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自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玩权实践：事不成，永不言是
“剿捻”（镇压捻军起义）对曾国藩来说可以说是无功而回，但后来的事买证明，曾国藩“剿捻”对策无疑是正确的。而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却没有得到清廷的有力支持，对此曾国藩只好再次说“不”，回任两江。
1865年，清廷诏令曾国藩赴山东督帅。然而这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皖北，合围雉河集，激战四十日，见各方援军大至，于是分路撤往河南。曾国藩见战场形势起了变化，即改变部署，先驻扎在临淮，八月初将大营移驻徐州。
曾国藩仔细研究过捻军的战术。早在僧格林沁穷追捻军时，他就上过密疏，说捻军的“狂奔”，并非真意“畏我”，而是诱人上当的一种战术。鉴于僧格林沁覆灭的教训，在用兵方式上，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节节尾迫，着着落后”的被动做法。因此，在第一次奏旨平捻时，他就在奏折中提出了“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现在，他已与捻军接战，就在《遵旨复陈并请敕中外臣工会议剿捻事宜折》中，陈述了对既定战略方针所作的具体布置。奏折中说：“捻军所到之处，约有八省，分为三路：东路，江苏、安徽、山东及河南东部地区；北路，直隶、山西及河南北部地区；西路，湖北、陕西及河南西南部地区。他本人负责东路，其他地区则“画分汛地，各专责成”。这就是说，要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就必须由各省重点设防。无论捻军窜到何处，都有“有定之兵”予以堵截。“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提法，实际上是他从前“以主待客”“以静制动”的一贯战略思想的发挥。
为与总体战略相配合，曾国藩发布“剿捻告示四条”，此为清圩之法。以割断捻军与百姓的联系。这四条为：一、坚壁清野，丁口物资一律入圩；二、分别良莠，设良民册和莠民册，实行连保连坐；三、发给执照，设圩长，加强地方管制；四、询访英贤，以此为名遍设耳目。
曾国藩的战略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如捻军在同治四年九月在徐坊，十月在宁陵、扶沟，都遭受过挫折。其清圩之法也有收效，如捻军一度进到亳州、怀远，这本是捻军的故地，过去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但清圩之法颁布后，百姓不敢同情和支撑，捻军无法立足，被迫重返河南。
但清廷不同意曾国藩的稳八步式的剿捻方略，一再催令出战速成，对此，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曾国藩上奏：
圣上旨意要我军前进，选择显要地势驻扎，以使就近调度。我并不是不想围困匪贼，迅速地歼灭他们。我反复地思考贼军情形，认为他们已变成流寇，如果贼军流窜，官兵追赶，只会节节尾追他们，而官兵又步步落后他们。假如这时我们追到汝、洛，等贼向南巡窜到光、黄，又折转身追到光、黄或者贼兵向东逃窜到徐，衮，又折转身追到徐、衮，虽然终年追赶，也不会对贼军有什么损害。我还是坚持我的当初的建议，在捻匪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的劣势为拦截的优势，凭借有根据地的军队来制伏无固定地的流寇，不久就会辨出胜负。皇上如果认为我的建议可以采纳，那么除了我目前的四处驻军外，请下旨给湖北、河南督抚，在河南的巩、洛、宛、邓等地，湖北的随、枣、黄、麻等地，各驻一支强军，和各位将领坚决约定，重在迎头攻击，不重在贼军撤退后尾追，我认为这好象是取得胜利的策略。
曾国藩还指出：一般人都说捻匪并没有什么大的目的，早晚可以平定。我却担忧捻匪如果成了流寇，祸患就多了。这帮贼匪有些方面像流寇，有些方面又不像流寇。一般流寇越聚越多的原因，并不是那些良民都乐意跟从贼匪，只是因为贼军来去无踪，抢劫掠夺居民，老百姓得不到收获。方圆百里之内耕地荒废，那里这方圆百里的居民就跟从贼匪废除耕作；方圆千里之内耕地荒废，那么方圆千里之内的居民就跟从贼匪废除耕作。现在凤、颖、徐、泗、归、陈等郡县，几乎方圆千里内废除了耕作，而且官兵又骚扰频繁，老百姓几乎被洗劫一空。老百姓仇视官兵，对贼匪反而同情，即使作贼也并不羞耻。这些就有点流寇的迹象，也是危害的症结所在。而一般流寇像无源之水，任其发展。而这帮贼匪却眷恋蒙、亳老巢，别的县都已经田地荒芜，房屋倒踏，而亳、蒙田园房舍依然欣欣向荣。这又不很像流寇，这又是令人欣慰的迹象。我已经在四处设立重兵来遏制它的逃窜，又准备整顿各处居民扫清贼匪的来源。
为了防止清廷反悔，或朝今夕改，或惹怒清议，曾国藩上疏请敕中外臣僚会议剿捻方略。但清廷不满曾国藩“师久无功”。
七月十五日，清廷上谕痛责曾国藩：乃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怕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贯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曾国藩捧读上谕，虽“很惶恐”，但镇定应之，二十四日陈述自己的理由十分充分：
至于统帅三省的任命，我三次上疏坚决请辞去，没有得到恩准。凭我顽愚的赋性，一省的事务已难胜任，然而我受恩深重，既使是几个省的事务也应该全部考虑筹划。现在皇上命令我同时防守好山西省，山西省已在我的统辖之外，而人们渴望治理的心情，责备我的言语，还不只有山西省，如果是三路军务上的前截后追，防守围剿，都是我军务上应尽的职。我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又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罪责！凭借僧格林沁的贤能，忠贞可以泣鬼神，猛勇可以感动山岳，围剿捻军五年，也没有成功。而今捻匪的马匹愈来愈多，而人们对贼军的力量越来越轻视，都希望在短短的时内肃清捻军，我有什么能力能够如此迅速地实现大家的愿望呢？我自认为自己用尽了全部的精力和智慧，筹划防守东路十二府州，清查老百姓居地，训练马队，一二年内或者可以渐渐地稳固下来。北路防守黄河、西路堵截围剿，都不是我的力量能够达到的。
至于说我汇报情况太少，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不轻易奏告还是设计中的事，多年以来，我一再坚持这样做。接到皇上的严厉诘问指责，我很惶恐。如果想凭这些获得罪责，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这不是我平生志向所能做到的。曾国藩的回奏有理有据，软中带硬，令清廷无话可说。
为使“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奏效，曾国藩还加强河防，以图隔阻捻军东奔西突，护卫富庶地区，将捻军挤往西南山地聚而歼之。
同治五年（1866）八月，捻军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毅然调整战略，分东西两大支：东捻军以豫、鲁、苏、皖为活动地区，归赖汶光、任柱指挥；西捻军驰往陕、甘，开辟新战场，归张宗禹指挥。分兵后向清军防线猛烈冲击。东捻军一举冲垮了曾国藩精心布置的沙河、贾鲁河防线，又在山东自由驰骋了。
曾国藩河防战略破产，他心力交瘁，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了。这时，各方议论蜂起；有的说他“办理不善”，有的攻击他“骄妄”，还有的甚至上疏朝廷，说他“督师日久，应量加谴责”。清廷见曾国藩师久无功，捻军不但未平息，而且“势益蔓延”，终于忍受不住，下诏严加斥责：“大局糜烂至此，不知该督何颜以对朝廷！”
曾国藩又惭又惧，终于考虑自行退出“剿捻”舞台。他三次上疏请求“开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同治五年十月，李鸿章应诏视师徐州，曾国藩将钦差大臣关防交与李鸿章。次年三月，曾国藩“意甚悒悒”回两江总督本任。
■权经二：为官要隐藏好恶
——曾国藩一贯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好恶感太强之人，终会让别人疏远于你，反因你的太强之个性。
喜怒无常，不是良好性格；好恶鲜明也非好习惯。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务施于人”。为官的人，要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玩权实战：夹起令人讨厌的尾巴
来看一下曾国藩所谓“为官不能暴露好恶”的道理：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城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感到余鲁萦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安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时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到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了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祺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社会史家无不评论，曾国藩此举，实在是深知为政之体的表现。
○玩权实战：给你个盆大的面子
什么是大成，什么是小成？人们成功的领域可能是各不一样的，但是用以指导成功的那种正确思想原则却是相通的。做事情规取远势，在大处胜人就是一种正确的指导原则。曾国藩把这一原则用在治学上，则博得了深厚的学问功底，用在治军上，则取得了军事上的全局优势。曾国藩以文人治军，其特长应在规划战略，布置全局方面。
下面来体察一下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的典型案例：
自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着手编练湘军，就已经开始研究应对太平军之战略战术。其时，太平军一路攻城陷镇，势如破竹，举国震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太平天国主力溯江西征；6月，二克安庆，进围南昌，久攻不克；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襄独坐危城。曾国藩惊呼；太平军攻取安庆、九江等地后，“长江两岸各数十百里，该逆查户编籍，勒人蓄发，乃将污秽吾土，椎结吾民，吾辈岂能袖手旁观？”拟派王珍统率部分湘军驰援武汉。他致书王珍，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说：“荆州、襄阳扼长江之上游，控扼陕西、河南之要害，确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时异势迁，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则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既已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翼蔽东路，远处所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三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图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江、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清廷以在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只在乎“围困天京”，在天京周围相继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在天京之外的太平军顺江而上，对东南、江北大营稍一冲击，大营随即攻破，徒具形式。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取在金陵一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有九江、湖口、安庆，占据上中游，俯视下游，乃可气势如虹，建瓴而下，大破金陵。
1854年初，正当太平军第一次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之际，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得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