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弃剑全己
“舍己为人”，“舍身成仁”，这些壮烈的义举与“明哲保身”，“以忍为上”的人生态度看似水火不相容，细思则并不矛盾，事关生死存亡，则必当舍我其谁，挺身而出。《吕氏春秋》中记有以下故事：
楚国有个叫次非的人，在干遂得到一把宝剑，回来的时候乘船渡长江，船到江心，有两条蛟龙从两边缠绕住他乘坐的船。次非对船夫说：“你曾看见过两条蛟龙缠绕住船，而蛟龙和船上的人都能活下来的吗？”船夫说：“没有见过。”次非捋起袖子，伸出胳膊，脱下衣服，拔出宝剑，说：“我这身体不过是腐肉朽骨罢了！丢弃宝剑来保全自己，我哪能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呢！”于是跳入江中去刺杀蛟龙，杀死蛟龙后又回到船上，船上的人都活了下来。
如果遇到大风大浪，仍蝇蝇苟且，浑浑沌沌，这则与禽兽无异了。装傻学教人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因为凡小事不糊涂者，则大事必然昏昏。我们鄙薄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见恶势力即退缩的苟且之徒，敬重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敬重那些计利当计天下利，不计自己一时一事私利的俊杰，这是装傻的大义和要旨。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贫民百姓如此，高官显贵也会有许多不称心的事。有个朋友常常长吁短叹，愁容满面，四十来岁的人老气横秋。别人看见他都觉得累，你想，人的一生确实不容易。小时需要父母艰辛哺育且不说，家长生小孩时为找好医院常要奔波，上幼儿园又要含辛茹苦地接送，进入小学后就开始了人生战场的征程，学钢琴、学英语、学画画，区重点、市重点、全国重点，工作后，要评职称，争房子，争提级，争长薪，争出国，争挣钱。你想，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幸运儿不会永远光顾在你一个人身上，于是，你就必会受挫折，面对困难，面对世事纷争，有的人怨天忧人，痛苦不堪，借酒浇愁，更有想不开的竟有了轻生的念头。这里推荐你读读《庄子》中记述的这个小故事，会使你获益匪浅。
戴晋人对梁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小动物，您听说过吗？”
梁惠王说：“听说过。”
戴晋人说：“在蜗牛的左角上有个部族国家叫触氏，在蜗牛的右角有个部族国家叫蛮氏，它们两国不时为了争夺地盘而开战，每次战争都要死伤百万，尸横遍野，追击者往往要半个多月才肯收兵。”
梁惠王说：“嘿，你这大概是不实之辞吧？”
戴晋人说：“我请求为您证实这些话。您以为天地之外整个宇宙有穷尽吗？”
梁惠王说：“没有穷尽。”
戴晋人说：“让你的想象力在无穷无尽的宇宙间遨游一番，然后再返回地上的诸侯国家，这些诸侯国和茫茫宇宙比起来是不是似有似无，非常渺小呢？”
梁惠王说：“是的。”
戴晋人又说：“在地上的这些诸侯国中有魏国，在魏国中有大梁城，在大梁城中有您梁惠王。大王您和蛮氏又有什么区别呢？”
梁惠王说：“是没有区别。”
戴晋人走后，梁惠王帐然若失。
人世间的一切光彩、显赫、得志、受宠、有为、有成；与丢脸、卑微、失意、失宠、无为、落魄，春风得意与心灰心懒，踌躇满志与百无聊赖，人上人与人下人，生与死，一切的一切，与无穷无尽的没有头也没有尾，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浩瀚的宇宙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真不值得人们为人生中的一得一失捶足顿胸。凡事想开点，看远点，糊涂一点，豁达一点，是可取的人生态度。
二、新月有圆夜，人心无满时
安徽无为军铁佛寺有一位禅师，僧人问：“什么是和尚的家风？”禅师答：“八尺寒树自为邻，三事秋云更谁识？”僧人说：“和尚的家风已经承蒙禅师指示，指引学人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禅师答：“新月有圆夜，人心无满时。”
知足常乐是应有的人生态度，有的人常有不平之心态，与人比较之后常夜不能寐，怨天忧人，牢骚满腹，反而活得更不自在。你羡慕他乘私家名贵车呼啸而去，而你踏自行车有劳顿之苦；你羡慕他美酒佳肴尽食人间美味，自己却粗茶淡饭，食盘中冷餐；你羡慕他一呼百应，写字楼内呼风唤雨，自己却劳碌奔波，苦己体肤；你羡慕他雕梁画栋，别墅洋房，自己却身居陋室，夜观星斗；你羡慕他……，世间的享乐诱惑令人动心，但你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棒，其实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的日子也比你强不了多少，他乘轿车呼啸而去却有债主上门，他面对山珍海味已全然没了胃口，杯筹交错之中有多少生意要谈，有多少人的愁苦尽装在酒杯里，他一呼百应之时又有多少人算计他要在他脚下使绊，他夜宿豪宅，却耿耿难眠，一个企业家要有多少操心事呢。
过去有一首《不知足歌》，把那些贪得无厌者的心态形容得十分传神。歌曰：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丰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妻妾为花生子女，出入无奈少马骑。门前系了高头马，因无官职被人欺。知州知府还嫌小，司道官员不足奇。一朝入朝为丞相，思量篡位要登基。面南背北为天子，少个神仙下局棋。陈搏老祖下棋子，件件遂心桩桩依。如今还少上天梯，若要世人心满足，除非头南脚北手东西，皮化清风肉化泥。”
这首警世歌也算说到家了。你看那些因贪图巨款被推向刑场的，不到“皮化清风肉化泥”的时候是不会省悟的。
如此看来，“知足常乐”不失为规范人们非分之想的一句良言。
所以，你可以知乐自慰，以知足自乐，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再有一个好身板，谁能说你不是一个快乐之人呢？
三、为仁由己
装傻的学问是一种内省的，不假外力，反求诸己的修身方法，它要求．—切事情都从自己所能的做起。努力做好自己所能做的，而不必强求，不必乞盼自己所不能做到的。那么，仁义是不是能够通过自我的修养，通过内省的方法而达到呢？孔子认为，仁义的达成，完全要靠个人的努力，关键是你是否有求仁的主观意愿。
孔子在回答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的问话时有这么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为仁的方法，就是要克制自己头脑中不正的思想意念，使之符合于礼的规定，然后才可以成为一种仁德的人。要达到这种合礼的目标即为仁，就必须靠自己内心的自觉，就是要重视自己内心的修养，来达到仁这种最高的境界。孔子曾经批评那种认为力量不足达不到仁，因而放弃努力的人。他认为只要内心立下为仁的志向，力量小也能够达到目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有达到仁的志向，仁就会向我走来，仁不是很遥远的目标。孔子阐释了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仁需要做的几个方面，首先要笃信好学，要有一股守死善道的精神，认真地执着地追求；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把希望和努力放在别人身上，即“君子求诸己”来修仁德，从自己身边的点滴事情做起；“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是修养仁德的好方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还要时时地检查自省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吾日三省吾身”，发现了不合乎仁德的苗头或行动，以及时改正为好。总起来说，孔子就是说达到仁的目标主要靠的是人们内心的自觉，君子就是用各种方法督促自己达到自觉的目的，这样才能不断地使自己靠近仁的目标，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
关于仁义，儒道两家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以为仁义是治世的法宝，而道家以为是乱世的根源。因为“道法自然”，而仁义则是人为定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反自然之道的。所以提倡仁义，只能带来诈伪。这种看法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这也和我们现在有人认为“提倡什么就说明缺少什么”一样。但从另一方面看，“仁”是爱人，“义”是公利，呼唤爱心和提倡公利，也是顺乎社会发展的自然之道的。
四、君子之行，义之与比
大千世界有万种诱惑，刺激人的感官，诱发人的欲望，惑乱人的情志。浅薄之人往往见猎心喜，见异思迁，如进宝山，不甘空手而返，终至意乱情迷，乐而忘返，以至丧失真我，甚或罹祸殒身。眼前纷乱迷离之际，什么是取舍的原则，何者为立身之本呢？糊涂学尊崇一个“义”字。从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的原则出发，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注曰：“适，专主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合乎义的事，大家都应当去做，不必拘泥于一定要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然而，君子也是社会中的人，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总是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权力地位的诱惑，物质财富利益的诱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人们不仅要抵御外来的侵蚀，而且要抗拒自身内在有可能膨胀的非分之想。孔子的要求人们“义之与比”，无论你选择什么，义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取亦依从义，舍亦依从义；进要为义而进，退也要为义而退。
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思想与孔子有相通之处。墨子认为，当时天下的诸侯，强力攻伐兼并，只是徒有“誉义”的虚名，而不体察其实，因而赞赏“古之知者”。在为天下图谋时，“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顺虑其义”，就是决定做某件事时，必须要考虑其是否合乎义的准则。只有在合乎义的准则的前提下，才能去实行。人们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而选择做另一件事，但义是不可以选择的，义是行事必须遵循的唯一准则。恪守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似乎显得有些呆笨糊涂，其实却是最简明易行的为人处世之道。守一不变，神定气闲，万千色相，不扰于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聪明人不屑为此，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首鼠两端，惮心竭虑，而自以为得计，营营苟苟，纷纷扰扰之际，纵使得蝇头微末之利，却丧失了长远根本之利。更何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贪利损身，求荣反辱的事，古往今来，还见得少吗？
五、非义不取，以不贪为宝
人知宝之为宝，而不知身之为宝；知道物的价值，却不知道人的价值。物之为宝，是因为有用于身，身且不修，物又有何宝之用呢？重视物的价值，而忽略了人的价值，忽略自身的价值，既不能说有自知之明，更不能说有自爱之德。知道物质对人有用，对物质的追求当然也是正当的，但物质毕竟是身外之物，所以要取之有道，取之有节。滥取无度，取非其道，譬如斧柯，适足以伐性伐身。
孔子说：“不义而且富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虽是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的话实际上指出了君子在义、利取舍问题上应有的态度，即决定取与舍必须遵循义的原则，不义的东西君子不应获取，一言以蔽之，就是“非义不取”。这与其“见得思义”和“见利思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子到齐国，拜见齐景公。与齐景公一席之谈后，齐景公便要将齐国廪丘这块地方送给孔子作为食邑。孔子不肯接受。孔子出来后对学生说：“我听说君子应当以功受禄。现在我劝说齐景公听从我的主张，齐景公还未有实行，就要把廪丘赏赐给我作食邑，他太不了解我了。”于是要学生赶快备好车马，告辞而去。
《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在介绍了这件事后评论道：“孔子，布衣也，取舍不苟也夫！”认为孔子乃一介平民，仅在鲁国当过司寇，但即使是有万辆兵车的君王也难与他比肩，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没有他显赫，就是因为孔子取舍不苟且的缘故。取舍不苟，就是不能不问是否合乎道义就随意决定取舍。孔子不取齐景公的赏赐，舍弃食邑，正是由于他认为无功受禄是不合乎道义的。
《吕氏春秋》同篇还记载了墨子不愿到越国领受封地的故事。墨子让弟子公上过到越国去游说，公上过向越王讲述了墨子的学说，越王闻之大喜，对公上过说：“如果你的老师肯屈尊到越国来，就请让我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数百里的地方作为封地送给他老先生。”公上过便回去禀告墨子。墨子问道：“你看越王的意思，是否能听从我的话，采用我的学说治国呢？”公上过回答道：“恐怕不能。”于是墨子说道：“不只是越王不知道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自己老师的心意。倘若越王听从我的话，采用我的学说，我也是量体穿衣，量腹吃饭，身处客居他国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用我的学说，即使是把整个越国全部给我，我要之也是用不着的。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用我的学说，我却接受他的国土，那就是我出卖了义。出卖义何必要到越国去呢？就是在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
墨子认为既然越王不大可能听从他的话，采用他的学说，如果他去越国接受封地，无异于丧失了义的原则而出卖了义，显然，墨子也是用义来决定取舍的。孔子与墨子在学说上虽然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在“非义不取”上却是—致的，他们都把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孔子和墨子一个不愿无功受禄，一个不愿卖义获封，他们二位固然都是当时的大贤，有他们不菲的自身价值，但如果他们放弃作人，不过一介凡夫而已，又有什么圣贤的价值呢？所以，义不苟取，正是这二位圣贤的价值所在。在他们看来，他们自身的价值，他们的学说，他们的人格精神，其价值远在君主所能赐予的爵禄食邑之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功不受禄”，是人们对钱财应有的态度。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看似精明过人，实则这种人第一不可能发大财，第二财运不可能长久，因为他不懂得，世界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而财神爷也愿意经常照顾那些并非唯利是图的人，傻人有傻福气，就是这个道理。
六、为人不贪，福禄双全
孔子、墨子是布衣，弦高是商人。相对于为政者而言，他们三人则都是无权无职的百姓。他们把“非义不取”、“见得思义”作为决定取舍的原则，那么，有权有职应为百姓着想的为政者，更应做到“非义不取”、“见得思义”。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恐怕是要去除贪念。因为为政者大权在握，如果贪字当头，必然是肆意侵吞国家财富，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这样的贪官污吏，历代有其人，屡见不鲜，不必在这里列举。另有一些为政者，开始时可能己之不取，但人有所求，往往主动送上门来。意志稍不坚定，便滑入贪欲膨胀的泥坑中不能自拔，由己之不取，变成大取不义之财了。这样的事例，也并非鲜见。还有一些做官的，可能清廉守义一辈子，可是到头来仍摆脱不了“快卸任了，不如捞一把养老”的欲念，终于是晚节不保，锒铛入狱。归根结底，这些为政者的所作所为，都源于一个“贪”字，贪是为政廉洁的最大的敌人。
然而，守义守节、为政不贪的人，从古到今毕竟也同样是历代有其人，并且以他们优秀的为政品质长垂风范。
后魏时期，曾任光州刺史、本州大中正，后任北海王详司马的崔挺，像子罕一样面对着一块进献的美玉，也敢于说出“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而不肯接受美玉，最后将美玉送京都。崔挺任光州刺史时，由于其为官廉洁无私，“风化大行”，及至死后，光州的故吏属下，莫不感其风范而悲痛，共同铸造了崔挺的铜像以怀念他。崔挺为政廉洁，下面关于美玉的故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