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孙中山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他们和袁世凯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世凯几乎一律表示支持。这反倒使孙中山觉得十分奇怪。
关于铁路，孙中山说他打算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嗯，嗯，”袁世凯边应付边问道，“听说你计划借外债来建铁路，是吗？”
“是的，”孙中山用热情洋溢的语气说，“20万铁路之费，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那很公道，那很公道。”袁世凯摸着光光的脑袋说。
“总统是带兵出身的，”孙中山说，“自然应该明白，铁路与练兵，应以铁路为先。无路，有兵也用不上。”
“有道理，有道理。”袁世凯大笑。
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8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孙中山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如果这8项政治纲领真的能付诸实行，将是一次由南方人发起的大规模的“经济北伐”，由于强调开放门户和引进外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肯定比洋务运动，以及所有的军事北伐更为巨大和深远。换言之，也是孙中山的争。
孙中山让是迫于形势，争是出于志向。在争中有让，在让中有争，处理得非常恰当。
争与让如何把握度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银行家李文正处理得很好。他十分喜欢阅读中国古典书籍，并把一些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运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他在和其他企业家谈判经营时，把“和为贵”的思想应用到谈判和经营中来。他认为，“做生意，眼光要放远，争千秋而不计较于一时”。如果“双方为利争斗，生意就不可能长久”。所以他主张双方谈判，不一定要分出胜败，而应皆大欢喜。正是在这种“双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李文正与印尼民族、华人及外国金融银行家有广泛的公私交谊，合作良好，事业也获得迅速发展。在短短的5年内，使泛印银行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私营银行。
在同业活动中，竞争是自然法则。通过竞争，击败对手，独占市场，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但是竞争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双方势均力敌，争斗不已，不只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而双方达成一定妥协，发挥各自的优点，共同开发经营，这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就能双方利益共沾，皆大欢喜。李文正的“和为贵”思想和“双胜共赢”思想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经营思想。可见，争与让，适时而用，都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经商如此，为人处世也是如此。
九 从与违
舍己从人无违缘。
探讨从与违的话题，至少应涉及到这样三点：你该从什么？你该违什么？怎样让别人从你：
《荀子·子道》中有这样一句话，可回答第一个问题。“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意思是，应该根据原则行事，而不一定要根据君主的意志行事；做事应该合乎真理，不一定要按着文章的意思去办。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认真研究。所以，要从五方面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情况，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指民众与国君的意愿一致，这样民众可以在战争中为国君出生人死，不怕危险。“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的变化。“地”指地势的高低、路途远近、险阻平坦、广阔狭窄、是否利于攻守等。“将”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果断勇敢。“法”是指军队的编制、将吏的管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五方面，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但只有深刻了解、掌握这些情况才能够取胜，否则，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敌我优劣，来探求战争的胜负：哪一方国君政治贤明？哪一方将帅指挥高明？哪一方天时地利更好？哪一方法令能得到贯彻执行？哪一方军事实力强？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胜负了。
孙子提出的“五事”、“七计”，其实就是战争取胜的基本原则，所以，孙子又接着说：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运用它指挥作战一定胜利，就留用；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败，就弃之不用。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有利的态势，以辅助作战取胜，所谓“势”是根据有利条件而采取相应措施或行动。
在战争中，符合基本原则的计谋就应该从，不从则败。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出兵攻打韩国，韩国急忙向齐国求救。齐王早有讨伐魏国之心，立刻召集群臣商议救韩之计。
相国邹忌说：“劳师救韩，得不偿失；万一失败，更加不利。不如不救。”
大将田忌说：“如不救韩，韩国归降魏国，对我们齐国有百害而无一益，应该马上出兵相救！”
军师孙膑对邹、田的意见都不赞成。他说：“魏国攻韩，我们不能不救，但出兵过早，等于是我们代替韩国去跟魏打仗，实在是下策。我们应等到魏、韩两国都打得疲惫不堪时再出兵，这时定能大获全胜。”
齐王采纳了孙膑的策略，亲自召见韩国使者，与韩国使者畅谈齐、韩的友好，然后告诉使者，齐国决定派兵援助韩国。
韩国使者回国复命。韩王得到齐王的许诺，信心大增，命令三军拼死抵抗，给了魏军以极大打击。齐国看时机成熟，便命令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援韩国。
田忌采用了孙膑当年的“围魏救赵”之计，与孙膑一起统率大军，直取魏国都城大梁。魏王害怕了，连忙命令进攻韩国的魏军班师回国，随后又任命太子申为将军，任命庞涓为大将，率十万精兵与齐军决战。孙膑对田忌说：“魏兵悍勇，交战之时，我军可佯装败退，引敌冒进，然后因势利导，消灭魏军。”说罢，讲出一条妙计。田忌大喜。按照孙膑的计策，第一天撤军，田忌令兵士挖了供十万人做饭的军灶；第二天撤军，只挖了供五万人做饭的军灶；第三天撤军，军灶的数量减少到仅供二万人用。
魏军统帅庞涓见齐军军灶的数量急剧减少，不由喜形于色骄傲地对部下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才进入我境内三天，他们的兵士就跑了大半了。”他嫌步兵行动迟缓，就丢下他们，只带领轻车精骑，一路猛追，沿途又见齐军丢下一些辎重，庞涓认为齐军已经混乱，竟一直深入齐国境地。
庞涓率军迫到马陵（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天色已晚。这里地形险要，道路狭窄。庞涓突然发现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去树皮，写着字，一时又看不清楚，就让兵士点燃火把照看。庞涓还没看完上面的字，早已埋伏在那里的齐军万箭齐发，魏军顿时大乱。庞涓领兵舍命厮杀，想冲开一条血路，无奈齐军重重包围，地形十分险要，冲不出去。惨败之下，庞涓又差又愤，挥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俘虏太子申，十万魏军全军覆灭。从此，魏国一天天走向灭亡。
齐国既救了韩国，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一箭双雕。
“伐魏救韩’’是历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争，也是重视“五事”、“七计”取得胜利的例子之一。
孙膑在分析战争的“道、天、地”之后认为齐国必须救韩，权衡“七计”又做出不可出兵过早，以免损耗过大的决策，转而围攻魏都城大梁。战争中又审时度势，以精密周详的布局战胜了轻敌的庞涓。
是否听从严五事”、“七计”在战争中表现最为明显，这是以胜败、生死作为结果的。带兵的将者，须深谙“五事”、“七计”。
商场与战场虽然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凡是符合游戏规则，符合客观规律的计策、建议，你听从了，就会取得成功。
丰田喜一郎是日本一位著名的纺织机械制造商的儿子，按常理，他应该继承父业，摘纺织工业，但他却遵照父亲“一个人的一生只能干一行，我搞纺织，你就干汽车PE”的遗愿，选择了汽车制造业。
“干汽车”必须从零开始。喜一郎做的第一件事是，到世界各国去考察。1929年和1930年，喜一郎的足迹遍及西方各大城市，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两年的考察不仅扩大了喜一郎的眼界，使他清楚地看到日本的汽车制造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汽车制造工业的差距，更使他看到了汽车工业的巨大前景。他坚信一个光辉的“汽车时代”必将来临，从而坚定了开拓汽车制造工业道路的信心。
喜一郎从对西方各大汽车的考察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人才是企业成功的根本。考察结束，喜一郎就着手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并真诚地到有关专家、学者家中去拜访、求教，获益颇丰。
制造汽车离不开钢铁。喜一郎多次到日本东北大学的特殊钢国际权威本多光太郎教授家中拜访。在本多光太郎指导下，喜一郎建立了为他的汽车公司提供优质特殊钢的供应基地。成漱正男是国际著名的齿轮专家，在成漱正男的帮助下，喜一郎成功地研制出特种丰田齿轮。喜一郎的好友隈部一雄是位汽车专家，喜一郎采纳了隈部一雄的建议，博采福特、雪佛莱等名牌汽车之长，使丰田车形成了“节油、坚固、廉价”的鲜明特点。喜一郎的妹夫利三郎忠诚可信、长于社交，喜一郎就请利三郎出任公司经理，自己任副经理，专管工厂的生产及处理各种技术难题。
1938年11月，丰田汽车厂正式投产。
1948年，丰田牌小轿车实现了批量生产。
今日的丰田汽车年产车约300万辆，占世界汽车生产总数的十分之一。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日本的“丰田”车在奔驰。
丰田喜一郎成功了，他的成功源于他先是听从了父亲“我搞纺织，你就干汽车吧”的遗愿，后又听从了隈部一雄的“博采福特、雪佛莱等名牌汽车之长”的建议，加之他走出去考察，广罗人才等等，也都符合经商的法则，所以，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以上两则故事讲的是从而取胜。下面讲的是不从则留英名的故事。
苏武是历史上抗击匈奴战争中的杰出英雄。苏武奉汉武帝的命令，带着副手张胜等出使西域，哪知到了匈奴之后，被单于扣住了，不让他回去。在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卫律，投降了匈奴，被封为王。单于叫卫律来劝苏武投降。“苏君！我卫律以前背弃汉朝投奔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赐给我王号，使我拥有好几万人，马匹牲畜漫山遍野，富贵到如此的地步！苏君你如果今天投降，明天也会是这样。”而苏武严辞以对：“卫律，你做了汉朝的臣下，忘恩负义地背叛了朝廷，厚颜无耻地投降了敌人，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呢？我决不会投降，要杀要剐都由你！”苏武为了民族的气节，决不因为富贵而迷乱心志陷人其中。正因为他的不从，才使自己留名百世。
《说唐》里鼎鼎大名的尉迟恭是一名莽勇的将军，却不知在唐史里，他也是一位以“和而不流”著称于世的君子。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时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把唐太宗打了个落花流水。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还不解恨，又找来尉迟恭让他去唐俭家一次，听唐俭是否对自己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即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只是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唐太宗气极了，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也只好退下。唐太宗回去后，一来冷静下来自觉无理，二来也是为了挽回面子。于是大开宴会，召三晶官入席，自己则主宴，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加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尉迟恭得绸缎千匹之赐。”
尉迟恭也正是因为不从，才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并得到了皇帝的赏赐。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别人服从你呢？一次，鲁哀公也问过这一点。
鲁哀公问道：“怎样去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置于邪恶人之上，人民就会服从。如果把搞歪门邪道的人置于正直人之上，人民就不可能服从。”这里强调的是正要压抑，人民才会服从。
孟子说过这样一段话：用自己好的方面来使人服从，是不能使人服从的，用自己好的方面来帮助他人，然后才能使人服从。天下的人心不服从而成为统治者，是从来没有的，这里强调的是真心帮人才能使人心服从。
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到野外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宝贝吗？”齐威王答道：“没有。”魏惠王听后得意地说：“我的国家虽小，尚且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光照车前车后十二辆车，这样的珠子共有十颗，难道凭齐国如此大国，竟没有宝贝？”
齐威王别有意味地回答道：“我用以确定宝贝之标准与您不同。我有个大臣叫檀，派他守南城，楚国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都来朝拜我国。我有个大臣叫盼子，派他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东来黄河捕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对着徐州的北门祭祀求福，赵国人对着徐州的西门祭祀求福，迁移而求从属齐国的有七千多户。我有个大臣叫种首，派他警备盗贼，做到了道不拾遗。这四个大臣，他们的光辉将光照千里，岂止十二辆车呢？”
这段话既是对魏惠王有力的回答，使他羞愧难言，同时更是对自己臣下的极好赞扬。正是通过诸如此类巧妙得当的赞扬，齐威王在笼络人心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使一大批诸如田忌、孙膑、淳于髡等杰出人才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于是，齐国大治，出现了“坐朝廷之上，四国朝之”的局面。
齐威王视人才为宝，使人才心服口服，天下从之，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