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不卑不亢，接物不偏不倚，处世不慌不忙……过犹不及，所以欣赏宠辱不惊的态度，所以追求安宁的感觉。过犹不及，所以相信，愿意付出的和能够拥有的就在天平两端，不过分追求，不随意放弃……
总之，人生犹如熬一锅汤，要想把汤熬得香美，就必须掌握好佐料的量，加多少盐，加多少味精，加多少香料……这个量即是度。只有把握好了度，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亏，凡事做到恰如其分，才能把人生这锅汤熬得香美。
懂得激励下属
据《管子·轻重乙》记载：
一天，管仲向齐桓公建议，将全国一年的地租金额四万二千斤黄金预先在一个早晨内全部赏赐给士兵。齐桓公虽然不舍，但还是答应了管仲的请求。
于是，在泰州野外召集士兵。桓公登台而立，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胥无都并肩站立。
管仲拿着鼓捶向士兵拱手致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众，赏黄金一百斤。”三次发问无人应答。有一人执剑向前询问说：“多少敌众呢？”管仲说：“千人之众。”“千人之众，我可以攻破。”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
管仲又说：“在短兵相接之时，谁能活捉敌军的卒长，赏黄金一百斤。”又有人问：“是多少人的卒长？”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获。”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
管仲又说：“谁能按旌旗所指，斩得敌将的首级，赏黄金一千斤。”回答可以做到的共有十人，每人都赏给黄金一千斤。其他凡是说能够冲锋杀敌的，每人都赏给黄金十斤。
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全部赏光了。齐桓公忧心忡忡地说：“我该怎么理解这一做法呢？”
管仲回答说：“您不必担忧。让士兵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国土地，那就不只是四万二千斤黄金的利益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来，齐桓公举兵攻打莱国，对方旌旗还没有看到，军队多少还不知道，莱国的军队就已经溃败了。于是齐军消灭了敌军，占领了敌国，俘虏了敌将。这便是预先赏赐的效果。
这种“素赏”之术，是管子“予之为取”思想的体现。只有给予士兵利益，他们才会知恩图报，才能在战场上具有无畏的勇气。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管子的这一思想不只适用于战争，对现代管理同样适用。
现实生活中，下属在业务上取得了成绩，为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除了要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外，还应该相应地在物质上给以满足。精神上的鼓励对于一个组织的文化和士气固然是重要的，它能满足下属在心理上的需求，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肯定。但有时，物质的刺激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表面上来看，物质刺激会分掉组织的一部分利润，但下属的干劲上去了，就会齐心协力帮助组织，把利润这块“蛋糕”做得更大。
当然，激励下属的积极性不能只靠钱和增加工资的方法，钱当然是有效的激励因素，但是如果没有赞许、参与和沟通的配合，钱也一样无法使下属高兴并保持较高的效率。
有备才能无患
智者在做事时，总是审时度势，周详考虑在行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细节，准确预测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并做好应对措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管子在《霸言》中说：“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警惕坏事的萌芽，而愚人要等坏事明了才知道害怕；圣人憎恶坏事的本质，而愚人只恨坏事的表面；圣人能预知安危，而愚人大难临头还懵懂无知。管子在《轻重甲》中用事实对有备无患进行了说明。
齐桓公欲出兵征服越国，向管子询问计策。
桓公问：“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更强的了。现在我想举兵北伐孤竹、离枝，又怕越国乘虚而入，你对此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管仲回答说：“请您下令截断原山的水流，命大夫建筑水池，叫人们跳水游泳，这样，越国岂敢入侵？”
桓公问：“具体又该怎么做呢？”
管子回答说：“请下令筑坝堵住三江的水流，建立圆形水池。围筑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能行大船的湖要有深渊，深度为七十尺。同时下令说：‘能游于深渊的人，赏黄金十斤。’不等您用去千斤黄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与越国不相上下了。”
后来桓公举兵北伐孤竹、离枝，越国的军队果然入侵，他们在菑水的蜿蜒处筑堤堵水，企图淹灌齐国。但管仲有五万熟悉水性的士兵以预为防备，在菑水蜿蜒处与越军会战，大败越军。
管子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在齐国出兵北伐之际，用预先准备的水军来应战乘虚而入的越军，并成功将越军打败，免去了齐国的后顾之忧。
其实，不仅在军事上要像管子一样做到有备无患，在做人做事上同样如此。
智者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极尽周全，而愚者做事，却往往粗心大意，忽略细节，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在做事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利因素，他们手忙脚乱，却又无济于事，结果只能是亡羊补牢。许多人在接近成功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功败垂成。原本可以发展壮大的辉煌事业，却因忽视一个小细节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我们应该像智者那样，在生活中和事业上，始终保持警惕性、危机感，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处理、防微杜渐，把祸患消灭于萌芽之中，不能有愚者那种心怀侥幸、“亡羊补牢”的错误想法，这样，就不会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无法挽回的被动局面了。
“杀鸡儆猴”的策略
有一天，齐桓公对管仲说：“许多大夫都隐藏他们的财物而不肯提供出来，粮食烂了也不肯给贫民。”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对他进行谴责。”
齐桓公问：“怎样对他进行谴责呢？”
管仲回答说：“这样讲：‘城阳大夫，你姬妾穿着高贵的衣服，鹅鸭有吃不完的剩食，鸣钟击鼓，吹笙奏箎，同姓进不了你的家门，伯叔父母远近兄弟也都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你这样还能尽忠于我吗？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然后免掉他的爵位，封禁门户不准他外出。”
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如此一来，大臣们都争着拿出积蓄，救济远近兄弟。这还感到不够，又收养国内的贫、病、孤、独、老等不能自给的人，使之得有生计。齐国因此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实，在此管仲运用的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策略。
相传猴子是最怕见血的，驯猴的人首先当面把鸡杀给它看，叫它看看血的厉害。才可以逐步进行教化。捉猴子的人就采用这杀鸡战术，不管它怎样顽强抗拒，只要雄鸡一声惨叫，鲜血一出，猴子一见，便全身软了，任由其捕捉。
所谓“杀鸡儆猴”，即是“杀一儆百”，有威胁恫吓之意，这是权术，是驭众手段。在众说纷纭、工作受到许多阻挠的时候，为使步骤一致，法令得以贯彻执行，非以严厉手段对付不可。
现实生活中，领导者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管理的下属，在经过挽救后，其仍然我行我素，那就不防运用“杀鸡儆猴”的策略，对出现了违规行为的“鸡”加以惩罚，意欲违规的“猴”会从中深刻地意识到组织规定的存在，从而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
当然，领导者必须注意，管理下属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能挽救和值得挽救的下属应给予改正的机会，切忌因“杀鸡”而失去人心。
“予之为取”的管理之道
管子在《牧民》中指出了老百姓的四恶：恶忧劳、恶贫贱、恶危难、怕灭绝。
之后，管子又进一步说：“刑罚繁多而老百姓不害怕，政令就难以执行下去；杀的人很多而老百姓心中不服，则君主的位子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顺从老百姓的四欲，那么其他的国家百姓也会不召自来；行其四恶，本国的老百姓也会叛离。”
最后，管子总结道：“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实在令人惊叹。
人首先是自然的动物，吃饭穿衣，繁衍子孙，这是人本能的需求。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五层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虽然管子并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思想，但是，他从国家社稷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民心的把握是很深刻的。贫贱、灭绝，其实即是生理的需要；安坠则是对安全感的需要；“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是低级需要满足之后的高一级的需求。
无论是从政治伦理还是人心好恶的把握，管子都把人当作自然、社会中的人来看。他深知人心的好恶，于是提出了“予之为取”的主张，使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索取变得隐蔽起来。
“予之为取”确实很高明。所谓“予”，其实就是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老百姓采取宽惠的政策，“取”则是获取百姓的部分劳动成果及支持，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政治上称霸的目的。管子不但对民心有深刻的把握，其政治手腕的运用也十分娴熟。他深知，给老百姓什么，哪怕是很小的好处，他们都会高兴的，而从老百姓手里拿走什么，不论多少，他们总是不太痛快的，这就是所谓“予则喜，夺则怒”。
“予”是手段，“取”是目的，这是我国古代颇具影响的谋略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管子“予之为取”的谋略也被成功地运用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被演绎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国雀巢公司拟在印度莫加地区建立一家奶制品厂，但那里饲养的奶牛常常染病，多数农民只能生产自家饮用的牛奶，根本没有多余的牛奶可供出售。面对这种情况，雀巢公司不是改变计划另寻产奶基地，而是在此地设立免费服务处，向农民提供治疗奶牛疾病的药品，并出资帮助挖掘新水井。这一高明之“予”，不仅使奶牛健壮了，出奶量猛增，而且雀巢公司的奶源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予之为取”、“欲取先予”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投入产出”观。因为从表面上看，未取先予有吃亏之嫌，但从长远看，企业只要能赢得消费者情感的认同，就能获得整体上的经济效益。
其实，企业管理者不仅对待消费者应“予之为取”，对待企业内部员工更应如此。管理者施行各种激励措施，做好员工的待遇、福利方面的工作，让员工尝到甜头。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员工尝到了甜头，就会产生知恩图报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