖被迫辞职去了邵阳,邓介松辞职回到湘乡青树坪。仇鳌虽未离开长沙,但已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于5月6日撤到了长沙。在4月底强迫程潜以陈明仁代替肖作霖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之后,继续采取“清君侧”行动,向程潜推荐其亲信田良骥为民政厅长,苏本善为财政厅长(未到职)。随后,白又让程将绥署的2个军也交给陈明仁指挥,旨在彻底剥夺程的军事后盾。白还在一些场合指桑骂槐,指责程潜。这一切,使程潜强烈地感觉到,白崇禧正一步步向他逼来,自己已有生命之虞,其内心恐惧与日俱增。于是,他又想采取金蝉脱壳之计一走了之。但这次他比较冷静,先把唐星和程星龄找到家里来,以征询的口气交待说:“我在这里,感觉实在难熬,我还是到香港去看看再说吧,这里由你们和子良先应付一下。”
唐星和程星龄都感到诧异,相互对视了一下,都在想着如何劝说程潜。唐星问道:“您老到香港又打算怎样呢?”
程潜无奈地说:“现在还能有什么打算呢?不过我在那里有一幢房子,有个栖身之处,可以安安心心、马马虎虎过日子罢了。但总比在这里安全。”
唐星说:“您老真要走,我们拦不住您。不过您说去香港比在长沙安全,那可未必。您想,您到了香港之后,如果又有人劝您到台湾去,您去还是不去?您老在湖南这几个月的态度,台湾方面早已洞悉无遗。老蒋对浙江老乡陈公侠(即浙江省主席陈仪,1949年1月******“下野”后,因2月策动汤恩伯反蒋事泄密被革职逮捕,后于1950年6月被蒋以“通敌叛国罪”而处死——作者注)尚且不容,还能容您老吗?如果您不去台湾,而住在香港,那就更麻烦了。因为******的特务在香港厉害得很,杨耿光都被他们刺杀了。您老比杨重要得多,他们会放过您吗?我看不可能。您老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呢?”
程潜愤怒地说:“如此说来,国土之大,就没有我程潜安全的立足之地了吗?”
程星龄说:“绝对安全的地方现在确实没有,但我认为留在湖南还是相对安全一点。为章兄和天闲兄都向白崇禧说过,湖南离不开您这块老牌子。他们的话,白是听得进去的。现在这时候如果对您动手,引起湖南大乱,岂不是加速桂系的灭亡吗?这个利害关系,白崇禧不会看不到。”
唐星接着说,“是啊,老白曾经跟我说过,李宗仁当年扣您是一个大错误。他既然知道这是个大教训,现在就决不会轻举妄动。您老和他见面时,无论他说什么,不必租他争论。有什么难题,我来和他周旋好了。您老不必担心。”
程潜接受了两人的意见,决然地说:“你们讲得有些道理。以后我不再提后退之事,决定在湖南跟老白周旋到底。”
程星龄高兴地说:“颂公能这样,真是湖南3000千人民的福气,天闲兄和我也就有文章可作了。不过,我们还得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因此,我建议颂公暂时把家眷送往香港住一段时间。一旦需要撤离省府甚至撤离长沙,以便减少拖累;同时,这更是为了减少白崇禧的疑虑。颂公至今仍把家眷留在长沙,在他看来,岂不是坐等长沙和平解放吗?”
程潜接受了这个意见。夜已经很深了,雨还在下个不停。程潜觉得心里闷得慌,推开窗户,果有阵阵凉风吹来,他随即咳起嗽来。夫人郭翼青闻声马上推门进来,帮程潜关好窗户,并为他轻轻地捶背,怜惜地说;“颂公,您又熬得这样晚,会影响健康的。我已经做好了银耳莲子汤,这就去给您端来。”说着就要迈步,被程一把拉住,揽在怀里。望着年轻美貌而又贤惠善良的妻子,程潜的目光中充满着感激和深情的爱意,心中不禁一阵酸楚:自己舍不得离开她,她也一定舍不得离开自己,如何才能开口呢?所以,程潜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一切细小的变化,被聪明的郭翼青觉察到了,她柔声地说:“颂公,您有话就讲出来嘛,免得憋在心里难受。”
望着她那一脸纯情,程潜实在不忍心说,但又不能不说,于是咬咬牙说了出来:“翼青,现在湖南情况复杂,白崇禧步步进逼,我只得将你先送到香港去暂避一下。一来那里比较安全,可以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二来可以借此消除白崇禧对我的猜忌。”
郭翼青一听,眼圈就红了,撅起了樱桃小嘴:“我不去,我要跟您在一起。”
程潜强抑离愁别绪,态度坚决地说:“这事我已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决定,你就准备去吧。”
望着丈夫坚毅的表情,郭翼青知道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一边掉眼泪,一边说:“您一个人在长沙,没有人照顾,叫我怎么放心!”
程潜掏出手绢替夫人擦拭了泪水,安慰道:“你就放心去吧,我身边还有博乾(即程元——作者注)照料,你别忘了,他还是警卫团长哩!”
郭翼青“嗯”了一声,便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房间。5月10日,郭翼青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媳,在杨继荣的护送(实为监视)下,乘飞机抵达香港。果然,这一消息立即传播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民党当局。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军统顽固分子杨继荣,也因自己是******的人而害怕白崇禧迫害,在完成程护送潜家属赴港的任务后竟一去不返,留港观望。
由于程潜的这一举动,白崇禧也较为放松了对程潜的监控和进逼,他原来在刘斐不愿回湘的情况下,曾拟议由陈明仁接替程潜当省主席,现在也不催办了。
六、程潜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没想到来的是一个戴
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心中好生不快……
程潜知道,与白崇禧的关系有所缓和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表面的,白崇禧决不会放弃对和平运动的破坏,而且随时可能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因此,他对和平起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有增无减。他感到,前一段通过程星龄与地下党间接联络打下了一些基础,现在是自己亲自出面与地下党负责人接洽的时候了。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接触****的高层领导,掌握****的真实态度,做到心中有数,减少失误和曲折;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工作环节,增加相互信任,提高办事效率,加快起义步伐。基于这种考虑,他告诉程星龄,他想与地下党负责人直接面谈一次。程星龄完全赞成,马上把这一意见转告了余志宏。
余志宏将这一情况及时报告了省工委周礼书记。周礼思考了一会儿说:“目前我与程潜见面时机还不成熟,你可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代表与他见面。主要是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掌握他的真实想法,要求他向党正式表个态。”余志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几天后,余志宏在程星龄的陪同下,来到省主席办公室。这天,久雨初晴,空气清新,程潜的心情也特别好,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吩咐准备了上好的龙井茶,以待贵宾。并让秘书吩咐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主席办公室。
“颂公,客人来了。这就是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先生。”程星龄作了介绍。
正在批阅文件的程潜马上站起身来,“欢迎,欢——迎。”第一个“欢迎”的热情,到第二个“欢迎”顿时化成了冰水。他仔细一看,来人不过三十来岁,长得秀气、斯文,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他的热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好生不快,于是淡淡地说:“你呀,我看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他以为地下党负责人不肯亲自出面,是怕他设了圈套。因而,他郑重地声明:“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地下党人的。”场面颇为尴尬。这种局面,余志宏也感到很突然,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微笑着说,“颂公的想法我理解,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我们希望与颂公今后加强联系,共同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
程星龄马上来打圆场:“是啊,今天你们直接见上面,今后更便于加强联络。”谈话便到此结束。
余志宏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礼,周仍然坚持由余去谈话。并说:“你去和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尽可以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告,不会泄密,不会无着落。”
经程星龄联系约定,程潜和余志宏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一次,余志宏有备而来,一进门见程潜面带几分不悦,便首先说明缘由:“颂公光明磊落,世人皆知,我们完全放心。但******、白崇禧在长沙的特务多得很,颂公又不能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而转嫁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考虑到这一点,地下党负责人才决定派我作他的代表,来与颂公面谈,一切由我负责转达。希望颂公能够理解。”
这几句开场白,讲得入情入理,切中要害。程潜虽然还没有说什么,但他原来紧绷着的脸已经逐渐舒展开来,并亲自给余志宏移动了一下茶杯,礼貌地说了声:“余先生,请用茶。”表明他已开始接受余志宏。
余志宏随即微笑着说:“我也是醴陵人,还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知道颂公是叱咤风云的反袁英雄,担当重任的湖南军政要人,那时您才不到30岁呵!我今年已经32岁了,事业上不敢跟颂公比,但是完虞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很有信心。我这次来,是受党的委托照话传话,颂公尽管放心好了。”
余志宏这一席话,谈锋初露,程潜听得很入耳,对眼前这个小老乡开始刮目相看,同时也为自己前面的轻慢举动而惭愧。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余先生少年有成,才华出众,老朽已有所感。你是地下党的代表,我很愿意听取你的意见。”
会谈已进入亲切、友好的气氛之中。余志宏不失时机地将话头引入正题,针对程的疑虑,有针对性地宣传形势和政策:“全国的革命形势比预料的要快得多,解放大军很快就会进入湖南,白崇禧的那点子兵经不了几下打,估计很快就会逃离湖南窜回广西,需要与他周旋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颂公不必为此过虑。至于我们党的政策,那是始终一贯的,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还要论功行赏。颂公反清、反袁,北伐、抗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有目共睹,加之人望甚高,起义后自然会受到礼遇,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程潜听得聚精会神,开始两眼放光。他高兴地说:“余先生所言极是,我早已下定起义决心,决不会动摇,请贵党放心。但不知贵方目前对我有何要求?”
余志宏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的决心表示赞赏外,还委托我向您老提出这样几件事: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第六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当即表示:“关于特务捕人杀人的事,贵方也知道我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一条,容我考虑后再说;其他各条均可照办。”
余志宏又诚恳地对程潜说:“颂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一定负责转达,必要时直至党中央、毛主席。”
程潜想了想,提出4条:“第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第二,反对******,但不背叛国民党;第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一定设法控制;第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他又说:“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住,就满足了。”
余志宏一一应允负责转达后,就告辞了。这次程、余面谈获得成功,对于坚定程潜的起义决心和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从此以后,程潜和余志宏的心理距离迅速缩小,两人成了望年交。
七、程潜向****签交《备忘录》,地下党员将其藏于特制的双层皮箩夹层之中送往汉口
1949年5月1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在武汉以东的团风至武穴1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武汉解放在即。得此消息,白崇禧急忙从广州坐飞机赶回武昌,打电话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张轸马上到他的司令部——武昌红楼开会。张轸赶到后,白即让张轸当场在他办公室打电话给19兵团师以上干部赶来开会,企图借机将张轸和他的亲信们一网打尽。张珍巧言脱身,赶回兵团部,率部25000余人在贺胜桥、金口宣布起义,并对白崇禧部展开防御战。这使得白崇禧火冒万丈,同时更加强了对程潜的戒备。
5月16日,白崇禧仓皇撤出武汉,来到长沙。下车伊始,他就开始加紧实施他的“釜底抽薪”之计:先去程潜左右,再迫程潜就范。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散“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他把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找来说:“由唐孟潇领导的‘自救会’本来是件好事,但很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所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随后即发布了解散令。第二件事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程的亲信部队——第314师番号撤销,随后又乘该师奉调整编之机,派桂系优势兵力将其击溃。第三件事,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成立了不少反共军事机构,如在芷江设立了以刘嘉树为司令官的“湘西绥靖公署司令部”,在湘鄂赣边境地区成立了以霍揆章为司令官的“湘鄂赣边境地区绥靖总司令部”。与此同时,白崇禧指示已经兼任长沙警备司令的陈明仁派出大批特务大打出手,学生运动骨干高继青、共产党员李克欧、“民促社”成员廖湘等相继倒在他们的屠刀之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湘江两岸。
白崇禧还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影射程潜。在一次省府扩大会上,白崇禧言有所指地说:“近来,无论党政军务方面各阶层都有少数负责人同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精神上已经走向了投降的道路。”对此,程潜迫于环境,只得忍气吞声,郁郁不乐,靠抄读早年诗作苦挨时日。
在这种情况下,省工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充分利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进一步争取程、陈起义,团结群众,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为此,省工委决定马上动员程、陈写个正式表明政治立场的《备忘录》。
余志宏向程星龄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程潜得悉后,十分重视,立即嘱托程星龄起草。写好后,程潜审改并亲笔签名后,由程星龄亲自送交李君九、温汰沫转交陈明仁,但陈说怕泄密而未予签名。于是,这份只有程潜单独签名的《备忘录》,由余志宏送给欧阳方,再由欧阳方转送到周礼手中。周礼打开信封一看,只见稿笺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