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约前725年~前645年），即管仲，名夷吾，字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管子在齐执政40年，辅佐齐桓公励志改革、富国强兵，其九会诸候、一匡天下的丰功伟业和民为邦本、礼法并用、通商惠贾、开放务实的深邃思想，赢得了世人的讴歌和后人的礼赞。
管子生平
约公元前725年，管子出生在齐国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据说，管子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
管子的父亲管庄曾是齐国的大夫，但在管子年少的时候就去世了，管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家道中落，生活贫苦，管子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
为维持生计，管子便与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经商赚到钱，管子总是多分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却从来不生气。别人背后议论管子，说他贪财、自私。于是，鲍叔牙便站出来为管子澄清。鲍叔牙说，管子之所以样做，是因为他家庭贫困，而鲍叔牙自己也是出于自愿。
后来，管子与鲍叔牙一起从军。管子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认为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听到讥笑后，又一次站出来为管子辩解。鲍叔牙说，管子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由于他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供养。
在长期的交往中，管子与鲍叔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管子曾多次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后来，管子与鲍叔牙一起从政。管子辅助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助齐国公子小白。后因齐襄公昏暴，齐国发生内乱。为避乱，管子随公子纠去了鲁国，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去了莒国。
公元前686年，齐国****，公孙无知杀死了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得知后，都想尽快赶回齐国夺取君位。
为使公子纠顺利当上国君，管子带兵在途中伏击公子小白，并亲自射中小白。小白中箭倒地。其实，箭矢只射中了小白衣服上的铜扣。管子以为小白已死，遂放慢了回国的速度。而小白则乘机抢先赶回齐国，登上君位。公子小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设法杀死了公子纠，并欲杀死射他一箭的管子。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子乃天下奇才，要齐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忘掉旧怨，重用管子。齐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子回国，不久即拜他为相，主持政事。
管子执政后，着手整顿内政。他先划定了齐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将国都地区划分为15个士乡和6个工商乡。士乡的百姓以当兵为业，每5家为1轨，设轨长；每10轨为1里，设里有司；每4里为1连，设连长；每10连为1乡，设乡良人；每5乡为1帅，设元帅。平时务农，战时即组成军队，每家出1人，1轨出5人组成1伍，1里50人，1连200人，1乡2000人，1帅1万人，组成1军。如此寓兵于农，约征得兵力3万人，战车千辆。每年春季和秋季各训练1次，这使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工商乡的百姓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商。他又将国都以外的地区划分为5属，每属10县，每县3乡，每乡10卒，每卒10邑，每邑30家，各设官员管理，使全国组织成军政合一的整体。
管子又实施经济改革，制订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根据土地的优劣征收赋税，使赋税趋于合理，从而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他又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和贸易，根据年成的好坏来收存和散发粮食、物产，还由政府来控制山海之利，铸造货币，从而使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
管子在选才用人上也作了改革。他大胆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框框，设立了新的用人制度，提出了以道德品质、才能学识和功劳为依据来任用官员的思想，从而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
管子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齐国迅速振兴，日益强盛起来。
接着，管子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管子的这一举措，获得了各诸侯国的赞同，使齐桓公取得了政治上的号召力。
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派人送祭肉给齐桓公以示嘉奖。齐桓公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举行受赐典礼，并依据管子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至此，齐桓公在管子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管子因功勋卓著，被齐桓公尊为“仲父”。
公元前645年，管子病逝。
管子一生在齐执政40年，使齐国一跃而为强国，称霸于天下，其历史功绩和治国思想为后世广为传诵，史学界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相”。
管子著作
管子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
《管子》共86篇，其中10篇亡佚，实存76篇，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子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
《管子》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众多领域，被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曾经达到“家有之”的程度。《管子》一书虽非管子所作，但书中记录的都是管子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子的智慧
管子的思想中有许多可贵的地方，如主张法治，指出全国上下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非常重视发展经济，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十分重视人才的任用，主张“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主张尊重民意，“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重视为人处世的方法，“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信也者，民信之”，“吝于财者失所亲”，“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管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当然，管子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虽然如此，管子仍不失为一位智者，对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以自己的好恶识人
管子善于识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向齐桓公举荐人才上，而且从他对齐桓公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来。
据《管子·大匡》记载：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齐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意，称病不出。
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做事呢？”
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不愿意的。”
召忽说：“你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向君王保证说你要死了，他就一定会把你免掉的。”
鲍叔说：“你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
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安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你还是出来做事吧。”
召忽说：“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
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劣，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你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
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去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意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
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管仲说：“你去接受命令就是了。”
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
由此可见，管仲在小白还未就位之前就看出他将来未必没有成就。这一点上，管仲要比鲍叔、召忽更有远见。
到了小白继位成了齐桓公，经鲍叔筹划管仲安全由鲁国返回齐国。之前，齐国施伯对小白也有一番评价：“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施伯看不起齐桓公，认为齐桓公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也不一定懂得使用。正因为施伯的这番言论，鲁国国君才放心地让管仲返回了齐国，从而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霸业。
比较施伯与管仲识人。施伯识人流于表面，只知齐桓公“惕而亟骄”，而不知齐桓公“有大虑”。而管仲识人则更全面，他曾说：“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在管仲看来，齐桓公性急，非屡经挫折不能觉悟，但终有悔悟的一天。事实也证明，管仲对齐桓公的评价是正确的。
“管仲识人”提醒我们，识人不能只流于表面，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妄下结论。从个人的主观偏见出发来识人，就难以全面地认识一个人。选贤用能，必须把个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抛开自己的好恶，以整体利益为重，以事实为根据，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如此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
凡事应当机立断
管子曰：“时至则为，过则去。”
时机到了就要有所作为，否则时机一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管子主张，凡事应该当机立断。否则，机会就会一去不返。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能做到当机立断呢？
管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当机立断是因为优柔寡断的缘故。
据《管子·小匡》记载：
管仲拜相三日后，齐桓公找他谈话：
齐桓公说：“我有三大恶行，还能把国家治理好么？”
管仲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您有什么恶行。”
齐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狩猎，不分白天黑夜地驰骋山林，打不到猎物绝不回朝，诸侯国的使者来了带不回讯息，百官奏事无人批复。”
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齐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诸侯国的使者来了见不到我，百官的请示无人批复。”
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是最要紧的。”
齐桓公说：“我还有一大恶行，就是不幸嗜好女色，以致有姑妹至今还有未出嫁的。”
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齐桓公问：“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
管仲说：“人君惟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
在管子看来，齐桓公好玩、好酒、好色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的危害大。
管子告诉我们，要做到凡事当机立断，就必须改掉优柔寡断的毛病。
所谓优柔寡断，即是指在需要做出决定时总是犹豫不决、产生无休止的动机冲突，执行决定的时候又踌躇不前、迟疑不决。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怀疑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和决定实现的可能性。
世间最可悲的就是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他们对待任何事都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他们一生会有很多机会，但却由于性格的缺陷而错失良机。这样的人既不相信自己，也不会为他人所信赖，更不会为他人所重用，他们总与成功无缘。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去克服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像成功者那样，勇敢、果断，对人生充满自信。
管子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只要认为是对的，一定要立刻去做，绝不拖泥带水。这样就远离了优柔寡断，具备了当机立断的好习惯。
领导者不能事必躬亲
管子反对君主事必躬亲，《管子》一书中曾多次提到这一点。
《管子·形势解》中有：“独任之国，劳而多祸。”靠君主一个人来治理国家，必定自身劳累而遭祸患。
《管子·七臣七主》中有：“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悟则见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事事都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被搁置了，如不觉悟，则满目疮痍，而自己余力耗尽，受到惩罚。
《管子·心术上》中有：“必知不言之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必须清楚什么是不该由自己去说的话，什么是不用自己去做的事，然后才懂得治国之道的要领。
在管子看来，君主不应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治理国家，而应该凭借贤明大臣的智慧和力量去治理国家，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
管子的这一智慧对于现代的领导者也是一种提醒：领导者不能事必躬亲。
所谓事必躬亲，是指领导者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抓，没有巨细之分。这样的领导者虽说十分负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心太宽，会让其他的人感到不舒服。
事必躬亲的惟一好处也许就在于让人敬佩领导者的责任心，但其弊端就太多了。概括而言，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使下属的智慧与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其二，领导者事必躬亲占用了自己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其结果可能是抓住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其三，事必躬亲会让下属产生一种不良的依赖习惯；
其四，领导事必躬亲会使一些下属产生厌恶的情绪。
总之，领导者事必躬亲的危害是巨大的。想要避免事必躬亲，领导者就要懂得放权，自己从全局上把握，将细节的事情交给下属去完成。也就是说，领导者在组织中发挥的应该是“脑”的作用，而不是“手”的作用。
用人当用所长
管子曰：“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意思是说，英明的君主授官任事，用人的长处，而避开人的短处。所以，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功名没有不建立的。
管子认为，领导者对下属的任用必须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充分发挥每一个下属的才能。
在《管子·形势解》中，管子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
“爬高走险，是猿猴的长处而却是人的短处。用猿猴的长处来要求人，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
换言之，只有以人之所长来要求人，才有利于人的才能发挥；倘若以人之所短来要求人，必然一事无成。
管子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管子在当宰相三个月后，与齐桓公评论百官时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龙颜，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
由此可见，管子主张，以人之所长，委任其能发挥所长的工作，如此才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更好地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