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普·西德尼爵士没有让父亲的谆谆教诲落空。他在朱特芬战场上把水让给战士的高尚行为会永远为人们铭记。他死后，福尔克·格里维尔，他的一个朋友，带着巨大的遗憾说起他：“事实上，他是真正道德的典范，他适合做一切事业，征战、农耕、宗教革新，无论哪一项，他都会是所有人中成就最辉煌、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他异常地热爱人类、热爱美德，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从他这里得到尽可能的宽慰、保护和友谊。……这种爱心在他，并不只是仅仅针对他周围的人，而是对所有人类而言。他主要考虑的不是妻子儿女，更不是他自己，而首先是造物主的荣耀，是为国家和人民效劳。”
贵族的后代未必就是贵族。古代，世界上很多伟人都是崛起于草莽之间。柏拉图并不是贵族，但他的哲学使他变得高贵。斯多噶派哲学家克莱修斯开始只是一名角斗士，他在雅典终日靠为城邦居民的花园浇水维生。毕达哥拉斯的父亲是一名银匠，欧里庇德斯的父亲是一名园丁，德谟斯提尼的父亲是一名刀匠，维吉尔的父亲是一名陶工。那些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可以跻身社会最上等的行列，而上等人如果没有名誉和品行，就相当于把自己贬低为了下等人。前者的上升是因为他的见贤思齐，才德出众，而后者正是因为疏忽大意、品行不端而贬低了自己。
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谁不知道莎士比亚出身卑微，父亲只是一个乡村剪毛工？还有本·约翰逊，虽然出身砖瓦匠，到最后却成为一个“成长的绅士”。还有像做过制衣工人的英尼格·琼斯、铁匠昆廷·马蒂斯、陶工约叔亚·维治伍德、仪表工詹姆士·瓦特、木匠约翰·亨特、裁缝伊萨克·米尔讷、编织工约瑟夫·兰卡斯特、农夫罗伯特·彭斯、药剂师约翰·济慈，这些从劳工阶层涌现出来的绅士，哪一个读者不是耳熟能详？
托马斯·卡莱尔的父亲是一名泥瓦匠，这位《法国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曾说：“一切手艺里面，最高贵的就数泥瓦匠；一幢牢固的建筑，它的生命要比大多数书籍、比一本洋洋洒洒、下笔万言的书长久得多。……我该向父亲学习。他怎样造他的建筑，我也该怎样写我的书，这样到了生命的终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走向另一个世界与他团聚。……他在苏格兰农民中的角色，也许就像萨缪尔·约翰逊在他的作品中描述的角色那样。我为我出身农民的父亲感到神圣、自豪，即使是用国王的宝座来交换我也不要。我该感谢上帝给我如此无可比拟的赐福，我该努力使自己的生活配得上它。”
当休·米勒这位泥瓦匠出身的人被姆科西博士推荐并接受贝尔法克斯逻辑与形而上学学会主席一职时，米勒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份天赐的高贵礼物，即便是做泥石匠或机械工这样一份礼物，他都应该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中去神圣地履行。你有了这样一份礼物，就要接受并履行，上帝会给你打开各种方便的大门。”姆科西博士作了许多演讲并且出版了许多作品，这些令他的声誉一度达到顶峰，后来，他又被选举担任更高的职务——美国普林斯顿学院院长。
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使徒书信》中准确地描述了基督徒绅士的品质：“仁爱（或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忌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第13章48节。我们所熟悉的一位夫人也曾经对我们指出，《圣经·旧约》的第十五诗篇也描述了一位真正绅士的特征：“他就是行为正直、处事公道、忠于内心的人。他不以舌头诽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诽谤邻里。他藐视匪类，却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即使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的信仰与原则。”按照这一段话中的精神去行动的人展示了一种最为高贵的生活方式。“唯一真正的高贵——深深地扎根于品格之中的东西——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仁爱（或爱）。如果这种东西得到普及，那么，我们将再也找不到粗鲁的莽汉、未受过教养的农民和思想平庸的工人。”《尊敬的弗里德里克·罗伯特逊》。
巴尔卡勒斯伯爵三世特别同意圣·詹姆斯的见解，并且很喜爱他的《天主教使徒书信》，这本书特别强调，绅士这个词意味着基督徒所有的优秀品质和美德。第四代伯爵皮特最明显不过地指出：“当我们处于繁荣时，巴尔卡勒斯并不喜形于色，但当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时，他却无比坚定——这就是真正的男人。”
曼林主教在伯明翰就英格兰可能受到威胁这一议题作演讲时，他提到了英格兰四面的海洋和四种美德。他说，他不相信四面的海洋能保卫英格兰的安全，他也不对此抱任何希望，但是他把他的信心寄托在这个民族四种伟大的美德上——这四种美德是：谨慎，谨慎可以完善知识；公正，公正带来完美的意愿；节制，节制教导人们在享乐的诱惑面前自我克制；坚忍，坚忍使他们遭受苦难和处于困境时保持坚强。
基督教最纯粹的礼节就是令人愉悦的态度。令人愉悦的态度适合于老人，也适合于年轻人，总是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优雅。令人愉悦的态度是一个人最好的同伴，它比黄金中镶嵌着的红宝石和钻石更能修饰一个人的外表；令人愉悦的态度无须你付出任何东西，但它的巨大价值却无可估量；因为它能给持有他的人带来幸福，同时又在其他人的心中播下快乐的种子。这种态度关注的是人性中最光明的一面。在对他人进行评判时，它避免了任何对动机的猜疑，同时又能做到富有耐心。有这样一种态度的人在谈话时习惯于选择最令人高兴的话题，而避免谈论错误与缺点。这样一种态度能传播最美好的话语，珍爱最美好的思想，并以各种方式来使社会交往的过程变得甜美和谐。令人愉悦的态度是心灵的美，就像身体的美一样，它几乎能赢得其他的一切。但不同的是，它从来不会变老，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张老人的脸显露出令人愉悦的表情更美。不论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不论你的脸是方是圆、是大是小，只要带着愉悦的态度，挂上一个发自内心甜甜的微笑，那么你的人气、你的善良、你的受欢迎度都将瞬间升值。
所罗门说：“一颗令人愉悦的心灵造成了令人愉悦的外表。”他在其他地方还提到：“一颗有善行的令人愉悦的心灵就如同一剂良药。”对于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生命来说，令人愉悦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从很多角度看，它都是成功的源泉。为了消退狂热的情绪，为了战胜在接受重大责任时不可避免的困难，这种精神必须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令人愉悦的态度意味着一种满足的精神、一颗纯粹的心灵和一种仁慈博爱的性情。它也意味着人道与仁爱、对他人慷慨的欣赏，对自身却恰当的自制。这种态度并不是通过偶尔做一两次善事的方式体现出来，它更多的是由生命中富有修养的谦恭、日常生活中的美德、基督徒式的性情和同情，以及亲人朋友的良好品质中体现出来。小小的河流比飞泻而下的大瀑布更为有用；前者以一种柔和安宁的美在静静地流淌，而后者飞泻而下时有可能毁灭一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情心是一种普遍的溶剂。没有同情，就没有理解。不借助于同情心，一个人就无法为他人所容忍。人们天赋的才能往往随着他们同情别人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当缺乏同情心时，那些试图要提高基督徒式品质的努力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很多人徘徊于他们那狭隘的自我安乐与陶醉中，他们总在思考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些对他们有巨大帮助的人们。正是对离开那狭隘自我空间的恐惧，使得很多人堕落为卑微的庸人。这样，我们就有了很多“伟大”的盲信者和“伟大”的书报检查制度——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同情心的缺乏。而同情就是基督教的本质。“要互相亲爱”，这是一句最简单的句子，但它所包含的福音足以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完善。塔尔福德法官在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有人问我：‘为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和谐，英国社会最缺乏什么？’我只会回答一个词，最缺乏的就是‘同情’。”在塔尔福德颤抖的嘴唇里吐出“同情”这个词的那一刻，他的灵魂也慢慢飞向了远方。
从道德律令和宗教箴言的角度说，绅士的品格意味着温和的行为。他决不会欠下无力偿还的债务。他会非常鄙视为了自己衣着和外表而向那些也许比他还要穷的人借债。只有那些“伪绅士”（当然是对一些人的讽刺）才会过分地在衣着上对自己进行装饰，才会通过过分夸张的服饰和人造的珠宝钻石来炫耀自己。这样的“伪绅士”只是一个伪君子，不过据说伪善也有不少功劳，就像恶对于善一样；但是，这些“伪绅士”以假乱真的意图通常容易被人们识破。
绅士们一旦认准了对方，他们就会用眼睛注视着对方，并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他们天生就互相理解。他们也欣赏各自的美德。这就是查尔莫斯博士所具有的一种品质——他对卓越品质会敏锐而快乐地欣赏。除此之外，他们还互相认同对方的仁慈与宽大。一位真正的绅士对他的狗都很仁慈，而一位“伪绅士”即便对他的妻子也不会仁慈。有着绅士风度的人是亲切而温和的，同时他又很慷慨。当然，这并不需要完全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毫无疑问，在金钱问题上发挥他的仁慈心就要处理得特别小心，往往许多慷慨的做法，最后的结果都证明弊大于利。