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发掘并公诸于世引发各方质疑，考古队长潘伟斌通过媒体驳斥质疑者，声称质疑者皆是外行，不懂考古。我不知道所有质疑者是否全都外行，但作为质疑者之一，我首先承认自己不懂考古，除了在电视或书本上偶尔能看到考古发掘的情景外，对于别的，我一概不知。但是，考古发掘无非就是发掘，说白了就是比较科学地挖掘文物，能让文物更好的保持出土时的原样。如果让外行人去挖，一铲子下去，本来是文物的东西也许瞬瞚间就成了废物，而内行人则不同，即便是挖一颗死人的牙齿，其“常所用”的工具比我们吃西餐所用的工具还要多，什么铲子钩子杆子耙子刷子全用上了，也许这就是外行人与内行人的最大区别。
除了和盗墓贼使用同样的工具之外，考古学家和我们外行人一样，都得借助书本知识，文明发掘。外行人也许只能从书本里发现，而不能挖掘，而考古学家从书本里发现了，然后去挖掘。戏言至此，言归正传。我非内行，更非享有话语独霸权的考古学家，作为外行，虽然没有发言的权利，但是有质疑的权利。直到最新的关于“曹操墓”的新闻发布后，我依然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权威考古学家至今还有很多重要的证据目前只停留在纸上，并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足以证明墓穴躺着的人就是曹操的文物出土。首先，潘队一直强调，曹操墓的“位置和文献记载完全吻合”，但是吻合就能证明那就是曹操墓吗？文献记载本身就有它的缺陷。首先，对于文献，谁也不能够完全肯定所载都是真实的，我怀疑的是，如果要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或者说将文献记载作为考古的权威依据，那么依据文献所记载的曹操，他不可能把他的葬身之所通过所谓“遗令”公布于众，即便他有公开说过，说个大致也足以见其“慷慨”，但绝不至于将墓址都说的那么清晰。故，文献所记载“曹操墓”位置的数据，详细得令人生疑。潘队关于墓址的另一个依据也很外行，那就是鲁潜墓志中所记载的数据，墓志上说鲁潜墓距离曹操墓东南西北多少步，这更令人生疑，鲁潜墓志上话曹操，这到底是何用意？不过，那也仅仅是发掘出的一块墓志，而这块墓志的真假更有问题，是古人的赝品也未可知，因为“鲁潜墓”至今还下落不明。
对于“曹操高陵”为何会选址于此，潘伟斌依据曹丕的《为武帝哀策》中的记载：“卜葬既从，大隧既通”，也就是说，曹操在葬之前曾对墓址进行过占卜。如此说来，曹操非常重视占卜，故而也非常重视墓地之风水。既然重视占卜和风水学，殷谦认为，他的墓里就应该有鼎，而至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个鼎。汉代王侯的随葬品，鼎是镇扼风水的必须用品。三国时期，鼎在王侯心目中更是权威和神器的象征。《鼎录》中就有记载蜀相诸葛亮铸鼎的事迹：“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沈水中。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候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如果说曹操为墓址占卜过，那就是因为风水，如果因为风水，鼎是必不可少的“镇冢”之宝。那么鼎哪去了？希望潘队们不要说，此墓被盗掘过数次，鼎早被盗贼窃走矣。
也许被“盗”的东西还有很多，《三国志》记载：“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给曹操的金玺、赤绂、远游冠等东西去哪里了？这些也是名副其实的“常所用”物品，为何没有发掘出来？按照潘队的解释，这些金银之类的东西是不能随葬的，因为有它就违背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我想，再提倡薄葬，也不至于苛刻到连自己的官服和官帽都拒之墓外吧？《三国志》记载曹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官服、官帽、小鞶囊等物品应该都是曹操的“常所用”之物了，如何不见？既然不能随葬金玉珍宝，那么除此而外的东西呢？《三国志》记载曹操：“自作兵书十万馀言……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安阳“曹操墓”未见一书片纸。记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诗天下闻名，可是此次发掘也未发现有他诗作的一片牋，曹操喜欢音乐歌舞，可是也未出土一件乐器。书、牋、令、记，这些皆为那个时期最“常所用”的东西了，竟然毫无踪迹。考古队唯一的“铁证”就是那些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碑，但是缺少一件至关重要的碑，那就是墓志铭。三国时期，人们对“铭”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就连蜀军烧饭的大锅底都有“诸葛行军”此类铭文。尤其是铭志，在三国时期已达到鼎盛，宅铭、碑铭、墓志铭等，几乎处处皆有“铭”，但凡有点身份的人都有墓志铭。要说曹操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的墓不立墓碑可以理解，但是不可能墓里没有墓志铭，这实在说不过去，也难以置信。
潘伟斌说，不存在“七十二疑冢”，曹操的葬礼是公开的。这一点太武断，所谓“七十二疑冢”在文献中也有记载，既然考古也要依据文献，那么为何关于“七十二疑冢”之说的文献就不能成为依据？是真是假暂且不论，就文献记载的曹操生性多疑来说，他不可能没有疑冢，而此次安阳“曹操墓”，很可能就是疑冢。曹操之多疑，《三国志》志中多有记载：“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被杀的这个人，好像还是曹操的亲友。据《三国志》记载，曹操连自己身边亲近的人也不放心：“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除此之外，对于曹操的酷虐变诈，文献也有记载，因军中廪谷不足，曹操私下里问主者怎么办，主者说：“可以小斛以足之。”曹操就答应了，没想到军中生变，都言曹操欺众，曹操就对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于是就把主者牵出斩之，并“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操更容不下比自己聪明能干的人，据《三国志》记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馀。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如此一个奸诈、虚伪、多疑之人，临死前会突然变得磊落光明、明公正道？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如此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如此聪明绝顶的一个人，一个盗墓大王，岂能不考虑和不防自己的墓被人盗掘？
说曹操的葬礼是公开的也有可能，那就要看对哪些人公开了，而且知道他葬身之所的人，是不是跟着陪葬了也有待考证。潘队说，曹操身边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女侍卫，一个侍女。到底是不是当然只是他的推测，想不明白的是，既然葬礼是公开的，而且都告诉世人自己的所葬位置，那么为什么还要一个女侍卫陪葬？他在担心和害怕什么吗？如果不是女侍卫，那么，这两个女人既不是皇后也不是王妃，那么曹操身边的这两个女人是谁？《三国志》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乐人和歌伎）在侧，常以日达夕。”莫非这两个女人正是好音乐歌舞的倡优？曹操没这么低级吧？真令人怀疑此人就是曹操。
薄葬之说，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那是曹操和曹丕的“一叶障目、隐介藏形”之计。一边通过《遗令》、《为武帝哀策》、《诔文》等大声说要薄葬，不放金银珠宝，说的人人都知道，一边又偷偷地设疑冢，然后厚葬。诸葛亮在其《为后帝伐魏书》中说曹操：“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心中没有君主，无非自己想当君主，实际上曹操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君主。如此残剥他人之人，能不厚葬自己？即便他想薄葬自己，那么“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的曹丕会薄葬他的父王吗？《三国志》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这句话足以说明，他们很清楚盗墓者的猖獗，故而对外宣传薄葬思想，以绝盗墓者盗掘之念。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曹操每攻城拔邑，少不了掠夺“美丽之物”，这样一个贪婪之人，怎么会如此寒酸的将自己埋葬？至于说他将所得之物都奖给了有功之臣，或与群下共享之，那只是后人对他的誉美之辞罢了。
考古是一门学术，学术应当严谨，如此捷急、草率地下此结论，无论是考古方面追“发现之最”也好，河南方面夺旅游名胜也好，都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但愿考古队不是因为骑“虎”难下而打算就这样将错就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