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词风格流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若问宋词中有哪些流派，人们必答曰：“豪放”、“婉约”两派。这种分法自明代张提出来以后，一直为人们所接受，解放后的一系列论著也大都因循此说。现在的问题是，豪放、婉约能不能概括宋词的风格与流派？这种“两分法”的合理性究竟如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回顾历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宋词风格与流派的研究情况，总结其成就与不足，为今后的词学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一、宋词风格流派研究的历史回顾
历代词话在论述宋词风格流派时，往往划分为两大类型。早在宋代，胡寅在《题酒边词》中就已注意到苏轼词具有异于传统词的艺术特征。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中的一段记载，更反映了词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但这还只是就个别词人的作品风格进行比较，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明确的阐述。
最早把“豪放”和“婉约”这两个词语相对并举以区别词的风格、流派的，是明人张。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稍后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但从严格意义而言，他们所指的仍是词“体”——风格，而不是“派”。
在词中明确提出“派”这一概念始于清初的王士祯，他在《花草蒙拾》中将张的“两体论”改为“两派说”，并举出他的同乡人李清照、辛弃疾分别为这两派的代表人物：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为宗，豪放惟幼安（辛弃疾字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此后，虽然还有三派说、四派说、七家说、十四体说等，但皆不如两分法影响之大。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豪放”、“婉约”这两个概念来给宋词分期别派，评论优劣，褒贬抑扬。
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别格”的倾向，如《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当然，也有少数人主张以豪放为正，如刘熙载《艺概》云：“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左”的文艺思潮影响，词学界则又极力推崇“豪放派”，出现了扬豪放而抑婉约的趋势。如胡云翼在其《宋词选·前言》中说：“（豪放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词里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婉约派）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这种词学观点，在解放后出版的其他文学史和词论著作中也同样可以见到。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派的开创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说：“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更以苏、辛为词坛的革命者与代表，而把周邦彦、姜夔等人列入“宫廷词人”与“格律派”，评价过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学者仍然主张：“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周楞伽：《周楞伽再答施蛰存》，《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然其间亦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詹安泰先生曾指出以二派论词不过“是论诗文的阳刚阴柔一套的翻版，任何文体都可以通用，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真正要说明宋词的艺术风格，这种两派说就未免简单化”。因此，他按风格的差异将宋词细分为八派（详见《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二、关于宋词中有没有“豪放”与
“婉约”派问题的争论
“两分法”的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词学界在探索新的研究途径时，才开始有人对“两分法”的合理性提出疑义。如施蛰存先生在致周楞伽先生的信中指出：婉约、豪放是作品风格，而不是“派”，宋人论词，亦未尝分此两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他认为，在南宋词坛上，稼轩是突出人物，然未尝成“派”，因为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吴文英虽有不少徒众，隐然成派，但也不能说他为婉约派。总之，施先生不同意以豪放、婉约将宋代词人“截然分为二派”，主张如果写《词史》，不宜说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983年，吴世昌先生又接连发表两篇论文（分别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和《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提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的看法，认为苏轼的豪放词还不到十首，不能被视为豪放派的代表。他从宋人的创作情况入手，对“豪放”、“婉约”二语的具体含义进一步加以阐发，指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说论者“这种机械的划分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对南宋词，吴先生虽未否定所谓“豪放派”的存在，但认为用“豪放”二字概括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吴先生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许，如施议对、刘扬忠先生等。刘扬忠先生在《宋词研究之路》一书中指出，豪放、婉约“这种简单划分，显然不能反映两宋词中词体、词派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是一种片面、表面和似是而非的做法”。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刘乃昌先生认为：“研究作家的艺术独创性，似乎不宜用统计学的方法作死板地苛求。”苏轼豪放词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却为词体开拓了表现领域，为南宋悲壮慷慨的爱国词开了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辛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称为“词中一体、词苑一派”（刘乃昌：《宋词的刚柔与正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李秉忠先生也认为，“判别风格、流派并不主要决定于同类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少”，而“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作家作品是否是一种开风气的、有影响的、预示着广阔发展前途的新生的力量，是否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谢桃坊先生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他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词学史》一书中指出：“如果从宋词发展过程来理解苏、辛的异同，则不难见出他们之间有开创与继承的关系，他们的风格类型相同而艺术个性又颇相异。因而那种以苏轼根本不能算作豪放词人和苏、辛之间毫无共通之点的意见是极为片面的。”
除以上观点外，还有一种较为中立稳妥的观点，他们虽然沿用二派说，但又不完全赞成这种简单的做法。如万云骏先生认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虽然可以基本上划分，但不能绝对划分”，指出“对豪放派和婉约派，都应该作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吴熊和先生认为二派说既有长处，亦有不足。其长处“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与词人的大致分野”，其不足在于显得粗疏空泛（《唐宋词通论》）。
三、对“豪放”、“婉约”两分法的一些思考
宋词中“豪放”和“婉约”两派之分，从明代沿用至今，影响很大，不能说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这种划分显得过于简单、笼统，不能完全精准地反映宋代词坛百花争艳的面貌，有不少问题难以说得清楚，因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怀疑和争论。
首先，从词的创作实际看，用豪放或婉约这样单一的风格概念无法阐明作家的艺术个性。例如苏轼，人称北宋“豪放派”的开派人，他的“大江东去”词当由“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来歌唱（俞文豹《吹剑续录》），固然可见其“豪放”。但据统计，这些经常被人们当作例子举的“豪放词”，仅《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一共还不到十首（详见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若因此而用“豪放”来概括苏轼的全部词作，显然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实际的。又如辛弃疾，他的词“有豪放的，也有婉约的；有清淡疏宕的，也有秾丽绵密的；有‘大声铛’，也有‘昵昵儿女语’；有高古的，也有卑俗的，变化很多，不拘一格”（陈迩冬《宋词纵谈》）。至于说到婉约派词人，用简单的“两分法”论之，也是不妥当的。如分别被张、王士祯称为婉约词人之首的秦观和李清照，也写有风格或苍凉或豪放的作品，如秦观的《满庭芳》（红蓼花繁）、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等。还有姜夔等人的词作，存在既难归于婉约又难归于豪放的情况。
其次，从词史研究的角度看，用传统的两分法来划派，容易导致宋词分期上的混乱和失误。
现就20世纪以来几种有代表性的宋词分期意见分述如下：
（一）胡适的“三个段落”说。在1927年出版的《词选》序中，胡适把唐宋词的发展分为三个段落：唐至北宋中期为歌者的词；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诗人的词；南宋中期至元初为词匠的词。他认为，第一个阶段的词，包括柳永的词，主要是应歌之作，其内容不外乎相思离别之类，形式上大都“采用乐工妓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表现得都不够充分。第二阶段从苏轼开始，至辛弃疾而大成，“这些作者都是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词体到了他们的手里，“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写。这时“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胡适对这一阶段的词是肯定的，评价也最高。第三阶段，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作者都成了“词匠”。在胡适看来，这时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般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胡适的这个看法，显然带有个人的嗜好与偏见，因而是很不公正的。
（二）龙榆生的六段说。龙榆生于1933年创办《词学季刊》，并在该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两宋词风的转变》一文，把宋词发展划为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教坊新曲促进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文士制曲与典雅词派之昌盛六个阶段。这种划分考虑到了词体之演进与风会之转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其他一些影响词体演变的内外因素有所忽略，对南宋词的考察亦欠深入。
（三）薛砺若的六期说。薛砺若在《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49年）中将宋词的发展直接分为六期：第一期由宋太宗登极直至仁宗天圣、庆历年间，约六十余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第二期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约七十多年，是花之怒放时期（或“柳永时期”）；第三期约自宋哲宗绍圣间起，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时止，约三十余年，是柳永时期的总结集时期；第四期约自徽宗宣和以后起，直到南渡后庆元年间，约七十余年，是苏轼派的抬头或朱敦儒与辛弃疾的时期；第五期由绍熙以后起，至淳祐年间止，约六十年，是周邦彦派的抬头或姜夔时期的开始时期；第六期约自理宗宝祐初起，至宋亡入元成宗大德间止，约五十年，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薛砺若的分期，与龙榆生的六段说接近，唯对南宋词的划分更为细致，但对柳永、姜夔等人评价过高。
上述几种分期方式，虽不无可取之处，却有一个共同的失误，即没有严格按时代次序先后分疆划域、确定分期，而只是从已有的结论或个人的好恶出发，把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强行拉入同一时期，造成分期上的时代错列、源流倒置。如姜夔（1155—1221）与吴文英（1200—1260）、周密（1232—1298？）、张炎（1248—1320）等人不在同一时期创作，却被划入同一时期，因为分期者认为他们属于同一词派；而辛弃疾（1140—1207）与姜夔虽为同期词人，却又被划入不同的时期，因为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词派。不难看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分期者思维方式上的因袭性和守旧性，摆脱不了“豪放”、“婉约”两分法的影响。
第三，简单地用“豪放”、“婉约”二派论词，容易陷入狭隘的偏见之中。如前所述，大约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学术界由于受“****”思潮的影响，在宋词研究中普遍出现一种重豪放而轻婉约的倾向。如胡适对所谓“词匠的词”的全盘否定，以及胡云翼的“主流”与“逆流”说等，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不顾历史事实，而从“政治标准第一”和固有的两派观念出发，生硬地将宋词分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从而加以抬高与贬低。这种随意和简单的做法，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引起了不少词学家的争论与批驳，但其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退。
由此可见，用婉约、豪放二派论词，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它的这些不足之处，使得词学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特别是学术界空前活跃、成果迭出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四、未来新局面的展望和开创
在认真回顾和反思20世纪以来宋词风格与流派研究之后，怎样开创宋词研究的新局面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鉴于词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今后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朝以下几个方向去努力：
1、突破旧的理论模式，切实从词史事实出发。词的发展是多向的，而不是单一的。用传统的两分法不仅难以对宋词风格与流派作具体明晰的描述，而且有许多现象和问题也难以解释清楚。实际上，前人对宋词风格与流派的划分也不仅止于婉约、豪放两分法。早在清代，就有汪懋麟的三派说（见《梁清标棠村词序》），郭麐的四体说（见《灵芬馆词话》卷一），周济的四家说（见《宋四家词选序》），戈载的七家说（见《宋七家词选》），陈廷焯的十四体说（见《白雨斋词话》）等；顾仲清则认为词于豪放、婉约两派之外，还有中正一路（见高佑《迦陵词全集序》引）。另还有按正变和疏密分派者。这些划分虽亦不尽妥当，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强求将唐宋词纳入张所分的婉约、豪放两体，而是更多地注意到唐宋词人在源流、风格上的众多差异”（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值得我们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