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得到考古确认，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其实发掘的这个墓并不一定就是曹操的墓，理由很简单，曹操一生狼顾狐疑，这在中国所有关于曹操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就算民间传说中的“七十二遗冢”是子虚乌有，就曹操此人多疑，加之掘人坟墓，作为征战一生的他又树敌过多，“奸哉瞒也！”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让别人挖出他的坟。
我对曹操葬于漳河河底深信不疑，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包括野史、传说更是不胜枚举。最早看蒲松龄的《曹操冢》，就认为他写的“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说的就是漳河。其中“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之句更是说明了曹操的多疑和奸诈，作为一代枭雄、名为魏王实为帝王的曹操，墓中设有机关才符合事实。说曹操“薄葬”更是无稽之谈，这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来说，好像不是一个人。蒲松龄笔下的都是传说，但传说不一定都是不存在的，有传才有说，如果传说都是假的，那么真的东西就太少了。曹操厚葬与漳河底，遭后人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被取之，这一点有一天总会水落石出。而安阳今天所发现的“曹操冢”是假的，这是曹操妙葬自己的障眼法，也是“安身计”之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正说明了曹操善用计谋的本领。
考古者推出六大证据为曹操“验明正身”，其实这六大证据都站不住脚，墓是真墓，但里面的曹操是假的。这种“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汉魏墓葬不止这一个，不一定说的就是曹操墓。考古者的六大证据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盗墓分子的手中追回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这也不能说就是曹操的墓，毕竟是从外面获得的，而不是从里面直接发现的，说不定考古者也有打眼的时候，马未都先生就对此直言，怀疑其是赝品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看到那么多的石碑，上面都赫然刻着什么“魏武王常用”之类的字，太扎眼了，觉得不像是墓葬，倒像是曹操的博物馆。其余的五大证据皆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其实文献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曹操不会愚蠢到“慕虚名而处实祸”，“下令”将他的葬身之地载入史册，等着盗墓贼去挖掘。
如果《三国志》也能算为正史，那么其中就有记载曹操的“令”言：“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这就说明，第一，当时已经很重视墓志了，而安阳的曹操墓并没有发现任何墓志。第二，曹操生前欲求“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那么死后，更为合理的是将自己完全隐匿，这才符合曹操的性格。考古学者所说的证据，还有一条甚是可疑，说根据“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记载，印证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这个鲁潜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志里记载这么详细的关于曹操墓所在位置的数据？他是为了给自己在死后见曹操提供方便？还是怕在那个世界迷路而立的路标？由此可见，“鲁潜墓志”就是曹操为死后“安身计”的一个障眼法，换句话说，这也许不是真正的鲁潜墓，因为据说“鲁潜墓志”也不是在鲁潜的墓中发现的，而是距“鲁潜墓志”出土地以北八米远处。所以这很可能就是曹操的疑冢之一，就是为了给盗墓者指一条看似合理又永远也找不到他的路。
曹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个所谓的“令”更是可疑，不是说怀疑这是否是曹操的令，而是怀疑曹操下此令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关于透露墓地的位置，准确详细到令一个普通人都无法相信的程度，何况是魏王曹操，试想一下，多疑奸诈的曹操会做出如此蠢事？而事实上是，诸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魏墓很多，鲁潜墓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三国志》等史料都有可疑之处，就同一件事在《三国志》中有三种记载。关于曹操的死，民间传说：“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而在现在看来，等同于野史的《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考古学家所说的曹操“薄葬”是有根据的，曹操“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就是《曹瞒传》这本野史中的记载，据此而确定今所发掘的就是曹操墓，是不是有点不严肃？而官方的《魏书》并没有提到曹操“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掘之，根伤尽出血”的事情，倒是对曹操美誉一番：“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这么一个神人，怎么能不“因死设奇”而“变化如神”呢？怎么能让别人盗掘他的坟墓？《魏书》曰曹操“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而在曹操墓中却未发现一书一经，这难道不奇怪吗？《魏书》曰曹操“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而在曹操墓中却不见一道防盗器械，这难道不更奇怪吗？官方的《魏书》所说的曹操“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这都是此处无银三百的说法，就是明明告诉别人，魏王墓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几件破衣烂衫，你们不要盗。
如果考古就凭史料记载而给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这太荒唐了。纵观史书杂记，疑点重重，是真是假都很难定论，在这里我就不再举例赘述了。
有从事媒体工作的安阳好友对我说，河南方面出奇的重视，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敲锣打鼓，宴娱数日，尤其是组织发掘的考古专家更是欢忭鼓舞，评功摆好。我不觉得发掘祖坟是一件多么令人亢奋事，尽管是考古，也抹不去掘人祖坟的事实。对河南方面的欢腾，更是可恶，无非是与河北“争墓”之战得胜而已，又为自己夺得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地诸如此类“夺墓”之争不遑枚举，其目的“单纯”到申请国家拨款，名曰保护或拯救文化遗产。这本来是好事，无可非议，但令人愤怒的是，这种“单纯”太赤裸裸了，单纯到只问金钱，不问文化了。几年前，某地争到了“保护权”、“拯救权”，国家拨下来的钱也拿到手了，可这钱到哪里去了也说不清楚，该保护、拯救的“文化遗产”却还是一片狼扈。
考古为了什么？学者说是历史学的需要，那就是说，考古就是为了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历史真相用不着去挖祖坟，谘经诹史足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但是，又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掘人祖坟就是为了给历史真相提供有力佐证。如是说来，今人的尸骸在数千年或数百年之后，也会被后人发掘出来“考古”。考古的前身就是盗墓贼，死人财物的掠夺者，西方一些大盗为了名正言顺地盗掘，于是就披上了考古的外衣，一直到后来，太平盛世了，社会文明了，考古才逐渐体现出了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也有了考古的专业机构。而在这之前的所谓考古，就是疯狂的盗掘敛财，否则，曹操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权威的“考古家”了。
既然考古意义重大，就应该严肃对待，考古是为了解历史，为今人以史为鉴，也就是说其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教育。当今已进入娱乐化得消费主义时代，“考古”已经结束了传统的超功利的考古，考古、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和人文教育相关的一切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严重的挑战。在很多地方，政府专门邀请考古队前来“寻宝”，一旦发现“宝藏”，政府会酬劳考古队，这已经是不是秘密的秘密了。殷谦认为，当今时代的考古以及它背后的文化、教育日益沦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沦为一种赤裸裸的市场现象。据报道，某学校组织学生去一个历史博物馆参观，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99%的学生对博物馆陈列品的历史意义毫无兴趣，倒是对其中的金玉器皿兴趣盎然，说到“宝贝”时，个个目光炯炯。很多去博物馆或去古迹参观的人，花钱买门票，就是为了一睹“宝贝”的璀璨，而对其历史知识不屑一闻。考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带来了什么？从发掘历史到建设展览馆，最终变成了地方赚钱的旅游景点，这种唯利是图的“工具主义原则”，更大程度上造成一种颠倒的势利，导致了普遍的“庸俗化”和“庸人化”。
当考古由学术化逐渐倾向于市场化得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