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限制政府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在经济稍有好转就及时制定了退出策略。由于政府过高的债务会拉高利率，造成私营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为此，2009年6月德国政府颁布了《新债务限额》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政府要将其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以内，至迟必须于2016年达到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必须从2010年起每年从联邦预算中砍掉100亿欧元。德国联邦议院对政府的决定表示了支持。2010年6月7日议会通过了政府的一揽子节约措施，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各部门的预算，从而达到节约的目的。德国政府减少债务的决心给企业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政府支持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唱主角。正因为如此，德国企业界增强了投资的信心，企业生产步伐从而进一步加快。
其次，限制财政开支，采取适度的金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甚至出现囤积居奇的现象。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低通胀政策，通货膨胀率低于其他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据统计，2009年德国物价上涨指数仅为0.3%，2010年为1.1%。稳定的物价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居民的购买力，形成了生产带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的良性循环。
最后，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不是大企业，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在这些中小企业中，很多是我们常说的“隐形冠军”，它们的产品要么富有特色、质量过硬，要么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在全世界具有说一不二的定价权。但是，中小企业最害怕市场的垄断和无序的竞争。为此，德国严格执行《反对限制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严格处罚，毫不留情。此外，德国政府为减轻企业负担，对企业雇佣短工给予补贴。据对外经贸大学史世伟教授介绍，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没有孩子)或67%(有一个孩子)由政府来支付。企业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在前6个月为50%，以后的100%由国家来支付。雇佣关系从2009年开始的，上述补贴适用24个月，从2010年开始的，则适用18个月。2009年，德国劳动服务局共为短工补贴支付了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共有22%的企业使用了这项补贴。2010年为此的计划支出为47亿欧元，预计保住的工作岗位为53万。实际上会更多，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60000家企业的85万雇员使用了这项补贴。可以说这项政策用较小的成本，获取了很大的收益。
德国政府打出的上述“组合拳”，一方面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保持了政府债务的可控性。另一方面增强了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信心，有效地挽回了经济的颓势，使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增长。
德国政府从容施政的奥秘
德国经济快速恢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德国良好的经济基础、高素质的人员、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政府施政措施的从容与恰到好处。那么，这种从容与恰到好处的做法来源于什么地方呢？这得从德国的《稳定与增长法》之中寻求答案。
首先，刺激经济增长的法律依据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该法规定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即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通过总体调控的工具来平衡需求，采取直接的景气刺激和促进就业的措施；第二，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公共投入，即通过增加额外信贷的方式来支付刺激经济的支出；第三，在经济衰退期间，通过降低收入税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在经济景气时期则要抑制需求，比如采取提高收入税的措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经济过热，同时能够积攒更多的收入来应对下次可能的经济危机。
其次，该法在第1条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魔力四角”：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魔力四角”的核心思想是适度和均衡，兼顾各方的需要，而非顾头不顾尾的发展。
最后，《稳定与增长法》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对经济过热的预防措施，该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为确保本法第1条的目标，当需求的扩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时，联邦政府可以授权联邦财政部长在实施联邦财政计划的过程中要求某些财政支出的使用、（公共）建设项目的动工、设定后续财政年度负担等必须获得其批准。联邦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提出采取有关的必要措施的建议。联邦财政部长将该会计年度节余的资金用于向德国联邦银行额外偿还（政府）债务或者提取经济增长平衡储备金”。
可见，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稳定与增长法》明显的烙印和痕迹。也可以说，严格执行与遵守《稳定与增长法》是德国经济得以平稳增长的关键因素。
启示
虽然《稳定与增长法》的精神早已融入到欧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之中，但是欧盟其他国家政府并未认真对待，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采取了诸多背离《稳定与增长公约》精神实质的做法，其结果造成了目前弥漫欧盟的债务危机。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那样：“欧洲已经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候。若欧元倒下，则欧洲将倒下；欧洲必须以更强的姿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发展欧盟的架构，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本国范围内，我们希望对那些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成员国实施自动制裁。”现在的欧债，其实已经在“有序违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许，欧债危机会蔓延到联邦德国，但德国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已。即使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无法幸免，但是，最先走出这场危机的也必将是联邦德国。
德国制造常青的内在动因
首先定义德国企业，这里提到的都是私有企业。德国绝大多数是私企，占全部企业的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企业有政府股份，例如德国联邦铁路。为何联邦铁路有政府参股呢？原因很简单，这个企业不赚钱，因为德国空运发达，公路运输极其便捷。众所周知，德国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且不限速，不收费，以至于人们出行大都选择开车。但是，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坚持铁路运营呢？这就是社会公平。在一个社会里，一定有不能开车、不会开车或没有车开的人，他们远行大多依靠铁路。因此，政府必须让火车跑起来，即使赔钱，这就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
我经常讲，天下国企一家亲，只要没有垄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就一定不会亏损。在德国法兰克福不远处有一家葡萄酒庄，老板去世后没有继承人，于是就由市政府接管。可惜，无论政府派去的人如何经营均无法实现盈利。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市政府扛不住了，只好寻找新东家。最后，这家酒庄被一个浙江老板购得，并在当年实现盈利。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只要公平竞争，私有企业就一定比国企强。
德国的企业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它们的确很强。何以见得？首先，我们来看德国的经济。自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就没有很好地恢复过。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经济更为艰难。尽管如此，德国经济一直表现亮丽：2010年经济增长3.6%，2011年3%，即使在今年最困难的情况下，德国经济也有0.8%的增长，而明年经济预计将会回升到1.8%。别小看德国经济的增长率，表面看来数字不高，但质量不可小视。德国3%的增长率起码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的10%。因此，如果没有德国的中流砥柱作用，欧债危机将会进一步蔓延。德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好，当然是因为德国企业很强。
德国是世界上企业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超过百年的比比皆是。什么是隐形冠军？有三条标准：第一、产品市场占有率是全世界第一第二，或欧洲第一；第二、年营业额在5000万至10亿美元之间；第三、名不见经传。像这样的企业，仅2006年德国就有1130家。
我们说德国企业强大，还有另外一个标准：企业寿命。在中国大陆，中小企业寿命大致在2.5～3年之间，而德国企业至少达到12年以上，因此，德国到处是百年老店。这就是差距。
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是德国企业的定价权。何谓定价权？就是我确定的价格，买家不能讨价还价。据统计，在全世界，三千多种德国产品具有说一不二的定价权，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而且不买也得买，因为德国产品具有这样的特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德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常青，原因很多，例如高素质的人才、尖端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等。这些因素都显而易见，而另外一些深层的因素往往被忽视，这些因素包括，德国企业家、学者的忧患意识、前瞻性眼光、企业稳定适度的增长方式以及德国人严谨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共赢的心态等。
德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相比，胜不在规模，而是在其独具一格的特色。提到奔驰，人们马上会想到典雅、高贵；提到宝马，想到的是现代、时尚；博世则代表经久耐用。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也不例外。典雅、高贵、时尚等关键词构成了德国企业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就是德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德国企业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意识
德国人的忧患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学者还是企业家。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60年代超过了英国、法国、日本，居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70年代被日本赶超）。这时，德国人并没有沉迷于“德国经济奇迹”中，而是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当时德国知名经济学家赫恩教授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依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是依赖于战后对物质的需求，这样是不具备持续竞争力的。一旦需求饱和，德国企业何以生存？赫恩给德国经济部写信，经济部对此问题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专家小组研究德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专家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今天的德国领导力学院。德国领导力学院自1956年成立以来，每年培训8500名德国企业高层管理者，至2011年止，共培训了70万人。换言之，领导力学院可以称得上德国企业管理的“黄埔军校”。霍恩教授开发了一套训练体系，被称为“哈尔茨堡模式”，后来经现任院长丹尼尔·皮诺发展为“系统领导力模式”。
学界如此，企业家也有很高的忧患意识。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波塔蒂乌斯（Schencker是世界500强德国铁路的子公司，拥有135年历史的全球领先一体化国际物流服务，全球1500个分公司和办事处，5万多名职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波塔蒂乌斯卖掉了辛克公司的所有股份，周围的人都非常不解，认为次贷危机是美国的事情，和德国有什么关系？但在波塔蒂乌斯看来，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引起美国的金融危机，而美国金融危机会导致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物流运输。后来事态的发展和波塔蒂乌斯之前的预测完全相同，波塔蒂乌斯的前瞻意识让其财产免遭损失。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在20世纪60、70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主要产业是煤炭和钢铁。在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60年代，诸多企业已在考虑企业的竞争力问题。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司由于支持纳粹而于二战后被肢解，随后获准生产民用钢铁。在其高速发展时期，公司就开始考虑产品的转型升级了，当时克虏伯的领导者认为，一定要发展更先进的钢铁制造技术，由粗放方式转变到精细制造，才能不落后于人，于是克虏伯致力于钢铁的精加工，其产品质量享誉业界。例如要想买最高质量的无缝钢管，只能找克虏伯。在鲁尔区与钢铁大型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也在寻找长远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每个企业都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技术或产品，或者在质量上具有难以逾越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德国鲁尔区的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勃勃生机。
德国这种忧患意识从何而来？也许要从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来寻找原因。德国四面无屏障，紧邻或靠近一些强国，例如法国、俄罗斯、当时的奥匈帝国以及隔海的英国等。德国本身资源就不丰富，而且人口也不多，这些地理因素造就了德国人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塑造了一代代德国的企业领导者和经济学家。如果和德国人长期交往，你就会发现，其实德国人具有很强的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这恰恰构成了德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力。
中间道路上匀速前进
在德国存在三大势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容克地主掌握国家机器，资产阶级掌握商业财富，工人阶级创造劳动力，三大势力并存，互相牵制，使得德国经济能够平衡发展。
德国人注重平衡、中庸，永远是在走一条中间路线。二战后，德国在美国和前苏联之间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路线，而且每当政策有偏向的时候，德国的政党就会把它“拉”回到中间，德国总是持续保持这种“不折腾”的状态，在中间的道路上匀速前进，尊重市场规律，并且合理的引导市场，使之基本处于健康状态。正是因此，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才恢复最快。
此外，德国平衡、适度的经济政策也受卡尔·席勒思想的影响较大，卡尔·席勒在20世纪60～70年代曾任德国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1966～1976年德国经济衰退期间，席勒曾带领德国走出经济低谷，其经济政策的灵魂和精髓便是“中间路线”，席勒上台后，提出了“稳定货币、充分就业、内外贸平衡，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政策，奠定了德国经济和企业发展平衡中庸，以及稳定适度的风格。
德国企业不盲目追求速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人总是认为，企业就像是一台机器，如果你用得太猛了，后劲儿就不足了，螺丝就很容易坏掉，只有慢慢地匀速转动，机器才能长久。例如，现在有很多风险投资家追求速度，觉得如果企业增长速度或者投资回报率达不到20%～30%，就没什么投资的价值，但没有哪个德国的企业家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能有如此高的回报率，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如果能有5%～8%的增长率和回报率就已经是很棒的事情了。德国企业也不盲目追求规模，全球大企业排名中，前15%一定没有德国。
系统思考避免企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